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 　　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 　　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 　　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 　　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 　　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 　　监元年（502 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 　　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 　　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着述甚丰， 　　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 　　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 年间的诗文752 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 　　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 首，辞赋99篇， 　　杂文219 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 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 　　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 　　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 　　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 　　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 　　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 　　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 　　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 　　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 　　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 　　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 　　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 　　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 　　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 　　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 　　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 　　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 　　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 　　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 　　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 　　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 　　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 　　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 　　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 　　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 　　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 　　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 　　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 　　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 　　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 　　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 　　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 　　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 　　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 　　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 　　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着名的《文选》 　　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 　　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 　　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 人 　　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 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 　　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 　　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 　　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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