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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碎片：三月，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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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天亮时分亨利醒了，却没睁开眼。他看见一团朦胧的白色光影自动缩拢，一段记不起来的残梦遗迹。叠于其上的有手有脚的幽暗形体向上漂游，如空白天幕之上的乌鸦。他睁开眼时，视线正迎上女儿的双目，房间里一片暗蓝。她站得离床很近，头与他的平齐。鸽子在窗台上活动，咕咕哝哝。父亲和女儿互相瞪视着，都没有说话。外面街道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亨利的眼眯了起来，玛丽却把眼睁得更大，她的嘴唇微微嚅动，小小的身子在白色睡袍里颤抖。她看着父亲又沉入睡眠。
不一会儿，她说：“我有一个阴道。”
亨利动了动腿，又醒过来。“是的。”他说。
“所以我是个女孩，是吗？”
亨利用胳膊支起自己。“回床上去，玛丽，你会冷的。”
她从床边走开，到了他伸手所及的范围之外，面朝窗户而立，面朝着灰色天光。“鸽子们也分男鸽女鸽吗？”
亨利仰身躺了回去，说：“男鸽女鸽。”
玛丽向鸽子的声响凑得更近，倾听着。“女鸽也有阴道吗？”
“是的。”
“长在哪里呢？”
“你觉得会长在哪里呢？”
她想了想，又听了听，扭过头来望着他：“羽毛下面？”
“是的。”她开心地笑起来。灰蒙蒙的光线变亮了。
“回床上去。”他假装恼火地说。
她向他走过来。“回你床上，亨利。”她命令说。
亨利挪过去，掀开被子，她爬了进来，他看着她睡着。
一小时后亨利从床上溜下来，没弄醒孩子。他在淅淅沥沥的莲蓬头下站了会儿，后来，又在一面大镜子前停留片刻，审视着自己滴水的身体。身体的一侧被星期日水样的光照亮，镜子里的他看上去颇有雕塑感，伟岸，像是能做出超人般的事迹来。
他匆忙地穿衣。在厨房里倒咖啡时，他听到公寓外楼梯上的喧哗声和脚步声，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探视。天上正下着小雨，光线在变暗。亨利走进卧室，望着窗外。身后玛丽仍然睡着，天空阴郁而愤怒。
他朝街道两头看去，目力所及处，都站满了准备收集雨水的人。他们在打开防水油布帆，两个人，或者一家子一起动手。天色更加阴暗。他们把布帆铺过马路，四角固定在排水管和栏杆上，又把桶滚到街道中心，从布帆上收集雨水。尽管四下一片忙碌，但却很安静，一种暗含着嫉妒和竞争意味的安静。像往常一样时，打斗爆发了。空间很有限。亨利的窗下两个人影扭打在一起。起先很难看清他们。现在他看到一个是身材粗壮的妇女，另一个是二十出头的瘦弱小伙。他们用胳膊锁住对方的脖颈，缠在一起像一只巨大的怪螃蟹侧向推进。雨水瓢泼而下，角力者们被忘却了。他们的布帆堆在脚边，争执中的那块区域也被别人占去。现在他们只为自尊而战，几个小孩围拢在旁观看。他们滚到了地上。忽然间那个女人翻到了上面，膝盖顶住男人的喉咙，把他压倒在地。他的脚徒劳地踢蹬。一条小狗加入了战斗，它那粉红笔挺的物什在幽暗中分外鲜明。它用前爪紧抱住男人的头，腰臀微颤如琴弦，粉红的舌掠出，舌根毕露。孩子们大笑着把它拉开。
他从窗边转过身来时，玛丽已经下床了。“你在做什么，亨利？”
“看雨。”他说着把她抱进怀里，带到了浴室。
