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政治历史大搜身”(2)



  余秋雨为什么在《我为什么提起诉讼?》中敢说“古远清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点我在‘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像样证据(对此我真为自己骄傲),他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待了”?据河北作家陈冲猜测:“余敢打这个官司,没准儿就有这样一种估计:那些事儿即便有,能证明其有的证据,都属于机密,是不会公开的,是被体制严加保护的。体制需要保护那些打手,……”但俗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蛛丝马迹,草灰蛇线,除了那些已被归档的机密,说不定还有什么渣儿沫儿被偶然遗漏在‘外面’。这就要看余秋雨的运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概率不是零,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充分想到、算计到的。”  

  下面,为了回答余秋雨所说我是否“越来越无法向读者交代”,我只好向读者公布这些遗漏在外面的“渣儿沫儿”——  

  1978年8月10日,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原写作组借评〈红楼梦〉搞影射红学的清查报告》中说: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在各条战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同样把黑手伸向《红楼梦》研究领域,大搞影射红学,企图利用评红来配合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批判所谓“儒家”和“复旧”势力,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在朱永嘉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组在1974年3月初还从学校、工厂挑了二十余人,举办了一期“评红学习班”,并指定×××、余秋雨两同志去联系。  

  朱永嘉亲自指定余去办这个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的“学习班”,说明余很受重用,这再次证明余确系朱永嘉的“得力帮手”。  

  ×××于1978年5月31日写的《揭发借评红搞影射红学的情况》中云:  

  我和余秋雨负责联系评红学习班,议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他(朱永嘉)是用贾母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余秋雨这回不光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还担负着策划攻击老一辈革命家选题的重任。余秋雨这回总不能说他办评红学习班和写评“斯坦尼”文章一样,搞的是纯学术研究吧?如果不想翻清查的案,那这个《清查报告》明明讲的是这个学习班假借毛泽东的指示,“着重鼓吹了江青、姚文元的有关黑话。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为现实斗争服务’”。这里讲的“为现实斗争服务”,说明当时评《红楼梦》绝不是在做什么学术论文,而是“作为一次政治运动来搞”(朱永嘉)。学习班为江青提供评《红楼梦》的资料用以攻击周恩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面,请再看一位工人造反派秀才于1977年11月21日所写的《揭发关于原写作组举办评〈红楼梦〉学习班的情况》:  

  当时写文章过程中,有这样几件事,戏剧学院吕××写了篇牵涉到贾母的文章,开始×××同志感到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要他改。但突然有一次×××与余秋雨来,说这篇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说有人写稿给《人民日报》评王熙凤,把王熙凤比作林彪,这样类比下去,这篇文章变成攻击毛主席的了。他们规定,评红不许提到贾母,以免出差错。  

  这个评贾母的题材,原是×××和余秋雨共同议论出来的,可后来感到这样做太露骨,怕泄露了“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因而余严格遵守“四人帮”的帮规忍痛割爱。从“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可以看出余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效力是何等忠心耿耿。  

  这里要交代的是:评红学习班的成员除两位工人外,其余均为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在这个学习班里,负责联系的两位头头大讲“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其中把郭××写的体现了所谓“姚文元精神”,即影射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的《大有大的难处》作为大伙学习的样板。据上述那位工人学员写的揭发材料中说:  

  后来我们都回原单位了,有一次我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同志,他说,评王熙凤那篇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人民日报》准备登。  

  “改得很漂亮”,余帮工人修改文章竟然达到了比攻击周总理的《大有大的难处》还要“漂亮”——这“漂亮”,该不只是文辞出众,还含有火药味更足的程度吧?可见,余秋雨哪里是在从事《红楼梦》的学术研究,而是借题发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他又一次充当了“姚文元精神”的实践者。  

  正是在这种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背景下,一位姓陆的女士于1978年5月19日揭发余参与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活动:  

  这篇文章是王知常在1974年初布置我写的。最初题目是《封建礼教与贾政》,王知常在与我讨论时说,文章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写贾政用孔学统治大观园,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文章通过贾政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与虚弱性,通过贾政这只纸老虎反映没落封建阶级也是纸老虎、一切反动阶级都是纸老虎。最后,王知常说,这篇文章要讲阶级关系,阶级压迫,讲孔子也是贾政,谁要知道孔子是什么人,就可去读读《红楼梦》。  

  根据王知常规定的文章层次,我写了一个初稿。初稿中主要排列了《红楼梦》中有关贾政尊孔、重封建礼教的一些材料。初稿交给王知常,他看后不满意说,我叫你们文艺组同志再修改。以后,文章由余秋雨同志搞。小余在写之前以及在写的过程中,均未与我有过讨论。发表前,我也未看过文章,发表后题目已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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