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活着》：一篇关于“活着”的寓言
作者：陈美兰
小说主人公福贵，数十年前原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地的地主家庭“阔少爷”，因是独苗，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又爱嫖嗜赌，败掉了全部家产，变得一贫如洗，从此开始了他的苦难人生。解放前为给母亲抓药治病，到城里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两年后辗转回到家中，母亲却已逝去。解放后土改分到了五亩地，他与妻子家珍及一双儿女本可以勤劳过日子，重新去实现祖辈留下的发家古训：“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
小说的叙述到了这里就更为惊心动魄。生活并没有按照福贵最基本的生存意愿向前推移，反而要他面对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令人窒息的死亡：大跃进的野蛮劳动和紧随而来的大饥荒，使他妻子家珍落下了不治之症；接着是儿子有庆，在献血时因医生失职过量抽血而不幸身亡；聋哑女儿凤霞，好不容易找到真心爱她的歪脖子丈夫二喜，但在分娩后却因大出血而死亡；凤霞死去不到三个月，卧床多年的妻子家珍也终于撒手尘寰；女婿二喜为挣钱养活儿子苦根而不惜卖命苦干，可一次工伤事故就夺去了他的性命。四岁的孙子苦根与爷爷福贵相依为命，还没到七岁，就成了福贵劳动的好帮手，但最后却在意想不到中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一般的阅读很容易会以为小说是写一个农民家庭在近数十年的现实遭遇，但实际上，土改、大跃进、文革等等，都不是作者要展开描写的重心，它不过是作为一种生活底色，作者在这种动荡而又难以捉摸的生活底色中所要突出的，是死亡，是一次又一次看似离奇却又符合常理的、不断重复的死亡，他要用主人公不断面对这些死亡，来有力地激起人们去思考、去体味“活着”的深层寓意。人的活着，就要具有面对死亡的承受能力。“活着的幸福”与“死亡的惨痛”，是人生紧紧黏合的两个“镜面”，人在生存中会像福贵那样，会有夫妻相濡以沫的慰藉，会有清贫中家庭的温馨，会有儿女双全的欢快，会在失去亲人后又意料不到地得到亲情的惊喜，会有新生一代的降生而燃起的不灭希望，但这一切却又都避免不了、也无法绕开的是死亡。这就是“活着”的无情的哲理。正因此，活着的人们是多么需要平静、需要沉稳和内心的坚强。
小说在故事叙述的开始，所设置的福贵命运“落差”的情节，也是富有寓言性的。福贵年轻时曾因家势的显赫、父母的骄纵而放荡不羁、挥霍无度，终使家庭败落，几乎一夜之间从“阔少爷”变成了穷光蛋。但也因此逃过了土改被划为地主的厄运，没有像二龙那样因赢了他的赌债而成暴发户，结果在土改中被枪毙。这种命运的阴差阳错，除了戏弄人生的无常变幻外，实际上它成了“活下来”的福贵能承受一次次死亡灾难的心理基础，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越想越险，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我想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这下可要好好活了”。在福贵身上，人生的“无常感”就是这样转化为人生的“正常感”，因此，他获得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平稳心态。
《活着》有两位叙述者。小说的主要部份，是主人公福贵的倾诉，是在他经历了数十年苦难人生后，孤寂地与老牛为伴的境况下，对自己命运的倾诉；另一位则是听取他倾诉、并被他的倾诉深深吸引的年轻人，一位下乡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采风者。这种叙事安排，既使整个人生故事有着真实的现场感，使我们直接听到了一种经历了苦难、却又超越苦难，娓娓地叙述苦难的平静的声音；同时，又透过年轻采风者的目光，看到老福贵在田头牵着疲惫的老牛耕田时与牛调侃的无奈神态，看到他那与牛一样“黝黑的脊背”，看到在阳光下他那“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这一切似乎又更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对待苦难的超然和“活着”的坦然。全书的最后是以年轻采风者发自内心的一段话结束：“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这诗一般的语言，正是把他从大地上感悟到的生活真谛，诚挚地传递给我们读者。
陈美兰，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