走去上班花了一小时。他们中途停了一次，在切尔西桥的半中间。玛丽从小推车里爬出来，亨利举着她，让她能够看到下面的河。那是一样每日必行之事。她沉默地望着，看够了就会稍稍扭动一下身子。每天早上成千上万的人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亨利很少能碰见同事。如果碰见了，他们就默默地一起走。
他们部的大楼从一片宽广平坦的石铺地面上拔地而起。推车撞上了缝隙里的青草。石头被压得碎开或沉了下去。平地上散落着人类的遗留物。蔬菜，腐烂的或者被踩烂的；被压扁当床的纸箱；焚烧的残迹和被烤的猫狗的尸体；生锈的铁罐；呕吐物；磨损的轮胎；动物的排泄物。地平线上矗立的那钢与玻璃的垂直立面已然是遥不可及的旧梦。
喷泉上的空气因为苍蝇密集而显得灰扑扑的。男人和男孩每天来到这里，蹲在宽阔的水泥边缘上解手。远处，广场的一边，几百个男女还在睡觉。他们包裹着颜色鲜艳的条纹毯，那些毯子在白天标示着店铺的空间。从那群人里传出一个孩子的哭声，随风远播。没有人动弹。“那个宝宝为什么哭？”玛丽忽然大声发问，但她的声音很快消失在这个广阔凄惨的地方。他们继续匆匆前行，他们迟到了。他们那么渺小，是那一大片区域里唯一移动着的人影。
为了节省时间，亨利抱起玛丽跑下楼梯到地下室。还没进弹簧门，就有人对他说，“我希望他们能按时到。”他转过身把玛丽放下。游戏组的组长把手放在玛丽的头上。她高逾六英尺，面色憔悴，双眼下沉，颊上血丝游布。她再度开口时，双唇紧裹着牙齿，挤出笑容，踮足而立。“如果你不介意……报名费。你想现在就定吧？”亨利迟了三个月。他答应第二天把钱带来。她耸了耸肩，牵起玛丽的手。他看着她们走过一道门，瞥到一眼两个黑孩子猛力地箍在一起。闹声尖锐，震耳欲聋。门一关便都归于沉寂了。
半个小时后，亨利开始打那天早上的第二封信，他已经记不起第一封的内容。他打的是上级的潦草涂鸦。临近午餐时间，他就快打完第十五封信的末尾了，却已经忘掉了开头。他并不想移动视线去页面上方看。他把信拿到一个更小的办公室，交给一个人，看也没看是谁拿着了。亨利回到桌子边，午饭前只有几分钟可浪费了。打字员们工作时都抽烟，空气里充斥着浓烈熏人的烟味，不单是这一天这样，前面无数个日子和将来无数个日子都如此。似乎没有出路。亨利点燃一支雪茄，等待着。
他下十六层楼到了地下室，加入父母们的长队。其中多数是母亲，在午餐时间里来看他们的孩子。一些语声喃喃的恳请者的队列。他们来是出于需要而非职责。他们相互柔声说起自己的孩子，队伍慢慢向门蠕动。每个孩子都必须签字认领。游戏组长站在门边，只要她在场便意味着安静和秩序。家长顺从她，签了字。玛丽就在门边等他。她看到他，便把两个紧握的小拳头举到头上，不懂事地挥舞着。亨利签了字，牵起她的手。
天空已经放晴，石板上蒸腾出令人作呕的热气。开阔的广场上现在挤满了人，像一个蚂蚁军团。广场上方蓝天清晰地衬出一勾苍白镰月。玛丽爬进推车，亨利推着她在人群中穿行。
那些有东西卖的人都挤到了广场上，在彩色毯子上铺开他们的货物。一个老妇在卖用过一半的肥皂，那些肥皂块摆在明黄的毯子上看起来像珍贵的石头。玛丽选了一块形状尺寸像鸡蛋的绿肥皂。亨利和那个女人砍价，砍到了出价的一半。他们交钱拿肥皂时，老妇做了个怒目圆睁的表情，玛丽吓得缩了回来。老妇笑了，伸手到袋子里拿出个小礼物。但玛丽爬进推车里，不接受它。“走开！”玛丽冲着那个老妇大叫，“走开！”他们继续前进。亨利向广场一个远处的角落走去，那里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吃饭。他绕了个大圈经过喷泉，男人们像无毛的鸟一样栖落在它的边缘。
他们坐在广场一边的栏杆上吃面包和奶酪。他们下方延伸着白厅废弃的建筑。亨利问了些玛丽游戏组的事情。有些关于教导的传言。但他问得随意而轻松。“你们今天玩了些什么？”
