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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之死辨说
作者：张庆民
《三国演义》所叙杨修事迹，主要采自《三国志·陈思王传》(及裴松之注引《世语》《曲略》)、《后汉书·杨修传》(及李贤等注引《典略》《续汉书》)、《世说新语》等。杨修被诛，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三国演义》称杨修死时三十四岁，这与一些文献的记载不合。《后汉书·杨修传》李贤等注引《续汉书》记载杨修被诛时已经四十五岁。据《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曲略》载：“杨修字德祖……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注又引《世语》载：“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据此可知杨修为曹操主簿时二十五岁。而据《世说新语·捷悟》载：“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裨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曹操征袁绍，在建安四年(199)，以此年杨修二十五岁计，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是四十五岁。所以，《三国演义》称杨修被诛时三十四岁，并非史实。
杨修被诛的原因，也非如《三国演义》所说“身死因才误”那样简单。所谓“因才误”，只是表面现象。杨修被诛，实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外部问题，即曹操与当时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二是内部问题，即立嗣问题，杨修深陷曹丕、曹植之间的斗争漩涡。这两重原因，导致杨修最终必然被诛。
杨修在当时身份很特殊，因为他是太尉杨彪之子，而杨氏乃是东汉名族。据《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明经博览，当时号称关西孔子，历任司徒、太尉等；杨震之子杨秉，位至太尉；杨秉之子杨赐，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杨赐之子杨彪，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所以《后汉书·杨彪传》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范哗也盛赞：“杨氏载德，仍世柱国。”这些都可以显出杨修家世之特殊。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问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陈先生之说，自是不易之论。按陈先生之论，曹操实内廷阉宦之代表，而袁氏、杨氏乃外廷士大夫之重要代表。受儒家思想哺育的士大夫，本是瞧不起阉宦之流的，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中常侍，乃宦官，所以袁绍称曹操是“赘阉遗丑”。袁绍的看法，当然不是个别的，实代表了当时很多士大夫的态度。也正因此，曹操与外廷士大夫之间的斗争，是残酷而复杂的。据《后汉书·杨彪传》载，建安元年(196)，天子新迁，大会公卿，时任兖州刺史的曹操，上殿见杨彪颜色不悦，恐杨彪于此图己，于是托疾如厕，趁机返还自己的军营。这件小事透露出杨彪与曹操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建安二年(197)，袁术据寿春，僭称帝号，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亲戚关系，诬陷杨彪下狱；孔融以不仕相威胁，迫使曹操最终释放了杨彪。此事在当时反响很大。据《后汉书·袁绍传》载，建安五年(200)，袁绍攻曹操，先列举曹操罪状，其中称：“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元纲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蒡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陈寅恪指出：“本来汉末士大夫阶级之代表人袁绍，其凭藉深厚，远过于阉宦阶级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杨彪在袁绍失败后依然表现出强硬态度，不与曹操合作，这种态度，自然会触怒曹操。杨氏、袁氏都是名门望族，袁绍败于官渡，袁绍之子袁谭、袁尚又自相攻杀，袁氏遂败，而杨氏独显。因而，此时杨氏一举一动，都对外廷士大夫产生直接影响。杨彪不与曹操合作，曹操必然拿杨氏开刀，以震慑士大夫群体。所以，即使没有漏泄言教之事，曹操也会以其他理由诛杀杨修，正如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以破坏名教的罪名诛杀孔融一样。
曹操诛杀杨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修深陷曹丕与曹植争立的斗争漩涡。据《三国志·陈思王传》载，曹植因为才华横溢，曹操“甚异之”，“几为太子者数矣”。杨修、丁仪、丁虞都是曹植羽翼。据《世语》载：“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诫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可见杨修的确为曹植筹谋了不少事情。但是，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曹丕则善耍权术，且矫情自饰，再加上“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所以较量的结果以曹植失败而告终。曹丕于建安十六年(211)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立嗣斗争终于尘埃落地。杨修当然明白曹植争立失败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但此时他似乎已经没有回旋、抽身的余地。《曲略》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看来此时杨修即使想远离、摆脱曹植也不能够，事态至此，杨修已全无退路。
杨修本人也认为，他的被诛实与曹植有直接关系。《曲略》载：“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杨修死后百余日而曹操薨、曹丕立。曹操在死前诛杀杨修，意图其实很明显：他不愿为曹丕留下内斗的祸根，所以在死前不久剪除曹植羽翼，从而为曹丕时代的到来扫清障碍。对此，《典略》称：“武帝虑修多谲。恐终为祸乱，又以袁氏之甥，遂因事诛之。”道出曹操诛杀杨修的重要原因。其实，所谓杨修乃“袁氏之甥”，不过是托词而已，因为袁术早在建安四年(199)就因粮尽众散，愤慨结病，呕血而死；袁术的儿子袁曜，也早已逃至东吴，并不能对曹氏集团构成威胁。曹丕即王位后，乃“诛丁仪、丁虞并其男口”，可见卷入立嗣问题的丁氏兄弟，最终也难逃劫难。
因此，曹操诛杨修，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是弹压外廷那些不愿意与自己合作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为曹丕即位扫清障碍。曹操诛杨修，对杨氏及外廷士大夫的打击是很大的。《后汉书·杨彪传》载：“后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日：‘愧无日碑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日磾，即金日磾，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没入官，后为汉武帝信爱；日碑有二子，也为武帝所爱，为帝弄儿；其后长子渐大，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碑恶其淫乱，遂杀之。杨彪对曹操所问，表面上似是自责“无日碑先见之明”，实隐含着对曹操残忍暴行的指责，所以曹操听后为之“改容”。杨修被诛时杨彪已七十八岁，但杨彪并没有因为杨修被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延康元年(220)，曹丕废汉称帝建魏，《后汉书·杨彪传》载：“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各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而曹丕新立，依然想利用杨氏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尽管杨彪辞不就任，曹丕还是授杨彪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
所以，曹操诛杀杨修，非如《三国演义》所说“身死因才误”那样简单。曹操其实是很爱才的，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发布求贤令，公开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发布“取士勿废偏短令”，强调“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公然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可以委以重任。这些足见其求贤之迫切、之真诚。但是，倘若才不能为己所用，甚至对自己的统治、利益构成威胁，曹操就会毫不留情地诛杀，他杀孔融、诛杨修都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