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向自然敞开心灵的精神漫游者

作者:袁 芳




  刘亮程,新疆沙湾县人,种过地,当过乡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点文字。著有长篇小说《虚土》,诗集《另一只眼睛》和《晒晒黄沙集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把人刮歪》《站在黄沙梁边上》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99年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文学景观。其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有《今生今世的证据》。
  
  袁:刘老师,您好!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采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知道您的名字是从阅读您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的几篇散文开始的,逐渐熟悉您并认识您是在读完您的散文集和一些评论家的评论之后。对您的这部散文集,评论界评价非常高,许多网友更是好评如潮。这些评论中您认同对您散文创作意图的评价吗?
  刘:评论家们多是从概念和理性着手评论我的散文,作为作者,我创作之初是没有受到这些创作理念支配的。我文字记下的是一种体验,或者称之为感悟,当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于成长的记忆、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感悟。
  袁:在众多评论中,广东著名诗人、学者林贤治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评论道:“刘亮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阳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但是又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在那里头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生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林贤治先生的最后几句话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一种体验,这种读您文章后的体验与您在写作散文时表达的情感体验是一致的吗?
  刘:是一致的。人往往会为着个人的前途、为将来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拼命奋斗着,而往往忽视了自己生命里最本真的存在,人在尘世的喧嚣中会很少顾及大自然其他生命的存在,我在散文《对一朵花微笑》中表达了一种孤独的存在,也表达了一种幸福的可能,然而却仍然有我的困苦,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
  袁:您在散文《风把人刮歪》中写道:“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在您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中,有着对生命本体深刻的触摸,有着对于所有生命的平等而自由的认识和应有的尊重,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庄子的散文和华兹华斯的诗,请问您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
  刘:我年轻的时候写诗,读过《楚辞集注》,喜欢得不得了,后来读过《庄子》,也很喜欢《庄子》,另外还特别喜欢《山海经》。屈原和庄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确实影响着我文学的创作。
  袁:您在散文《城市牛哞》中写道:“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这种“逃跑”意识似乎是一种痛苦无奈中奋起的绝望的反抗,给人一种精神撕裂的痛苦,我个人感觉很像是听腾格尔唱《天堂》的感觉,那突如嘶裂一般的狂叫、刀割一般疼痛的声音表达的也是一种对“故乡”的记忆和眷念的痛苦。
  刘:你的感觉很有意思,我听腾格尔歌的感觉也是这样。
  袁:刘老师,在经历世纪大转型和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您的散文作品将会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价值,您个人从散文开始转型写长篇小说,能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吗?
  刘:在写散文前,我写过诗歌,八十年代开始写诗,历时十年。当然内容也多是写与村庄有关的事物,后来结集出版了两本集子《另一只眼睛》和《晒晒黄沙集的太阳》,随后即着手写散文,1998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结集成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随后出版散文集《风中的院门》《站在黄沙梁边上》。现在转型历时4年写的长篇小说《虚土》已完成,2006年上半年已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袁:我们在搜狐网上看到有关您《虚土》的访谈文字,我们相信您的这部经过了多年思考的作品一定会得到读者喜爱和欢迎的。
  刘:谢谢,如可能这样,我会感到很欣慰的。
  袁:刘老师,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散文。您知道,您散文《一个人的村庄》中《今生今世的证据》已入选苏教版课文第一册(必修)从而进入中学语文课文中,您的作品一定会在广大中学生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执教的过程中发现学生普遍感到您的散文语言有些抽象化,有时候显得散乱无绪,表达的是一种内心感悟和内在情绪,因而难懂。您认为您的语言会成为中学生阅读和喜欢的一种障碍吗?
  刘:语言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表达方式的不同其实并不是从根本上影响情感的交流,《今生今世的证据》基本上表达的是因为生活流转而对生命的感慨,对世事沦桑的感叹,因为离开家园而珍惜成长的经历,因为眷念家乡而寻找回忆,这种情感应该能被当代学生接受。
  袁:您的这些感叹总体上来说是生活的流转中对时间和生命的感叹,生命是存留在时间中的,而时间是通过人的记忆而感觉到的,您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想寻求的就是那种关于生命成长感觉的记忆和体验,记忆对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吗?
  刘:我认为,记忆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记忆造就不同的人,一种生活过去后,记忆选择了这些而没选择那些,这可能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根本区别。写作也一样,每个作家所选择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
  袁:中学生也有他们身上关于人生浅浅深深长长短短的记忆,或许生长在都市的孩子的个人成长的记忆可能更容易被都市时尚的潮流淹没和人云亦云的语言所遮蔽,因而缺乏独特的生活感受之源。读到您的作品,他们或许既会感到新鲜的美丽又会感到陌生的困惑。
  刘:生活经历和体验的不同当然会产生这种不同,当然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了解到,语文教育曾受到人们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师对文章的解读其实多是把学生向一个显而易见的现成的答案或结论去引导,它是缩小思维,而不是启发学生敞开思维,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大都是朝着一个方面直线思维的,很难去感受事物的丰富和多彩。语文是不能当作数学那样去教的,好的文学都是多意的,是向着所在事物的无限意义敞开着的。
  袁:我们注意到在网上谈到关于您所受到的教育,您对生活过的黄沙梁充满了无限的感激,您说:“这一生中,我最应该把那条死在窝中的黑狗称师傅,将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叫老师”,“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蕴含了全部”。
  刘:是的,黄沙梁教会了我生活,让我对生命的本身充满了无尽的思考,我受到教育是大自然的教育。当然,除了感激,爱、忧伤、快乐、恨、痛苦、绝望,都有。故乡对于我不仅是一个人的出生地,还是一个人的生存寄托和精神寄托。现在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有时候想着想着,好像又回到了那里,回到那种生存中,好像是一个人死后又重返世间,看到那些自己想过、抚摩过的事物,那些东西太珍贵了。
  袁:刘老师,看来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上讲,语文教育是离不开生活的,您能从您个人的经历和体会给我们中学生一些有益的寄语呢?
  刘:贴近自然,关爱生命,热爱自由,注重思考。
  袁:谢谢刘老师给我们中学生朋友的建议,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也诚心期盼您的下一部大作问世,再见。
  刘: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