她兴奋地说起一个玩水的游戏和一个总是哭的男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美味，凉凉的、黄澄澄的，有着神秘的弧度，放到她手里。“这是什么，亨利？”
“是香蕉，你可以吃的。”他教她如何剥去外皮，讲给她听在遥远的国家它们如何成串地长出来。后来他问，“玛丽，那位女士给你们念故事听了吗？”
她转过身，瞪着栏杆，过了一会，说：“是的。”
“关于什么的故事？”
她咯咯笑起来。“是关于香蕉……香蕉……香蕉。”他们开始踏上回大楼的半里路程，玛丽默诵着她的新单词。
前方远处有什么在引发人群围观。有人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加入其中，一圈人聚拢在一种响亮敲击声、一个击鼓的男人四周。亨利和玛丽走到那儿时，人群已经十倍稠密，那个男人的喊声听得不那么清楚。亨利把玛丽托在肩膀上，往人群深处挤。人们凭衣着认出他是个政府部门职员，冷淡地往旁边让开。现在可以看见了。圆圈的中央是一面漆黑油亮的扁鼓，一端蒙着动物皮，那个男人站立一旁，身形笨重蹒跚如熊，正赤手击鼓。湿透的红色麻布袋绕在他身上犹如宽袍。他的头发红而干枯，几乎垂至腰部。裸露在外的胳膊上毛发浓密暗哑仿佛兽毛。他连眼睛也是红的。
他不是在喊话。随着每下鼓声震荡，他就发出一声深沉响亮的咆哮。他一直盯着人群中的什么东西。亨利顺着他的视线，看见一个生锈的大铁皮罐在人们手中传递，听见硬币丁零作响。接着他看见人群中闪过一道微弱的反光。那是一把长剑，带着微微的弧线，有一个装饰性的手柄。众人伸手去握它，触它，以确定那是一把实实在在的家伙。它与饼干罐做着反向运动。玛丽揪着亨利的耳朵要求解释。他继续往里面挤去，直到从里算起第二圈。铁皮罐过来了，亨利感觉到那男人的红色怒目正盯着自己，往里面投了三枚小硬币。男人敲着鼓，咆哮着，铁皮罐继续传递。
玛丽在亨利的肩头颤抖，他摸了摸她裸露的膝盖表示安慰。忽然间那男人开始说话，两声粗鲁的吆喝，话音浊重而含糊。亨利留神听清了，同时也第一次看见那个女孩。“毫不见血……毫不见血……毫不见血……”她远远地站在另一边，约摸十六岁，从腰部起上身赤裸，光脚。她站着纹丝不动，两手垂在身侧，双脚并拢，目光盯着脚下几尺远的地面。她的头发也是红色的，但发质好，被修剪得很短。腰上裹着一块麻布袋。她是那么苍白，人们完全可能相信，她没有血。
鼓声咚咚，持续震响。剑回到了男人手中。他把它高举过头顶，对着人群瞠目而视。人群中有人给他拿来了饼干罐。他往里面瞧了瞧，摇了摇硕大的头。铁皮罐又回到人群中，鼓声加速。“毫不见血，”男人吼道。“穿腹透背，毫不见血。”罐子又到了他手中，他再次拒绝。众人非常着急。后面的人向前推搡着，把钱扔进来。那些已经给了的朝没给的人吼叫。争吵爆发了，但铁皮罐在被填满。第三次被送还时，它终于得到认可，众人松了口气。鼓声停止了。
那个男人晃了晃头，命令那女孩，显然是他的女儿，走到圆圈中央来。她站在油桶和她父亲中间。亨利看见她的腿在颤抖。人群很安静，急切地不想错过分毫。广场上传来小贩的吆喝声，仿佛出自另外一个世界。玛丽忽然叫起来，声音因害怕而细弱：“她要做什么？”亨利冲她嘘了一下，那男人把剑交到女儿手中。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她，而她看来也无力看向别处，唯有正视他的脸。他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她将剑尖对准了腹部。她父亲弯腰将铁皮罐里的东西倒进一个皮袋，一甩搭在肩上。剑在女孩手中抖动，人群不耐烦地动了起来。
