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 　　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 　　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着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 　　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 　　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 　　椽巨笔，长于着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 　　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 　　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 　　退而着书10万余言。他的着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 　　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 　　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 　　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 　　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 　　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 　　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 　　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 　　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 　　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 　　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 　　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 　　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 　　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 　　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 　　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 　　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 　　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 　　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 　　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 　　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 　　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 　　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 　　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 　　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 　　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 　　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 　　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 　　等着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 　　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 　　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韩非子》的《说林》、《储说》都是由纯粹的寓 　　言故事组成，尤其是《说林》，200 多个语言竟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形成一个整体。 　　“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 　　“郑人买履”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这里。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 　　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 　　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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