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向父母道歉

作者:侯 强




  多年来,往日成长中点点滴滴不懂事的叛逆,像一把利刃尖锐地逼问着我的良知,面对亲恩,我没有资格高谈阔论,只有向父母说一声道歉。
  我是1978年出生的,我的爸爸和妈妈相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经济萧条,物资匮乏,国家的主要精力不在于发展经济,而在于搞阶级斗争。
  爸爸是为供自己上大学的哥哥而远离家乡独自出来工作的,妈妈则是随同我的姥爷从西安被遣返回长治来的。因为我姥爷虽是那个年代北京大学税务系的高才生,但一顶祖上是富商的黑五类帽子就压得让他窒息,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一个所谓的出身不好就使我的姥爷背负了一生莫须有的罪名,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很多类似的家庭不可回顾之痛吧。
  爸爸和妈妈在这种情形下组成的家庭,经济条件的紧张和物质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据多年以后妈妈的回忆,在我出世后,家里曾经一度有过想要把我换成一个女孩的想法,因为两个儿子的吃饭需求量,足以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记得“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我的姥爷去北京平反,在太原转车时就病倒了,爸爸赶过去,日夜陪同。那次姥爷住院由于病情反复,时间长达七十多天。家里留下妈妈独立支撑,到了五十多天的时候,家里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买粮食了,妈妈就把刚满两岁的我放在小轮车里推着,领着我的哥哥,收拾好家里的衣服,到集市上一毛两毛地卖钱。每每想起这段,我和哥哥总是泪水涟涟,虽然看着爸爸妈妈像讲故事一样轻松地说出来,对其中的困难轻描淡写,但我们可以想见到,那种困苦生活中苦苦支撑的艰辛。
  上世纪90年代初,家中所住的家属房面临拆迁,由于受到两家单位的扯皮影响,一时没有了住处,只能租房子住。那时我哥哥在外地上学,本该最体谅爸妈、最宽慰爸妈的我,却在那个时期经历着性格当中最不懂事的“叛逆期”。每天纠集一伙人沉迷在争抢地盘、打架称王的幼稚兴奋中,每天的心思就是如何去追女孩子,去搞几个恶作剧与老师作对。
  颓废堕落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带到了家里,除了有过一两次像一头不堪驯化的野驴一样对着爸妈大吼大叫,还有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爸爸给我买了一支冰棍,我用很轻蔑的口气说:“现在都吃雪糕,谁还吃两毛钱的冰棍啊,拿在手里多没面子啊!”爸爸默默地看了已经长到和他一样身高的我一眼,转过身,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看着他的背影,当时就后悔了,但道歉的话却哽在心头,一直没有说出来。
  还有更加恶劣的一次,妈妈腿部做手术住院时,我放学后想去玩游戏机,没有钱,就去病房找妈妈要钱,但怕妈妈不给,我连妈妈的病情问都不问,却昧着良心说我要去买作业本。妈妈偏巧身边没有带钱,找了半天找出了一块四毛钱给了我,还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时至今日,这件亏心事成了我心上最大的一个痛点,像一道枷锁一样压抑着我,什么时候想起,都会锥心刺骨地疼痛,无法描述地后悔。虽然事后我竭尽全力地补偿,但良知依然时时跳出来对我直面逼问,逼问我那不知可耻的灵魂。后来大了一些,我对我自己的颓废堕落的生活产生了怀疑,重新去思量人生的道路和追求,但那段时间的愚蠢行径却成了悬在我心中的一把剑,时时让我隐隐作痛。
  我当兵到部队后,妈妈每星期一封信,都是鼓励我上进,关心我的生活。有一次我抽空打电话回家,才发现妈妈已经生病好几个星期了,她都无法接电话,她给我写的几封信都是趴在床上写的。虽然当兵的日子很苦,但有了妈妈的精神支持,使我笑看风雨,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母亲节时,我看了看中央台十套的《道德观察》节目,四川彭州的一位母亲因为儿子不赡养,78岁了,却只能靠捡拾垃圾凄凉度日。法官要求儿子供给赡养费,儿子一个月只肯给5块钱,在猪肉一斤动辄就要十几块钱的今天,一个月5块钱要母亲怎么生活呵?虽然面对不肖儿子的丑态,当母亲的老泪纵横,但为母的依然心软了,愿意只要5块钱,买点豆腐干当成一个月的菜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儿子的十几岁的女儿居然也麻木不仁地对待自己的奶奶,可以想见,这样的身教影响出来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啊?
  (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