亨利忽然感到一股热流从脖子上披布而下，淌到了背上。玛丽尿尿了。他把她放下到地面上，就在那时，那个女孩在父亲的督促下，把剑尖往腹中推进去半寸。玛丽愤怒地尖叫。她用拳头捶打着亨利的腿。“把我举起来。”她呜咽着。一圈硬币大小的绯红，在阳光下格外鲜艳，从剑锋处洇染开来。人群中有人讥笑说：“毫不见血。”父亲紧了紧宽袍下的皮袋。他对着剑做了个动作，似乎要将它刺穿她女儿。她倒在他脚下，剑喀嗒掉在地上。那个巨塔似的男人把它捡起来，朝愤怒的人群挥舞。“猪猡，”他喊道，“贪婪的猪猡。”众人被惹火了，回敬道：“骗子……杀人犯……他骗了我们的钱……”
但他们挺害怕，因为当他把女儿从地上拽起来，拉着她走开时，他们都散开一条道。他在头上挥舞着剑。“猪猡！”他不停地喊叫。“退后，猪猡！”一块石头结实地扔了过去，正中他的肩。他腾地转过身，丢下女儿，像个疯子一样向人群冲来，剑锋横扫，划出恶狠狠的巨弧。亨利抱起玛丽和余下的人一起跑开。当他回头时，那男人已远去，一路推送着他女儿。众人已经离去，让他带走他的钱。亨利和玛丽往回走，发现推车倒在地上，一个扶手已经弯折了。
那天晚上，在回家的漫长路途中，玛丽安静地坐着，没问什么问题。亨利感到焦虑，但他太累了，管不了那么多。最初的一英里路之后，她便睡着了。他从沃克斯豪桥上过河，半路停了下来，不过这次是为了自己。泰晤士河比平日里看起来更浅了。有人说有一天河水会干涸，宏伟的大桥将会无用地飞架于一片新草地之上。他在桥上呆了十分钟，抽了支烟。很难弄清楚该相信什么。许多人说自来水是慢性毒药。
到家后他点燃了屋里所有的蜡烛，以驱散玛丽的恐惧。她紧紧跟随着他。他在煤油炉上烧了一条鱼，他们在卧室里吃掉了。他向玛丽讲起她从没见过的海，后来他给她读了个故事，直到她在他膝头睡去。他把她抱去床上时，她醒了，说，“那位女士用她的剑做了什么？”
亨利说：“跳舞。她把它拿在手中跳舞。”玛丽清澈的蓝眼睛直看进他眼里。他感觉到她不信，后悔说了谎。
那天晚上他工作到很晚。快两点钟时他走到他卧室的窗边，打开窗户。月落云移，遮蔽了星光。他听到河边传来一群狗的吠声。往北可以看见部属广场上燃烧的火。他想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事情是否会有所改变。身后玛丽在睡梦中叫出声来，笑着。
星期天
我将玛丽留给一个邻居照看，步行向北穿越伦敦——一段六英里的距离——去约会一位老情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现在仍偶尔一聚，与其说是激情使然，不如说只是出于激情的记忆。今天我们的做爱冗长而无效，令人怅然。事后，在房间里的浑浊阳光和破损的塑料家具中间，我们谈起了旧时光。黛安低声抱怨着空虚和不好的预感。她想知道该怪哪个政府或哪种幻想，不然又会怎么样？黛安在政治上比我成熟。“我们可以看看会发生些什么。”我说，“现在翻过身，肚皮朝下吧。”她跟我讲起她的新工作，帮一个老人卖鱼。他是她叔叔的朋友。每天黎明她去河边与他的小船会合。他们往一辆小车里装满鱼和鳗鱼，推到一个小街道市场上，在那里老人有个小摊位。他回家去睡觉，为晚上的工作做准备，她则卖他的鱼。傍晚她拿着鱼钱去他家，或许因为她漂亮，他坚持与她平分。她一边说，我一边为她揉捏颈背。“现在什么东西带着鱼腥味了。”她喊道。我原先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她有很多情人）的经久不散的私密气味，但我没说。她的害怕和牢骚跟我的没什么两样，但——也许是因此——我只是不疼不痒地说了几句。我把手指按进她腰背皮肤的深褶里。她呻吟起来。我说：“那至少是份工作。”
我下了床。在浴室里朝一面样子古旧的镜子里凝视。我松弛的皮肤衬着水槽凉凉的边缘。高潮，虽然来得潦草，却也引发了清晰的幻觉：一只虫子不变的嗡鸣伴随着我懒洋洋的状态。纳闷于我的安静，黛安大声问：“你的小姑娘怎样了？”
