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视角的模糊和暗转
作者：王先霈
叙述角度的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被提出，而小说远在公元前就已经产生。就是在今天，小说家也不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叙事学的公式去写作，他们从自己表达思想和艺术创新的需要来安排叙述角度的变化。于是，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叙述角度的故意模糊和暗中转换。
鲁迅的《祝福》写祥林嫂的大半生，由“我”的“所见所闻”的角度写出。其实，“我”常年远离故土，对于祥林嫂的遭遇所见甚少，所闻居多。小说里有许多细节发生时，“我”不在场，何从闻见，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祥林嫂最初由卫老婆子带到鲁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谁观察得这么仔细，又在什么时候告诉“我”？这种地方，用全知角度，更为合理。可是，这篇小说如果采用全知角度，将会大大逊色。从“我”这样一位新派知识分子的感受来看祥林嫂，看鲁四老爷，在一头一尾“祝福”的喜庆气氛中，写“我”听说祥林嫂的死去的心态，才能使读者“悚然”，“背上遭了芒刺一般”。而中间的描写如果严格局限于“我”的目光，又难免单调粗略，所以既需要第一人称，又需要向全知角度偏转。
邓一光的长篇《我是太阳》和他的中篇《父亲是个兵》有若干重合，长篇是全知视角，因为讲叙关山林几十年生涯保持一个固定角度，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在中篇里用固定视角也不容易做到，作者却采用第一人称。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作品的立意，就是从儿子的眼里，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老一辈军人。在中篇的开头部分，来家探望的叔叔伯伯对“我”说，“你的父亲，他是真正的兵”。轻轻一笔，点出了和平日子里新生代对硝烟里出生入死的父辈的崇敬，也透露了两代人的心理距离，具有全知视角不可能产生的效果。
长篇和中篇都写了将军回到故乡，写他看到老根据地的贫困之后的震惊、愤怒、惭愧。同一位作家，写同样的事情，因为采用的叙述角度不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对读者的精神冲击力，就判然有别。在《我是太阳》里，将军听了乡人的哭诉，他的心理怎么表现呢？用全知视角，只好在外部动作上做文章：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吧嘎吧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
在写实性很强的小说里，极力夸张近乎浪漫传说，并不带来强烈的感染力，反而显得不很谐调。而在《父亲是个兵》里，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早已牺牲的大伯的遗孀大婶面前，接下去是作为儿子的“我”的反应：
我被那个场面给镇住了。热血一股股地往我脸上涌。我的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里还有一粒子弹。我的父亲他从来没对人说过软话，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
不是从冷静、客观、中立的全知叙述者的眼睛，而是从儿子“我”的眼睛看，看到一辈子刚强、倔犟、孤傲的父亲满含热泪地跪在他的大嫂脚下，强烈的对比引起惊诧，继而是理解，懂得了父亲平日貌似冷漠的外表下面炽热的心。读者感到的比“我”感到的更多，他们看到了两代人心灵的沟通，看到了新一代的英雄主义火苗的燃起。
《父亲是个兵》不可能一直保持内聚焦的视角，他写父亲参加革命的最初动因，是被财主戏耍伤了自尊，有一个农忙季节吃肉的场面：
蒸肉一块块足有四指膘，白花花颤巍巍卧在喷香的霉干菜上，让喝酒的人眼珠子一个个几乎掉了出来。雇工们整齐地咳起嗽来，把嘴里的烧酒咳得像下雨一样。
那显然是暗转到全知视角。为了第一人称具有的强烈效果，在局部用暗转、越界来弥补的不得已，读者会欣然接受。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