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引用”和“剽窃”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这里先把事实摆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分析。　　 　　余秋雨先生在《笛声何处》下篇“世纪的丰收”《长生殿》一章中谈到这部古典戏剧的作者洪昇时写道：　　 　　洪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招学习，稍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的父亲陆培在清兵入杭州时殉节而死，繁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刘宗周和陈子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洪昇交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物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处于“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入省会(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种种都不会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流露出了兴亡之感，写出了《钱塘秋感》斗“秋火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笛声何处》第133-134页)　　 　　这一大段文字，是有关洪昇父辈、师执和好友等社会关系及交往经历的专论。全文总共435字。一般的读者看过以后，除了感到内容丰富，叙事翔实，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写得很好以外，恐怕提不出什么别的意见。　　 　　说来也实在凑巧，意想不到的情况偏偏让我给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为对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同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谱》，由于搜罗广博，考证详密，深受我的喜爱，差不多读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于是便从书架上拿来《洪昇年谱》，在“前言”的第4——5页上，找到了跟《笛声何处》中那段内容雷同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核对起来。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这两段来自两位学者两部不同著作的文字，不多不少，竟然都是435个，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这个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　　 　　究竟谁抄谁呢?章教授的《洪昇年谱》出版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而其中论述洪昇的这段文字，全部来自他问世于1985年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因此可以断定，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本来我以为，章教授是潜心研究洪昇的专家，余先生是大面积泛论昆曲的行家，就水平和探索的程度而言，难免有高低深浅之分。因此后者从前者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或者移植几个新颖的观点，或者引用几句精彩的论述，甚至按照余先生的习惯，以自己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来个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改装，都是无可指责的。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一般不会有人出来说闲话。如要以防万一，就在哪个角落里注上参考或引自某人某某著作就行了。　　 　　可余先生这次做得实在太过分、太不聪明了。即便是抄，也得有个规矩和章法，有点节制和顾忌，怎么能把人家章教授精心构思撰写的长达435字的人物专论，不作一点删节，不加任何修饰，就一古脑儿地搬进自己的书里呢?而且对于原创者是谁，抄自他的哪一部学术专著，都没有一言半语的交待。这算什么行为?是参考、引用，还是抄袭、剽窃?要知道，章教授原著的那段论述，虽然只用了435字，内容却高度浓缩，语言也是极其精炼的。其中一共涉及十八人，尤其是钱开宗、丁澎、陆寅、正四人的事例，每人都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例如章教授说：“他(洪昇)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句话看来简短，但章教授却在《洪昇年谱》第86-87页详细引用了《三冈识略》、《净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续集》等四部典籍中的六种资料，通过论证才得出的，可谓要言不烦，惜墨如金。余先生不但不费吹从之力照单全收，还把正(亦作、岩)法师的名字误成了“正严”。可见他连那些原始材料都没有看过。　　 　　这种连菜带盘全部攫为己有的做法，算不算剽窃?读者诸君可以讨论分析，余先生也可以据理力辩，但希望千万不要回避，别再闷声大发财。因为问题一经提出，全国的莘莘学子、硕士博士，都在等着结果哪！如果余先生这样的抄袭不算剽窃，而且合情、合理、合法，那他们必然会群起响应，向心仪已久的文化名人学习，到前贤的著作里东抄西撮，轻轻松松地写好毕业论文，或者拼凑几本学术新著捞点实惠，谁都别再去批评和指责他们，因为人家可以拿出余先生的榜样来为自己作“义正辞严”的辩解。否则，就应当如实地告诫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一旦被揭露曝光，必将声名狼藉，难见江东父老之面!　　 　　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治学为文，特别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必须坚持严谨踏实的作风，以科学诚信为本，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某些不良的行为，看来似出偶然，却反映了治学者文品和人品的缺失。尤其是我在本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后学成才和成人的百年大计，希望余先生能引起警惕，万勿以危言耸听视之。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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