“好了，我来了。”我说。我想起来我的生日，再过十天就三十了，继而又想起我妈妈。我弯下腰去洗漱。两年前，一封信通过一个朋友辗转到我手中，粗糙的粉红信纸叠得紧紧的装在一个旧信封里。我妈妈提到一个肯特郡村庄的名字。她在田间做事，有牛奶、奶酪、黄油和农场里的一点肉。她对儿子和孙女致以充满思念的爱意。从那时起，在清醒或烦躁的时刻——说不清为什么——我下定又打消着带玛丽离开城市的主意。我计算着步行去那村庄要一星期，但每次我都有借口，忘掉了自己的计划。我甚至忘掉了计划的反复过程，每次想起都好像是头一次下决心。新鲜牛奶、鸡蛋、奶酪……偶尔为之的肉。不过相对于目的地，旅程本身更让我兴奋。我在水池里洗起脚来，带着一种莫名的感觉，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最初的准备。
我回到卧室时心情大变——就像每次制定下此类计划之后一样，但看到眼前一切如旧不免又有点不快。黛安和我的衣服乱扔在家具、灰尘、阳光和充塞房间的物什中间。黛安从我离开房间后就没动弹过。她仰躺在那里，双腿叉开，右膝微弯，一手搭在肚皮上，嘴唇下撇，一句抱怨隐忍未发。我们取悦不了对方，但仍在说话。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她微笑着问：“你刚才在唱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计划时她说：“可我以为你会等到玛丽大点。”我于是记起这不过是一个拖延的借口。“她已经长大些了。”我坚持道。
黛安的床边立着一个小矮桌，厚玻璃面，一团静止的淡薄黑烟嵌于其中。桌子上有台电话，电话线被从四寸长的地方切断，再过去靠在墙上的是一台电视，木头框、玻璃屏幕和按钮都很早就被扯掉了，现在只剩下几束明晃晃的线缠绕着暗沉的金属。屋里还有数不清的易碎物件：花瓶、烟灰缸、玻璃碗，维多利亚式或黛安所谓装饰艺术风格的。我从来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我们全都会寻觅搜集有用的东西，可是像城市中她所属的那个群体里许多其他人一样，黛安喜欢聚集大量的无用之物。她相信室内设计，风格化的。我们为这些物件争论过，有次甚至很激烈。“我们再也不用手工做什么了，”她说，“我们也不制造或者大批生产它们。我们什么都不做。可我喜欢这些做出来的东西，无论是手工还是流水线做出来的，”（她朝电话示意）“没关系，因为他们仍然是人类创造性和设计的产物。不关心物品的下一步就是不关心人。”
我说：“收集这些东西这样摆放等同于自恋。没有电讯系统的电话只是无用的废物。”黛安大我八岁。她一贯坚持如果你不爱自己，就无法爱别人或接受别人的爱。我认为这很平庸，讨论以沉默告终。
天变冷了。我们钻进被子里，我带着我的计划和干净的脚，她带着她的鱼腥味。“问题在于，”我说，意指玛丽的年纪，“没有计划你就没法活下去。”我把头靠在黛安的胳膊上，她把我拉向她的胸。“我认识一个人，”她开口道——我知道她要介绍一个情人了，“他想开一个广播站。他不知道如何发电。他不认识能够建造或者修复中转器的人。即便这样他还是做了，他知道没有收音机来接收他的信号。他含糊地说到过修台旧的，或者找本书来看怎么做。我对他说：‘没有一个工业社会的支撑，广播站就无法存在。’他说：‘那我们就看看。’你瞧，这就是他感兴趣的节目。他还拉别的人进来，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节目。他只想要现场音乐。他想要在一大早就听到十八世纪的室内乐。但他知道没有管弦乐队。晚上他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会面，他们计划着谈话，课程，他们讨论采用哪条线路。其中还有个历史学家，写了本书，想要分二十六个半小时把它朗读出来。”
