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一个人物的两个自我
作者：孙绍振
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索人物内心深层的奥秘。
在通常情况下，人总是有自己的人格面具，在常态中，人的深层意识（潜意识）埋藏得很深、掩饰得很严密，外界即使有些事变，也可能本能地调节，保持常态。只有在不得已时，在来不及调整或者无法调整时，常态瓦解，深层的精神奥秘才会显出来。用什么手段去逼近深层的精神奥秘呢？郁达夫说，就是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就是情节，情节的功能是把人物打出常规环境，逼迫到非常规境地，或者叫做第二环境，使得人物无法按常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时，隐性的潜在的意识，非常态的第二心态就会冲破表层的日常的面具，人物心理的纵深层次的奥秘就会流露出来。
情节中的突发事件是一种假设。通过假设来测试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要把人物打出常规，迫使其第二心态爆发出来，就成了。关键就是突发事件和人物的心态变幻，只要发生了超越平常的变幻，情节的任务就完成了，其完整的过程便显得可有可无。通过假定的事变，迫使人物的心态发生变幻，莫泊桑对于这一点，似乎是自觉的，在小说中有一段女主人公的心理描述，可能是某种透露：
要是那时候没有丢掉那挂项链，她现在是怎样一个境况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作家说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项链》里，人们看到的本是假货，可以说是一件小事，不足以引起主人公心灵的巨大震动。莫泊桑的杰出之处就在于让主人公误认为它价值巨大，摧毁她常态的小日子，打破第一心态，把主人公的潜在心态从隐性逼到显性层次上来，这就完成了情节的功能。至于后来，发现项链是假货，对于主人公来说，大事又变成了小事，经济也许可以得到补偿，但是对于艺术来说，此后的事情，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情节的任务，就是让读者窥探一番潜在的心态。
这种通过假定性的事变来检验人物内心深层奥秘的小说结构，是19世纪短篇小说结构的一种新发展，和此前的小说有所不同，此前小说写的是整个事变，可能一波三折，目的在全程，环环紧扣，每一环都重要。而在这里，只要一次事变、一次波折就足够了。事实上，只是生命的一个片段、一个断面。胡适在五四时期，在《论短篇小说》中，把这称为“生活的横断面”，或曰“纵剖面”。这种构思往往只用一个事变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深层次与表面层次的不同。在《最后一课》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不准再学法语的法令，把一个平日厌恶法语学习的孩子内心深处对法语的热爱逼了出来。至于他日后会不会反复，会不会故态复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常态的打破，把主人公逼迫到一种不可逆的环境中，潜在的心态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莫泊桑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并不在乎这种第二环境是实在的还是误解的，并不一定要让人物真的遭受灾难，哪怕是误会，哪怕是可以纠正的事变，也一样，只要能把人物的潜在心理逼迫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变故，这个失落贵重饰品的突发事件是假定的、误解的。但是，这种假定和想象，却比真实发生的事变更为艺术。因为，第一，它完成了对人物潜在的、隐性的心态的探测。第二，由于其后果的严峻性，显得当年出风头的欢乐，更加无价值。恰恰是假货，引出了真伤害，假的珠宝可以复原，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其中所含的无可奈何、反讽是一般现实的灾难所不能相比的。
莫泊桑的杰出还在于，他的语言，不管是对女主人公舞会上的成功的描述，还是对她日后十年辛劳的“英雄”气概的描述，都隐含着某种讽喻。这种讽喻，主要表现在用语的情感分量略带夸张，隐含的调侃比比皆是。让我们来重新品味莫泊桑对女主人公在舞会上的表现的描写：
她比所有的女宾都漂亮、高雅、迷人，她满脸笑容，兴高采烈……她狂热地兴奋地跳舞，沉迷在欢乐里，什么都不想了。她陶醉于自己的美貌胜过一切女宾，陶醉于成功的光荣，陶醉在人们对她的赞美和羡妒所形成的幸福的云雾里，陶醉在妇女们所认为最美满、最甜蜜的胜利里。
