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 　　他说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长河》，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正读着。他又开始在电话里说“谢谢”，问你读到哪了。我拿起随手俯卧在地毯上的《霜冷长河》，告诉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地一想，其实在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友情、对友谊的感悟与表述。那些感悟与表述，不仅体现在其中专门的一个章节里，更是贯穿在整本书里，也即是贯穿在他日常的现实生活里。你看他笔下的师长、同学、上海人、远方的船长、近处的学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摊前的一次对话，都无不笼罩在友爱与温善的气息里。更何况那些专门来议论友情的话语，失望与寂寞，都显出他对于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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