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孤标傲世偕谁隐——曹雪芹



  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

  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两个世纪以前,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喾,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
  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寂寞地死去。死时,琴剑在壁,“新妇
  飘零”,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用血泪凝成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

  人们对曹雪芹的身世知之甚少,现在所能见到的零星材料记载:曹雪芹,名
  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性格嗜酒狷傲,多才多艺,从曾祖到父亲,
  都是世袭江宁织造,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他13岁以前,曹家是“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后来他父亲因事被削职、抄家,曹家急剧衰落,全家由南京迁居北
  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
  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在凄凉困苦的晚年,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披阅十
  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稿,
  就“泪尽而逝”。学术界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鄂所续(高鄂,字兰墅,另号
  “红楼外史”,乾隆时进士,做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高鄂的续作,
  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他根据原书的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从而使小说
  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文学巨着,其功不可没。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征,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
  总结,又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正如鲁迅所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
  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产生时代,充斥文坛的是千部一腔的才
  子佳人书,而《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薜宝钗的恋爱、
  婚姻故事,但完全打破了才子佳人之作的固定模式。贾林二人是一对要求个性解
  放、为世俗所不容的封建叛逆者。薜宝钗虽是符合“德言工貌”标准的淑女,但
  她也是个悲剧角色。贾林的爱情基础是他们有着背叛封建主义的共同思想,他们
  一致蔑视功名利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反抗礼教观念和封建道德观念,最后为
  封建家长所扼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红楼梦》正是写出了这种悲剧。

  《红楼梦》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大悲剧。曹雪芹勇敢地面对现实,写出了他心
  爱的贵族的命运,客观地预感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作者通过贾府,
  广泛地触及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
  妇女等方面的问题,让读者看到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缩影,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
  的黑暗现象和种种矛盾。举凡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
  剥、包揽词讼、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是统治阶级的鲜廉寡耻、穷
  奢极欲,无不揭露殆尽。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形象
  历史,它的巨大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宝黛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爱情悲剧
  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了沉
  沉的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判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
  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
  爱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提示出它的社会根源,从
  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红楼梦》宏伟完整的结构、细腻逼真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优美成熟的语言,
  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都说明曹雪芹运用艺术技巧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
  他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他们身
  上不仅表露出特有的阶级特征,又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阶级和时代,这一点,“和
  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鲁迅《中国小说
  的历史变迁》),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之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的只有前80回,1791年,程伟元、
  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成为120 回,书名也改为《红楼梦》。《红楼梦
  》刊行之后,立刻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征服了无数读
  者,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人在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郝懿
  行《晒书堂笔录》)。不少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甚至为了
  品评书中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邹韬《三借庐笔谈》),
  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京都竹枝词》)的社会风
  气。《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更是震撼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很多人读《红楼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这些都体现了《红楼梦》的艺术感染
  力。

  200 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着作汗牛充栋,《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
  门的学问———“红学”。随着时代的发展,红学研究也不断地发展,这从另一
  个侧面显示了《红楼梦》不朽的生命力。

  /* 86 */第五部分中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西游记》

  人心生一念,天地今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并有私。

  ———《西游记》

  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
  世不恭之意寓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

  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很少会不知道《西游记》,会不羡慕孙悟空一
  根毫毛就变出一只猴弥的神奇戏法。孙悟空几乎家喻户晓。他会72般变化,练就
  火眼金睛,有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事,他不愿受冥府、天界管束,大闹“三
  界”,自封“齐天大圣”,敢于去天庭与玉皇大帝分庭抗礼,大闹天宫,后来又
  一路保护唐僧历尽千山万水,到“西天”取经。这样一个神通广大、敢于反抗、
  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英雄,还是一只举止可爱的猴子,怎会不叫人喜爱呢。

  《西游记》全书100 回,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七回,孙悟空大
  闹天空的故事。孙悟空原是破石而生的猴子,占领花果山水帘洞自称美猴王,又
  渡海访师学得72般变化。他大闹三界,搅得从天界到冥界天昏地暗。第二部分8
  至13回,交代取经的缘由,描写魏征崭龙、唐太宗入冥、观音访求高僧和唐僧出
  世的故事,为下文取经作了铺垫。第三部分14至100 回,由41个小故事组成。全
  书描写了孙悟空在猪八戒、沙僧的协助下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克服了81难,
  历经艰险,斩妖除怪。

  《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相似,是在民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
  演变才形成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
  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西游记》的故事来自唐僧玄奘只身赴
  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现存《西游记》的刊本,以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
  世德堂本为最早,20卷100 回,不署作者。后来清人考证出了它的作者是吴承恩。
  上世纪20年代初鲁迅写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书中他根据《淮安府志》等
  史料,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为明代淮安人吴承恩所作,此后,学术界基本就
  没有异说。

  吴承恩(约公元1500年—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
  苏淮安)人。年轻时以文名着于乡里,却屡试不中,不久辞归。所着诗文大都亡
  佚,后人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吴承恩出生在一个由下层官吏沦为小商
  人的家庭,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在《淮安府志》里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性
  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吴承恩在科举场上很不得志,直到45
  岁依然还是一个老秀才。中年以后迫于生活贫困,为了维持生计,吴承恩终于在
  好友的帮助下补为岁贡生,在长兴县谋了一个县丞小官职,但由于看不惯官场的
  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不久就辞了职,返回淮安。这一年,吴承恩已是61岁。回
  到淮安后,一度甚至有当隐士的想法,在养养花草、作作诗之余,吴承恩继续他
  的神话小说的创作,《西游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小说,容易作出附会的解释,清人
  所论,“或云劝学,或去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鲁迅《中
  国小说史略》)。近时研究者,又有从“反映农民起义”或“反映市民阶层的斗
  争”立论的。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
  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
  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它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西游记》:“实不过出于作者
  之游戏。”一般不怀偏见、不刻意穿凿的读者,也只是从其中得到一种娱乐此书
  视野广阔,想象丰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提供娱乐,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
  者的思想又是相当自由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
  却十分浓厚。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神话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够发达。《西游
  记》立足于民族文化,又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以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描绘出一
  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创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
  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缺陷,而且体现了中国文
  学在一旦摆脱思想拘禁以后所产生的活力,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又加上作为其原形的各
  种动物的特征,再加上浪漫的想象,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孙悟空的神通广
  大、变化无穷,是人们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又是猴类特
  征和人性的混合。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两个故事结构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通
  过这个神话英雄,寄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他的智慧、力量、勇气、胆略和他性
  格的魅力,激发着人们去征服自然、征服困难。猪八戒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
  惰笨拙,这既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性的表现。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
  中带着奸滑。但猪八戒的形象在作者笔下,不仅不可恶,而且很有几分可爱之处。
  其实,就是《西游记》中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然是丑恶恐怖的。神佛时有可
  笑,妖魔也时有可爱。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的,到人间逍遥上一阵,
  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像黄袍怪爱百花羞公主,罗刹女因母子分离而痛
  恨孙悟空,都很合乎人情。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西游记》以它生动的人物形象、幽默和风趣的故事以及辛辣的讽刺,从19
  世纪开始,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流行于世界。西游记也被多次搬上银幕。

  /* 87 */第五部分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
  “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
  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
  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
  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
  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
  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
  “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
  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
  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
  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
  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
  “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
  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
  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
  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着。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
  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
  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
  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
  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
  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
  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
  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
  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
  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
  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
  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
  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
  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
  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
  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
  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
  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
  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着,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
  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
  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
  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
  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
  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
  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
  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
  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
  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
  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
  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
  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
  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
  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
  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
  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
  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
  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
  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
  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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