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人俗，其艺未必俗。茨威格写巴尔扎克平生所为俗事连篇累牍，然而不碍其为旷代文豪。唯其艺不俗，故巴尔扎克自负其征服世界的魅力：“彼(指拿破仑)以剑锋创其始者，我将以笔锋竟其业。”雨果则在其坟前云：“当他站在时代上面去创造绝对价值，没有顾虑到去迎合同时代人的趣味时，巴尔扎克就到达最伟大的地步。”人俗如张瑞图，其字则高华典雅，绝无俗意。说赵孟頫俗，那是民族意识蒙蔽了审美意识，其实，赵孟頫的字是不会与“俗”字联姻的。我们不为贤者讳，齐白石对金钱的爱慕和吝啬，的确去雅甚远，但齐白石的画俗吗?我们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人性的二元论：当上述大师趋附名利时，灵魂的蒸发物是“庸俗”；而当他们创造绝对价值时，灵魂的蒸发物是“高雅”。
　　最能悟到自身灵魂俗、雅二元组合和分裂的是托尔斯泰，他说有一个人性的托尔斯泰和一个兽性的托尔斯泰，而兽性的托尔斯泰恒为人性的托尔斯泰所打倒。亦如《伊德和自我》所云，原始的伊德显然是很不堪的；唯有“超我”的追逐，使伊德趋向完美。
　　显然，当艺术家升腾着庸俗之气的时节，和天下的俗人没有任何区别。俗谚云“诗人之作清绝，慎勿为邻居”，恐怕是这诗人灵魂二元分裂和组合表现特显，故诗可读，而人不可交。谢灵运即是最佳例证。
　　当一个艺术家创作时，他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当他不创作时，离于道、摒于德、背于仁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样的例证亘古至今，不绝如缕。哲学家似乎也不例外，譬如卢梭和弗兰西斯·培根。这种矛盾的状况，是不能轻易用“伪君子”三字去说清的。上帝造人或女娲造人，大体用的泥巴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二元结构的形成，我们可以追溯到杳远的太古。
　　即使同一作家和画家，其作品也可能蕙莸杂处，雅俗并存。雨果在巴尔扎克坟前固不会罗列他所写的充满脂粉气的、鄙俗的、同时效力于几个文坛鸨母的文章，茨威格却读到过这些，然而权衡轻重之后，茨威格还是把崇敬和赞叹奉给了巴尔扎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龚定庵(龚自珍)的一首诗，可谓深恶痛绝。细味之，的确俗得可以。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闭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偶赋凌云”时，龚定庵灵魂中蒸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千古绝唱；而当他“偶倦飞”时，鄙陋人性暴露无遗，对女人说谎，而且目的是“寻春”。百年之后，我深为龚定庵耻。然而权衡巨细，我在愤怒之余，还是把尊重奉给龚定庵。
　　我们所希求的当然是道德文章兼美的完人，然而当我们以此尺度去苛求古人时，恐怕打击面会过宽。所幸我们欣赏的是艺术成果，而不一定先了解古人的隐私劣迹后再读其诗歌文章，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把比较宽容的尺子，可以容纳一些甚至是坏人的作品。时过境迁，坏人的劣迹与他的作品距离会越来越大，恶劣的品德和秽行，作为原始的兽性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剩下的好东西总是属于人类智慧的一部分。于是，我们会读到元遗山论谢灵运时的备极赞美之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谢灵运以“池塘生春草”五字流芳千古，而那些“无补费精神”的诗人早为人忘却，这些诗人中必然有为人品格比谢灵运高尚百倍者。艺术的审判台不是道德的审判台，这是史家所必须注意及之的。
　　(节选自范曾散文集《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