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还牵涉到“文革”文学研究中钩沉出某位作家写过歌颂“文革”的作品或写过大批判文章，是否就是揪人家小辫子的问题。“文革”文学研究本来探讨的就是一些负面的文学现象，这种考证和钩沉难免会“伤害人”——伤那些悔其少作，或自诩为“永远站在正面”的作家的面子，这些均希望读者正确理解和对待。因为研究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求真、求全才是科学的态度。　　 　　复旦大学是当年“石一歌”的据点，是“四人帮”横行的重灾区，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因而该校有一些教授对余秋雨不买账。如一位博士生导师在辅导博士生论文时，发现一位学生在写研究余秋雨作品的文章，他连忙告诉他：“此人不值得你花力气写。”　　 　　另一位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则来信云：　　 　　远清教授：　　 　　寄来台湾中央社电讯稿、《长江日报》等复印件有关官司的报道均收到，使我了解不少情况，至为感谢。　　 　　余某如此虚张声势，企图封人之口，除了“名人即完人”的旧思想太重之外，我很怀疑背后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东西怕继续揭出，否则是不必如此的。　　 　　专此布复 并颂撰安　　 　　此信虽短，但能点到要害处。该教授长期与余秋雨打交道，80年代还跟他一起参加过评上海高校高级职称，深知其人品尤其是“文革”中的表现。信中所说的“怀疑”，是有事实根据的推断。他认为“背后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东西怕继续揭出”，这“继续揭出”，就等余秋雨第二次告我即鼓励我“拿出证据来”再进行好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使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立。我由于邮购《山西文学》，该刊主编兼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给我回了一封短信：　　 　　古远清先生：　　 　　信悉。您太客气了，还附了邮票。余某人要打官司，真不知是怎么想的。不做声是最好的处理。您就抖擞起精神应战吧。　　 　　祝好！　　 　　“不做声是最好的处理”，的确是余秋雨的上策。但他是不甘寂寞的人，要他沉默万万办不到，这样只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在武汉接到文友们的电话和信访更多，其中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给我来信说：　　 　　古老师：　　 　　寄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复印件，已收，谢谢。　　 　　关于您与余秋雨的笔墨官司，我从《羊城晚报》与本市媒体略知一二。根据实际材料，对某一问题作出特定的分析判断，本属十分正常的学术活动的范围，即使是因所据资料失实而导致某些谬误，只能通过学术争辩的途径来解决，不应该一下子就怀疑到对方（研究者）的“动机不纯”，更不应该以所谓“侵权”而诉诸法律。我认为，余秋雨先生近十年来在一片喝彩声中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似乎已“狂”到了“忘我”地步。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批评他，他就对谁火冒三丈，实在是缺乏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应有的严谨、大度、谦让与自省的学术风度与文化品质，其表现早已为文化学术界正直人士所不耻。我校中文系邹贤敏教授，日前已向《武汉晚报》记者表明了自己支古谴余的态度。我完全同意邹贤敏先生的看法，在此表示对您的支持。　　 　　真理与正义在您这边。沉着应战，据理争辩，您定会胜诉的。 盼调整心情，保重身体。此祝时安　 　　　　　　　　　　　　　　　 　　这封信代表了学术界的许多人对余秋雨打官司的看法。这类信件，读者写有许多，如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一位讲师来信云：　　 　　尊敬的古教授、远清先生：您好！　　 　　我是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教师。据报载，先生最近惹上一点麻烦，我是从《齐鲁晚报》2002年8月1日所刊登的《余秋雨要和古远清打官司》知道这一消息的。关于余，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一个感觉：他的文章矫揉造作，为人不够真诚，他想通过打官司洗刷自己当年的过错，恐怕只会适得其反，越洗越黑。　　 　　您好像是那个说穿了皇帝的新衣到底是什么的孩子——尽管您早已不是“孩子”，年龄要比我大得多，也可能比余秋雨年长几岁吧？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来信好了！　　 　　敬问金安！　　　　　　　　　　　　　　　　　 　　这位讲师一直关注着官司的动向，一直到余秋雨发表结束“法律苦旅”的声明，他还寄来《青岛日报》的剪报，并对余秋雨文过饰非的做法提出批评，这里就不一一转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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