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大屋反会变成一家人的累赘。现在看我的老师生活的小区，大环境安全、便利，小环境又安宁、闲适，真的好生羡慕。心里想，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当中，只愿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错过了好时光。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