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其言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反法西斯战争工作，任《文汇报》特派记者。他和著名电影艺术家唐纳过从甚密，由此结识了青年电影演员蓝苹即江青。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从事中共地下工作。解放后，为人耿直的夏其言难免对唐纳和蓝苹的那段情史发些议论，致使“文革”期间被戴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由张春桥点名关押。在“文革”前，夏其言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并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　　 　　上海大型媒体《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图文并茂地隆重推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作者为该刊记者金仲伟和该刊特约撰稿人杨慧霞、王抗美。前面的导语为：“由余秋雨揭露盗版集团是‘文化杀手’所引起的‘谁是文化杀手’的争论，前一段时间逐步升级走调，北大学生余杰宣称余秋雨三十年前是‘文革余孽’，肖夏林等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则称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更有甚者，有人发表文章称余秋雨是‘四人帮’‘帐中主将’，是‘文化流氓’，号召天下知情人出来作证，揭露余秋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民周刊》为了保余，精心策划了这篇分为四大部分的文章：“怀疑，从常识出发”、“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寻找最权威的结论”、“法律专家如是说”。其中第三部分写到夏其言，夏明确地对记者说：　　 　　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孙光萱看了这则报道后，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而约了原“石一歌”成员、后任《文学报》副总编辑的曾文渊，于2000年10月13日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夏其言。夏其言腹部动了大手术，身体虚弱，但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他亲切地接待了孙光萱等人，充分肯定了孙氏《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写得实事求是，公允恳切，而对余秋雨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则多有批评。夏其言斩钉截铁地否定他讲过“没有问题”那段话，并表示要把《新民周刊》访谈真相如实披露出来。事后，孙光萱写了一篇访谈纪要请夏其言过目，夏认为写得太简单，表示要亲自执笔向“周刊”提出抗议，下面是后来他写的抗议信全文(刊于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　　 　　彭正勇、丁曦林同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　　 　　我年近九十，住院治疗已达五个多月，但我经过郑重考虑，仍然决定抱病向你们写这封信。　　 　　贵刊记者金仲伟等三人在《新民周刊》2000年第34期上发表了《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金仲伟为了给余秋雨涂脂抹粉，竟然造谣说我对他谈过余秋雨在上海写作组中“没有问题”一类话，这是肆意捏造的谎言，对此我十分气愤和激动。现将有关情况如实奉告如下：　　 　　今年5月19日下午（即我住医院的四天之前），余秋雨和金仲伟来到建国西路我家，他俩自我介绍并寒暄一番之后，金仲伟就当着余秋雨的面和我的面提出向我采访余秋雨“文革”中在写作组的情况，我当即告诉金，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早于二十多年前结束，当时我曾写过总结报告，送市委“清查办公室”，你可以到市档案馆去借阅有关上海写作组的档案材料。交谈中我曾有意识地提到“文革”是个大灾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妨冷静地反思或反省一下，总是可以有些经验教训吸取的。我还谈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上海新闻文化界中人所共知的，但在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违心地喊过口号（如跟着造反派喊“打倒夏其言！”等）、被迫写过违心的大字报，等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我还把收有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参考，用意无非是希望他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和读者的意见。　　 　　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上述经过情况全部是事实，我绝对没有也绝对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文革”中在上海写作组“没有问题”这句话。金仲伟非但造我的谣，而且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常规，稿子事先不送我过目，出版后又未赠阅样刊，其目的无非是背着我瞒着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更强烈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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