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我一向认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对国学的看法也不例外。
　　所谓国学，在我看来就是研究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典籍）的学问。这种学问有什么用？可以先从挖掘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维经验来说，这种思维经验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古人总结的某种思维经验，现在已有更为高深、准确的认识乃至理论了，然而古人在对道理的阐释中却有其独特的感悟，今人看了仍能启益心智，这便有用。例如《老子》讲的辩证法是朴素的，当然不及现代的唯物辩证法高深、准确；但《老子》的有些阐述却相当精辟，因此至今看来仍有打动人心的力度。例如他论证“有”与“无”的辩证关系，说“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老子》第十一章，用任继愈先生译文）。现在造房子用砖块、预制板之类，这便是“有”；但如果“有”过了度，整个空间都被建筑材料砌满了，请问那房子还有什么用？因此今人分配住房十分重视究竟有多少“使用面积”。当然他也应该知道，倘若没有“建筑面积”，那么“使用面积”也便不存在了。再把这个实例提高到一般来说，《老子》就作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结论。
　　又如欧阳修的名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其中反对天命论的彻底性不仅比不上后世的唯物论，甚至还比不上某些先秦思想家；文中所讲的“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也很一般化，近似“老生常谈”。但欧阳修在论证这些道理的时候，却用了生动的事例，并以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表述了他的深刻体会，于是这篇文章便也能打动人心。“人心”这个东西有时很冥顽不灵，往往需要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来打动它，方能形成比较牢固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所以说“真理是不怕重复的”，只要不是简单的重复就行。
　　第二个层次是传统文化中有些思维经验，直到现在尚未见有更为高深、准确的理论可以取而代之，这就显然更表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因而不但有用，而且大有研究之必要。这种思维经验在中国思想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如儒家学说中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的思想）；但为了更少疑议而易于论述，不妨以中国艺术史中的思维经验为例。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以“气韵生动”为绘画“六法”之首，从那以后，中国画家无不追求“气韵”，中国有经验的欣赏者也都能从优秀的画作中感知“气韵”；这说明“气韵”作为一种美的表现的确存在，然而至今无人能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能达到“气韵生动”。推而广之来看，像“气韵”这样在中国艺术史上频繁出现的独特概念无虑数十；每一个概念都像一把钥匙，有可能打开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的宝库；那真是大大有用有益的事情。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用有益的东西，加以挖掘、筛选、阐释与发扬，便是国学的任务。这个国学的概念，其内涵比旧的以“整理国故”、考校古籍为主的“国学”是大得多了；研究的动机也不完全相同。因为从前研究“国学”有逃避现实的因素在，现在研究国学则是面向现实的。因此新的国学研究必须大大增加对现实有用有益的内容，以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国学的发展也必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强大的生命力。但新的国学研究既然有艰巨的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任务，那就必须充分继承和发扬从前“国学”研究中那种求真求实、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也必须充分利用从前“国学”研究中的正确方法与丰富成果。
　　国学要真正能对现实有用，看来一方面不能对传统文化采取“玩儿”的态度，更不能把它当作“模特”，常常穿了不断变化的“时装”来表演；但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能一味强调“坐冷板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任何学问要对现实有用，都必须了解现实，甚至还要转变观念，才能使真才实学与客观实际挂钩对口，从而有的放矢地解决实际问题。
　　（选自《金开诚学术文化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