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滑稽和反讽

作者：王先霈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讲到反讽的时候说，文学史里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就是破坏语言的表面含义与作家真实意旨之间一对一的简单关系，不是言在此意亦在此，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其目的是把读者引出通常的叙事框架，实现思想的跳跃。这样破坏成规的做法有过不同的命名，中国古代称之为滑稽。《史记》有《滑稽列传》，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所谓“乱异同”，就是制造歧义、多义和意义的悖反。《滑稽列传》的传主是俳优，也可以说是口头小说家，陪侍在皇帝身边，以言辞逗皇帝高兴。其下者吹捧歌颂皇帝，叫做“优谀”；其上者讽喻提醒皇帝，叫做“优谏”。优谏的勇气和聪慧都是很可钦佩的，聪慧往往就体现在反讽的运用——听起来是说皇帝如何之好，言外之意是指出皇帝的不是。例如，司马迁记述的优孟，当楚庄王的爱马病死，群臣逢迎国君，请以大夫之礼棺槨葬之，为此相互争论不休，优孟入殿，仰天大哭道，“楚国堂堂，何求不得？以大夫礼葬太薄，请以人君之礼葬之！”这是用归谬的方式，把要批驳的观点推到极端，表面是主张用重礼，实际是挖苦庄王。
　　两千多年来，反讽在不断发展，从言辞的反讽到情境的反讽，从一般的情境反讽到哲理性反讽，一步步愈益深刻化。小说叙事中，几种反讽都有成功的例证。唐代的黄幡绰，是唐玄宗宫廷里的俳优，一次，玄宗叫左右把黄幡绰按在池塘里呛水，以此取乐，还问他：“你在水里看见什么了？”黄幡绰很有急智，马上编出故事：“我遇见屈原了。”玄宗惊讶地问：“那屈原对你说些什么？”黄答：“屈原说，‘我因为遭遇无道昏君楚怀王，才自沉汨罗江；你有幸陪伴当今圣明之主，怎么也跑到水里来？’”借故事中屈原之口把唐玄宗称为“圣明之主”，是很高的赞词，实际上是抗议他的暴虐。
　　反讽把作家的态度、倾向隐藏在话语、情境后面，扩大了小说的思想容量，深化了小说的韵味，强化了小说的艺术吸引力。加拿大学者弗莱说，反讽是文学中最普通的技巧，是“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它的作用是“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露”。中国古代小说评论的说法是“注彼而写此，一声而两歌”，华莱士·马丁的说法则是“用一套代码传达两个信息”。《红楼梦》里，一再写林黛玉尖刻嫉妒，两百年来无数读者却感受她的单纯和执着；一再写薛宝钗的宽厚温良，两百年来无数读者感受的却是她的世故机巧。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正是一声两歌的典型范例。薛宝钗到潇湘馆找林黛玉，看见宝玉进去，担心黛玉“好弄小性儿”，起疑心，抽身往回走，无意间听到红玉和坠儿说私秘话，又担心红玉“人急造反”，便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装作追赶林黛玉。红玉倒吃惊地想:“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明地里褒薛贬林，却深刻地揭示了薛宝钗阴狡的一面。
　　美国“黑色幽默”代表作家约瑟夫·海勒，是现代反讽高手，他的作品里既有修辞的反讽，一般情境的反讽，更有高度哲理化的反讽，哲理性反讽是现代叙事文学的重要特征。海勒的成名作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赋于官僚体制所有恶行的权力，至于什么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它的依据何在，是不能问的。小说里写到，一群女孩被人无端赶走：
　　“这总得有个理由，”约塞连固执地说。他用一只拳头使劲捶着另一只手掌。“他们总不能就这么闯进来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吧。”
　　“没有理由，”老太婆呜咽道，“没有理由。”
　　“那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第二十二条军规。”
　　约塞连问：“他们没有给你看看第二十二条军规吗？你们就没有叫他们念一念吗？”
　　“他们没有必要给我们看，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老太婆回答。
　　约塞连继续问：“什么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老太婆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用严肃甚至悲愤的口吻，叙说极其荒唐的事情。海勒说：“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这句话道出了现代反讽的社会批判性质，同时也对读者的领悟提出了要求。“第二十二条军规”进入英语词典，成为人们通用的语汇。西方的纳博科夫、马尔克斯，中国的余华，东西作品中，都有反讽的成功运用。反讽，是未来作家施展才华的重要领域，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