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谈梅话竹亦“冲淡” 就兰赏菊岂“平和”?

作者:李建东




  周作人的散文以“冲淡”“平和”著称。所谓冲淡平和,一方面是指文字比较质朴、平淡,采取“谈话风”,有“涩味”,不太注意辞藻的修饰;另方面是指作家对所写的事物,往往不明显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但如细读周作人的有些散文,可以发现其冲淡后的躁厉,平和下的峻急。小品《梅兰竹菊》便是如此。
  “梅兰竹菊”是中华民族影响最为广泛的四种名花。且不论它们秀美的外表,就是其中的象征蕴涵,也可以令喜爱它们的散文家大书一笔了。而周作人则全不如此,对这四种名花的描绘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只是从花名儿考证的角度立意,这就为散文写作带来一定难度。首先,“梅兰竹菊这四种‘花’,不晓得叫什么‘名堂’”,起笔点明文章的用意在于考证“花名儿”。并拿儿时看过的《芥于园画传》为例,说明这些花草之类远“不及山水和人物好玩”。孩子们眼光与全文的基调是一致的,在没什么“好玩”当中,点出四种花的平常。这与讲究笔法的现代散文中所谓“先抑后扬”或“欲檎故纵”的技巧不同,文章一平如镜,随意道来,不动声色,不露雕痕。
  接着从“梅兰竹菊总之是东方的东西”入手,用一个比喻:“穿的好像是丝织品,不然是一套棉衣的衣裳,全没见一点时髦气”,来说明四花“但不见俗气”。这在全文是对四花的唯一褒扬。但点到即止,决不延宕。于是笔锋一转,考究四花的来源,不论《禹贡》之于竹,《诗经》之于梅,还是《离骚》之于兰,陶诗之于菊,虽然信手写来,未加任何主观评断,但仅从风骚陶诗之论,褒贬之意,已在其中矣!段尾笔锋再为一转,以竹之见赏,始于三国魏末;菊之始载,见于《尔雅》作结,用互文之法,揭示四花的象征蕴意皆是人为,以为下文中外比较张目。
  第三段将文墨稍为宕开,仍从考据名实的角度,说明四花“在外国的名字,也证明是外来的。”不论是“请中国利用”的“小敦盛草”,还是神神秘秘的“班部”,抑或“定的适当”的“黄金的花”,尚且差强人意的话,那么“李代桃僵”的“普路木纳”和直译“争丸苹”的,“俄耳吉斯”,简直是对我们崇之敬之“傲然立雪”的梅与“冰骨玉肌”的兰的大不敬甚或亵渎了。然而作者并不以为然,则是平和地赞同“这立名非不得当,倒是很有天真烂漫之趣了。”这不是对名花儿的无所谓,而是以平常之心,隐藏着一个朴素的人生态度:花就是花,是自然而又自然的东西。名实不过是人为加上去的东西罢了。
  末段从“但是梅兰竹菊在我们中国,还自有它们确定的地位的”起笔,似乎该畅谈四花的象征美誉了,却不料又顿下笔来。只从四花的生长状况谈起:竹之易地的挑剔;梅之“暗香疏影”,亦不过“孤山处士”的“调味”而已;兰一出山,便“很是娇贵难养”;菊花称“满天星”,尚不妨就势趋名地“随处乱种一番,若有了“黄金”之类的别名,“便也非有个别名的花园来培养不可。”虽然梅与竹可以“种着看看”,但“种花一年,看花十日”,除外,梅不过是“一根老树”,而竹则“需要择地”。那么,都还不如“翻看画谱里的梅兰竹菊”惬意呢!
  乍一看来,文章“冲淡”而入,“平和”而出,似乎没有什么“寓意”;所谓“情趣”者,“智识”者,亦不甚了了。但细读慢品,又觉其间仿佛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哀怨和无奈。哀怨者,梅兰竹菊四花,不过与其他花草相等,所谓微言大义,实乃人为所加罢了;无奈者,于国人之名花四品,而在国外并不被重视。且它们娇贵井择地而生,欲窥真容,真不如去“画谱”里找图样聊以自慰好了。本文体现了周作人的“平民思想”,就如“梅兰竹菊”,实勿需赋予过重的负载,过多的含义:花就是花,植物之一种,如此而已。这种人生态度与创作手法与古代散文的“婉而多讽”、当代散文的“托物寄兴”看似相反,但其实在其冲淡平和的风格之下,又蕴藉着深沉与峻急的一面。正如周作人本人所慨叹:“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乎和冲淡的文章来。”(《雨天的书·自序》)胡适也很推崇周作人是“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见,分析周作人散文,一味用“冲淡平和”去套解,不看其背后的另一层面,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