“把过去的东西翻出来从头来一遍没什么好处。”我过了一会说道。“我不关心过去，我想要为玛丽和我自己创造一个未来。”我停住不说了，两人一起大笑，因为我在否定过去时，却枕在黛安的胸上说着要回去和妈妈一起生活。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我们滑入了回忆。被黛安的这些纪念品簇拥着，很容易就能把屋外的世界也想象成过去的样子，秩序井然，却隐含灾祸。我们说到我们最初在一起时的某一天。我十八，她二十六。我们沿着一条栽有悬铃木的大道，从肯姆敦城步行穿越摄政公园。那是二月，寒冷而明亮。我们买了动物园的门票，因为听说那里就快要关门了。那次很令人失望，我们没精打采地从一个笼子逛到另一个笼子，一个个沟壕环绕的庞然蠢物般的所在。寒冷封冻了动物的气味，明亮暴露了它们的无益。我们后悔花钱买了门票。说到底，那些动物看起来就像它们的名字本身一样：老虎、狮子、企鹅、大象，不多，不少。我们以温暖的谈话和喝茶活动度过了更舒服的一小时，在一个充满着无穷城市伤感的大咖啡厅里，作为唯一的顾客。
出动物园的路上我们被学校孩子们冲着大猩猩的叫喊吸引。那是一个巨大鸟笼式的笼子，对动物们被遗忘的过去做了简陋而拙劣的模仿。杜鹃花丛中蜿蜒着一条林间小路，一组不规则的晃荡用的横条贯穿笼子，还有两棵停止生长的树。喊叫声是冲着一只强悍的、坏脾气的雄猩猩发出，这个一笼之主正在吓唬其他的猩猩。他们在他面前散开，消失在墙上的一个小洞里。现在只剩下一头看上去像老妈妈（可能是个祖母）的猩猩，肚子上箍着个小猩猩。雄猩猩在她身后追赶。她尖叫着顺着小路跑去，在横条上晃来荡去。他们在笼子里上下攀飞。他离她只有几寸远。她后面的手刚刚离开一根横条，他的前手就抓了上去。
被逗乐的孩子们跳着叫着，而她越爬越高，越爬越快。那个抱紧她的小崽子，粉红的小脸半埋在奶头和皮毛中间，在空中划出大幅的抛物线。现在两只猩猩正在笼顶上追逐。那只母的一边吱吱喳喳地叫，一边往下面的横条上喷洒着她绿色的粪便。公的忽然就没了兴趣，允许被迫害者从墙上的小洞里逃走。学童们失望地叹气。笼子沉默而寂静，猩猩滑稽地从洞里出现，并向外张望。那个笼主高坐一个角落里，回过头用明亮而空洞的眼盯视着。慢慢地笼子里又满了，那个带小崽的妈妈也回来了。她小心地瞥视着她的追逐者，收集了所有她能找的粪便，退守到一棵树冠，在那里她能舒适地进食。她用指尖喂了一点东西给小崽子。她俯视着人类观众，伸出亮绿的舌头。小崽子又往它的保护者身边挤了挤。学童们散去了。
回忆之后我们在沉默中躺了许久。床虽小却舒适，我有点瞌睡，眼皮都已经合上了，黛安说：“这样的记忆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了。一切都改变太多，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我们。”我听得很清楚，却只能嘟哝着表示赞同。我感觉自己在向黛安说再见。外面天气晴朗，阳光和煦。我从车子里探出身来，向站在窗口的她挥手。我发现我控制得很好，当然，我总是这样。汽车安静地向前驶去。我感觉到饿了，但经过餐厅和咖啡馆时却没有停下来。我的目的地是住在远郊的一个朋友，但却不知道是谁。我顺着开的那条路叫做环道。下午很暖和，周遭的车辆灵敏而迅捷，景象不似人间，完全无法理解。地名显示在精确的灯光路牌上。一条瓷砖贴面如卫生间般的刺眼的隧道左拐右弯划出抛物线般的轨迹，又急剧向上飞升，冲进了日光中。男人和女人一等交通灯亮起，便猛踩油门，机械故障和低能的驾驶者是不能被容忍的。一只戴着戒指的手从一扇开着的窗里伸出，在车的一侧敲打。在一幅巨大的胸罩广告前，一个男人在仔细察看他的表。他身后的巨像用力拉扯着自己的带子，带着一种凝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指示灯变了，我们向前跃进，满足和轻蔑印在了我们的嘴形上。我看见一个悲伤的男孩骑在一匹超市的马上，他父亲站在一旁微笑。
