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太多的人听说我是学戏剧的后，大惊小怪地看我。我也学会了自嘲。我干笑着说，不好意思，我和戏剧“邂逅”了三年。 　　终于还是没有走上做学问的路，三年研究生生活也没能帮助自己沉浸下来。我那时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记得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文学》的小编辑看过我的小说，喜滋滋拿去奉给主编，却被主编轻慢、教训了一通。他只好安慰我，说他将来混到了主编的位子　 　　，一定发我的小说。我像许多现在20几岁又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每天都在认真地问自己：我是做学问呢，还是写小说？结果就是我既没做成学问，也没写好小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这一点和余秋雨老师倒有点相像，既有理性，也不乏感性，不同的是他学问做得好，散文写得又独领风骚。应该说他把自己开发得很好。 　　人们总是更容易看到对方的成功，很少贴近地去想成功背后的众多努力。我就知道在我的一些朋友中，大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他们也和我一样，基本上都还停在“愤青”阶段，沉不太下来以自身的才能去创造些什么，去获取社会的认可，这使他们产生了另一种不理智的心态：在他们眼里，凡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就是媚俗和不光彩的，凡是日子比自己过得好的，就是不正当的。就像他们有的说到我的老师时，总是要冒出几句“愤青”式的话语，有时会连带着把我也攻击一番。我站在他们中间，对谁都客观、体恤。 　　有时会想，像我这样“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如果不是因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如果不是因为他又正好是我喜欢和欣赏的人，我会这样把心态放得平平的来阅读他、追随他、进入他的世界吗？ 　　真把自己问得吓了一跳。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大多不乏才气，也大多埋没于俗间，与社会格格不入。当然这种格格不入，有的属自我放逐，有的则纯属无可奈何。他们可以无保留地推崇某一位远在天边的西方作家、艺术家，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但无论如何，对自己周边冒将出来的新锐人物，是不会轻易服气和认同的，除非是自己的狐朋狗友。这里头有骄傲、嫉妒、不平、不屑等等复杂情绪在作怪，让我们自愿放弃了与同时代另一些同样有才华的人群的沟通。 　　记得早年有一回我和女友去文化宫书市淘书，要淘的当然都是外国文学类，那时是很不屑光顾中国文学的。走过一家书摊，看见那里贴着张海报，是一位永远在写知青小说的作家在那里签名售书。我们都从没耐心读完过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却对他照搬生活毫无想象力的所谓写实深怀恶感与不屑，我们就决定损他一把。瞅了个没人的空档，我和女友肩并肩朝他走过去，满脸文学女青年表情。就在那人想当然要接受我们的崇敬时，我们小脸一变，扭头就走，给他个不尴不尬自讨没趣。跑出了老远，我们还蹲在地上笑得起不来。 　　这就是我年轻时干的众多好事之一。 　　现在想那当然是很伤人很不人道的，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心平气和读过那人的作品，就因为大多数人喜欢他的东西，就让我反感他，不稀罕他。 　　其实还是余秋雨说得好，作为各自独立的作家，最好不要随意把自己的艺术尺度用在别人身上。 　　有一回，我对他说，我的朋友某某（也是一位大名人）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别人对你的议论，对你很有看法呢。他无奈地望着我笑，不知说什么好。 　　我说我告诉我那位朋友，名人都是要被人议论的，中国人爱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人家传你的那些“坏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在认识你老兄之前，我也听到过不少对你的议论，如果我不是后来有幸认识你了解你，成为朋友，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个样子。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到处跟人说你老兄其实是个非常好非常体贴细致的男人，尤其对老婆好。我成了你的业余宣传员了。所以什么事最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为，才好相信。就像别人议论余秋雨，许多是以讹传讹，挺不负责任的。有一次我看到记者采访陈道明的报道，他就说自己一直在抵制“听说”这两个字，先是根除自己嘴里的“听说”，然后是拒绝听别人嘴里的“听说”。我觉得他挺智慧挺有脑子，我们都要跟他学。 　　余秋雨听着我的话，一直在说“谢谢谢谢”，我感觉得到他的真切。 　　冷静下来想，其实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人，在观念与心态上，很多时候比年纪大些的余秋雨，反倒要老旧、迟缓得多。他有时像是一面镜子，我看到他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会蓦然联想起这状态到达之前的许多环节，看到他一次次强有力的行动，更会照见自己死气沉沉和怨天忧人的样子。广告里说“脑白金年轻态”，“年轻态”三个字送给余秋雨很合适。 　　21世纪了，年龄在一天天增加，我想大多数人到死也找不到自己那个位子的。眼看“愤青”成了“愤中”，再一不留神，就该到“愤老”的岁数了。一些笨人和蠢人，每天在那里可怜巴巴或愤世嫉俗，那是他活该，谁叫他无能又缺才。而另一些懒人，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愉快和富裕。 　　此话算是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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