从事前的极度郁闷到舞会上的极度兴奋，都仅仅是为了一条项链。“漂亮”“高雅”“迷人”“狂热”“兴奋”“沉迷”“欢乐”“陶醉”“美貌”“成功”“光荣”“赞美”“幸福的云雾”“最美满”“最甜蜜”，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陶醉于自己的美貌胜过一切女宾。这显然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不可能有人作过这样精确的比较，显然是产生于女主人公自我的主观感受，正是在这样的的词语中，流露出作者微妙的讽喻和调侃，特别是最后的“陶醉在妇女们所认为最美满、最甜蜜的胜利里”，更透露出作者的保留：这种最美满、最甜蜜的胜利，只是妇女们的主观感觉。作者的保留和女主人公的毫无保留，形成了微妙的不统一，讽喻之意隐含其中。至于后来写到项链失落以后女主人公的艰苦奋斗，以“英雄”二字为纲领，则显然是大词小用。通常的英雄应该为国、为民、为集体，或为人格、为精神、为理想而作出超越常人的奉献，而这里却是为了弥补自己一时的风头而造成的后果。二者之间的不统一，也构成了反讽。
讽喻的意味也在于作家超越了女主人公，和她的感觉拉开了距离。作家好像有点冷眼旁观，看着女主人公的情感大起大落：她的虚荣的衣饰带来了胜利和欢乐，结果却是更大的痛苦；在经受了痛苦以后，到头来却发现，一切的痛苦居然是白费，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归根到底，谁作的怪、谁作的孽呢？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主人公的自我折磨。在这样的语言背后，读者可以感到作家既是讽刺的又是同情的、悲天悯人的笑容。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在这虚拟的境界之中，主人公经历的磨难，却必须是真实的，符合生活和情感的逻辑。极端虚荣的女士，被逼迫到灾难性的境遇中，居然激发出如此坚强的意志。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另外一个人，并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是她自己的心灵里所潜藏的自我冒了出来。这又不是人格分裂，而是有机统一的。她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付出，什么都可以忍受，破产的风险、未来的苦恼、残酷的贫困、肉体的苦楚、精神的折磨，都不在乎，唯一不能放弃的是自尊：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偿还朋友的项链，最不能忍受的是朋友把自己当成一个贼。这就是她的道德底线。正是这条底线把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有机地统一为一个人格的整体。
所以老托尔斯泰说过：
有一个流传得很普遍的迷信，说是每一个人有他独有的、确定的品性。说人是善良的，残忍的，聪明的，愚蠢的，勇猛的，冷淡的，等等。人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是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至于说，这个人善良而聪明，那个人卑劣而愚蠢，那就不对了。不过，我们总是把人们照这样分门别类的。这是不合实际的。
人同河流一样，天下的河水都是一样的，每一条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的地方流得很急，有的地方流得很慢，河水有时澄清，有时混浊，冬天凉，夏天暖。人也是这样。人身上有各种品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
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
情节的发展要经得起读者的怀疑和挑剔，否则就可能损害其可信度，所以中国古典小说强调后来结果，先前要有伏笔，叫做草蛇灰线。项链是假的，在先时也有伏笔。这些伏笔很隐蔽，表面看来，好像是闲笔，可有可无，但实际上，把结果的必然性加强了。如当他们夫妇二人到商店去寻访时，商家说，他们只出卖过盒子，并未出卖过项链。又如，玛蒂尔德乐得狂热，拒绝破旧的外衣，逃得远远的，埋下了丢失项链的可能。这就叫做结构严谨，用中国话来说，叫做针脚严密。
当情节完成了探索人物心灵的隐性奥秘的任务时，如果继续写下去，写物归原主，从人物心灵检测的角度来说，并无大碍，但于情节本身则是一种贬值，从审美层次陷落到实用层次，而且是对读者想象和参与创造的一种妨碍。
参考资料：
〔1〕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版。
〔2〕李定清《玛蒂尔德与女权主义——重读〈项链〉》，《语文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
〔3〕姚敏勇《对爱美女性的警示和勉励——〈项链〉主题探讨》，载《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孙绍振《把人物打入非常轨道》，载《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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