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人质”与“票”
作者：张 超
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质后，为何就被叫做“票”了呢？不言而喻，隐喻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票”指称人质这一意义直接通过隐喻手段从其“凭证”义引申而来。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证明：
第一，票的“凭证”义比指人义早出现。目前的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针对“票”所作的解释中都会有这么一项：“作为凭证的纸片”。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这个意义的用例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如：“［净］我儿好聪明，姑娘说侄女，有何不依？小厮，取文房四宝过来。［末］要文房四宝何用？［净］写个票儿，拿他来。［末］这就不是，求亲犹如告债，须是登门相请才可。”（《荆钗记》）而“票”指人质的用例直到民国的文献中才出现。“票”先获得“凭证”义，奠定了它后来喻称人质的基础。
第二，作为凭证的票与被绑匪绑架的人质之间有相似性。票作为凭证，就意味着可以凭之换得所需要的东西，如用银票可以换得银子或其他货物。与此相似，绑匪绑架的人质也可以为绑匪换得他们所需东西，人质也就相应的成了绑匪们获得利益的凭证。作为凭证的人质和作为凭证的票因此而具有相似性，进而人质就被顺理成章地喻称为“票”了。像这样的可为绑匪带来利益的人质毕竟不是纸做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又被叫做“肉票”。不同的人质，能够给绑匪带来的利益不同，能让绑匪换得丰厚利益的，往往被称为“肥票”，只能为绑匪带来很少利益甚至不能带来切实利益的，就被叫做“瘦票”。
但是，以上这种被强盗抢来作抵押的人仅仅是人质中的一种，还存在另外一种人质，那就是被送去作抵押的人。这后一种人质早在先秦时就有了，但那时还不叫“人质”，而是叫“质”，如《战国策·赵策》：“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以三公子为质。”到明清时，这个“质”在白话文献中双音化为“人质”，如《彭公案》第二○七回：“有舞阳镇番兵守官边得利，中原的千总姬文元代表双方交换了人质，两下又叙了和好。”这种人质其实也是可以换得某种利益的凭证，如赵国就用长安君做人质换得了齐国出兵助战。但是查阅众多文献，我们没有发现称这种人质为“票”的用例。同样是人质，前一种被喻称为“票”，而后一种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上述两种人质存在明显的差别，正是人们对两种人质差别的认知，决定了前一种人质被喻称为“票”，而后一种人质则仍然叫做“人质”。
两种人质的差别表现在：第一，成因不同，前一种人质是被绑匪用强力掳去的；而后一种人质是由人质方的人主动送到对方去的。第二，获利者不同，前一种情况，获利的是人质持有者，即绑匪；而后一种情况获利的则是人质方的人。第三，人质持有者对人质的支配程度不同，前一种人质处于绑匪的绝对支配之下，绑匪可以完全不顾忌人质的生死；而后一种人质只是被对方持有，一般而言，这种人质持有者不但不会不管人质生死，反而还要保证人质不受损伤。第四，凭借人质换取利益这一事件的性质不同，绑匪凭人质换取利益，纯属索取，即以他方人取他方利；而后一种情况中，人质方的人凭人质换取人质持有方的利益，类似于一种交换，是以己方人取他方利。
新中国成立前，西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绑架事件盛行，这里的绑匪往往称被绑架的人质为“肥猪儿”，把“人”称为“猪”，这至少反映这样一个现实：靠强力掳得，凭之可索取欲得利益，绝对支配。这些现象的客观存在使绑匪在心理上容易将手中的人质非人化。另外，绑匪的绑架活动是非法的、隐秘的，这种特点决定了绑匪们往往要用一定的隐语进行交流，隐语的最大特点就是给对象另一种称谓。由于票和人质的相似性，绑匪们把这种人质物化为票也就十分自然了。
两类人质，一类被称为“票”，一类却没有，这揭示了人们的认知对语言实践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