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茅盾先生20年代末流亡日本期间，曾写过一批散文，其中发表于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的是一篇不足700字的随笔《卖豆腐的哨子》。
　　文章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后引发的巨大而又“难言”的怅惘忧愁。那么，作者具体又因何而愁呢？文章表现得“难言”而隐晦。但我们可以随着作者对自己情感的四次“排除”，进一步明确其心理历程。
　　第一不是乡愁。“像我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茅盾先生早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以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为工作，所以文中常夹有英文，“outcast”指被抛弃的人。时值大革命失败，身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的作者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自身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饱尝异党杀伐的白色恐怖。远走异国他乡的他宣称自己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这种愤世嫉俗之情，自然有别于“如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夜晚响起”的“优雅”的乡愁。
　　第二不是理想之愁。“烟云似的过去”，“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我们从茅盾赴日前写的名著《蚀》三部曲中可以看到：太多的流血牺牲、背叛欺骗，使茅盾先生对革命斗争的残酷产生了清醒的认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渺茫的，少年时的单纯轻狂、乐观幻想，已被现实中的风雨礁石打磨成失望与迷惘。这种深积在心底的伤痛大概的确不是能被每天“卖豆腐的哨子”所唤醒的。
　　流落异乡者惯有的两种情愫被排除后，又剩下什么呢？又还有什么忧愁怅惘总在作者胸中“回荡起伏”呢？接下去，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作者在夜市看到的是条件艰苦、衣衫褴褛、为生活而挣扎的小商贩。当我们的猜测渐趋明朗时，作者却又继续为我们排除。
　　第三不是怜悯。“我知道怜悯是亵渎的。”当你的地位比对方高，生活比对方好，希望比对方大，有能力帮助对方时，你才有资格去怜悯对方。而漂泊异乡的茅盾先生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四不是同情。“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那些小商贩在潮湿的泥土上铺一片薄席，和货物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拼命“夸卖”招徕顾客。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相比于自身，文人对痛苦的承受力和对生命的渴望是远不及穷苦人的，（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局就是明证）所以面对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收获更多的是感动。
　　四次排除后，我们知道茅盾先生横亘心中的“愁”，不是因为自己的名利荣辱、儿女情长，而是因为广大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既然不能叫做廉价的“怜悯”、“同情”，那么就应该是对黑暗的社会、不公正的命运的无限感慨。这种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直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只能无止境地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呻吟；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子承父业，一代代安享他人血汗的盛宴。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挺身而出，英勇抗争；有人醉生梦死，甘于沉沦；也有些人“翻身碰头”之后，苍白无力的惆怅感叹就油然而生。毋庸讳言，1929年的茅盾先生，其心态正是如此。《卖豆腐的哨子》如同“潘多拉的魔盒”，放出了种种痛苦、郁闷、伤感、无奈，却偏偏关住了希望，让人读完之后，备感彷徨沉重。这也正像古人所说：“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面对残酷的现实，多愁善感而又天性脆弱的读书人除了叹息，又能怎样呢？其实不单茅公如此，这似乎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对辛亥革命失望后，鲁迅曾躲在北京寓所抄古碑（《呐喊自序》）；和“左联”同志产生分歧后，郁达夫曾租一椽破屋，整天欣赏破壁腰上的蓝色牵牛花（《故都的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沉浸于“淡淡的哀愁”（《荷塘月色》）；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东渡日本去研究史学、文字学……
　　斯人已盖棺定论，我们当然不会怀疑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文学家们的坚定性，我们都理解跋山涉水的长征需要小憩，艰苦寂寞的航行需要暂避风雨。其实，也正是《卖豆腐的哨子》所表现出的那种虽流落异国他乡，却不以自身为悲，视天下苍生为己任，深入骨髓的佛般慈悲的心肠，让我们看到了茅盾先生超出常人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