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历史断面中的人像展示
作者:李建东
《茶馆》为三幕话剧,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发生在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来表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老舍是展示“小人物”生活的大师,他把展示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形式,将剧中众多的人物放置在不同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人物之多,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第一幕时,他才二十多岁,他的处世哲学是:“我按照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们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因此,他从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人,但总免不了被敲诈勒索;为了能让茶馆经营下去,他也顺应时世的变迁,不断改变着茶馆的经营方式,目的是求得一家人的生存。这样一个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的小商人,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馆终于被霸占,自己则在绝望悲愤中上吊自杀。与王利发不同,常四爷性格刚强,他不善于向别人作揖、哀求,“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是一个“旗人”,但是眼见朝廷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贫困,他发出了“大清国要完!”的感慨,便被捕入狱。到第三幕时,七十多岁的他以卖菜卖花生米为生。“我爱咱们的国家,可是谁爱我呢?”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发出的凄凉呼号。秦仲义是另一种性格的重要人物,他是维新变法后出现的民族资本家。他企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寸步难行。他的工厂在夹缝中惨淡经营,先是被日本人“合作”,后又要被国民党政府作为“逆产”而没收。最后也是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老舍先生不愧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除了上述三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形象也莫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能够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塑造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人物群像,除了老舍先生对各色人物的细腻观察和对生活的洞察了解之外,与他所经心采用的独特的戏剧结构也不无关系。从整体来看,《茶馆》采用的是“人像展览式”的“开放型”的戏剧结构,“以人物带动故事”,打破了”一人一事”为主线的传统戏剧结构形式,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把众多人物的生活片断巧妙地用主题编织起来。比如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在三幕剧中分别展现了他们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的不同遭遇,十分自然而巧妙地串连起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抗战以后三个时代的社会画面。其他众多的次要人物也都是如此。这样就使得剧作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靠人物不同命运的变迁去推动剧情的发展,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潜在的戏剧冲突。这种“事断而人连”的历史断面式的戏剧组合,更注重社会生活画面的铺陈与渲染,“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从而反映出那个独特的社会和时代风貌。
《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个个性格鲜明,虽然有些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串场式的人物,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原因就在于语言的个性化。出于“葬送三个时代”的需要,老舍以特有的幽默语言尖锐地讽刺与嘲笑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丑类。如第二幕唐铁嘴夸耀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接着又说:“我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侯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少吗?”实在是无耻。便衣特务吴祥子、宋恩子敲诈王利发的一段话,同样精彩。两个家伙笑容可掬,语气委婉,一搭一档,要钱不提钱,只说“那点意思”,如果不给“那点意思”,就别怪“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表面上和和气气,实际上用软刀子杀人。这种话外音和潜台词,在剧中比比皆是,正如剧中人物的一句台词,“你怎么绕着脖子骂人呢?”体现老舍先生含蓄、委婉而多讽的喜剧风格。
这种独特的风格与老舍先生运用“侧面透露”法的结构手段也不无关系,这正表现出《茶馆》艺术构思的高妙。剧本里“莫谈国是”的标语时时更换,但封不住人们的嘴。当舞台上出现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老人照当年出殡的规矩撒纸钱的时候,观众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他们不只是在祭奠自己,也是在为旧社会送葬。人物支撑结构,结构突出人物,只有老舍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如此地使二者浑然天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