天寒刺骨，夜色渐浓。黛安在房间另一边点上一支蜡烛。我躺在她床上，看着她在那里找暖和的衣服穿。我为她觉得难过，独自一人，陪伴她的只有这满屋的古董。我们的关系亲密而随意，但我却很少来。从南到北，再往回走，是一段漫长的路途，而且有点危险。
我没有提我的梦。黛安渴望机器和工业生产的时代，汽车曾经是她生活质地的一部分。她常常说起开着车，按照一定规则旅行的快感。停……走……前方有雾。我那时还是小孩，对此事不关己的路人，十来岁时，我从人行道上观察到它们的数目日渐稀少。黛安渴望规则。我说：“我觉得我得走了，”便开始穿衣。我们站在门边打着寒战。
“答应我一件事。”黛安说。
“什么事？”
“你去乡下之前一定要来说再见。”我许诺了她。我们亲吻时黛安说：“我不能忍受你们不让我知道就走掉。”
和往常一样，傍晚时分到处都是人。天气够冷，街角便燃起了火堆。人们围拢而立，相互交谈。他们的孩子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玩耍。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走在街当中，一路都是生锈的坏车。通向伦敦中心的路都是下坡。我穿过运河，进了肯姆敦城。我走到欧斯屯，拐上托腾汉姆廷路。到处都一样，人们从寒冷的屋里出来，聚集在火边。我经过的一些人群沉默地站着，瞪视着火焰。睡觉还太早。我在剑桥圆广场右拐进了索霍。在弗芮思街和老康蒲墩街的街角有一堆火，我停下来歇上一会并取暖。两个中年男人分立火的两边，隔着火焰激烈地争论，其他人听着，或者站在那里瞌睡。联盟足球队已经是淡去的记忆。为了记起那些曾经很容易就想起的细节，像他们这样的男人们会绞尽脑汁，或者榨出对方的脑汁。“我当时在那里，伙计。他们中场前进球的。”另外一个人装出厌恶到要走开的样子，却没有动脚。“别像个傻子一样说话，”他说，“那是一个零比零平局。”他们开始争着发言，变得很难听清。
我后面右手有个人向我做了个动作，我转过身去。一个矮小的中国人站在光圈的边缘。他的脑袋是洋葱形状的，他正微笑着，大幅地招手，好像我是站在远方的山顶上。我走了几步到他身边，说：“什么事？”他上身穿一件灰色旧西装，下着一条崭新的牛仔铅笔裤。他哪来的新牛仔裤？“你有什么事？”我再次问道。那个小个子男人吸着气唱歌似的说：“过来！你过来啊！”接着便跨出光圈，消失了。
中国人走在我前头几英尺，我几乎看不见他。我们穿过夏夫茨伯里大道，上了杰拉尔德街，到了这里我慢下来，脚蹭着地面走，两只手伸到了面前。上方楼层里的几扇窗发出微弱的光，让人对街道有了点方向感，却也无法照亮它。我这样往前挪了几分钟，然后那个中国人点燃了一盏灯。他在前面五十码远站住，把灯举到齐头，等我。我走到那儿时，他指给我看一个低矮的门道，被什么方形黑色物体遮挡着。那个男人从它旁边挤过去时，我借着灯光认出那是一个碗柜，再过去是一段陡阶。中国人把灯挂在门道里。他抬起他那一头，我抬起我这头。那柜子异乎寻常地沉重，我们只能一次上一个台阶。为配合我们的努力，中国人喘着气，唱歌似的吆喝着“来啊呵”。我们找到了节奏，把灯远远抛在下面。终于一扇门打开了，黄色的灯光和厨房的味道淌进楼梯井。一个干脆的难辨性别的高音讲着中国话，远处什么地方有个孩子在哭。
我坐在一张散落着饼干屑和盐粒的桌子边。拥挤的房间的另一头，中国人在和他的妻子争论，她个头很小，脸上筋肉横凸，表情僵化。他们身后是一扇用板条封住的窗，门那边是一叠垫子和毯子。离我坐的地方几尺远处，两个光光的男婴只穿着背心，弯腿而立，流着口水望着我，胳膊肘一撑一撑维持着平衡。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小姑娘在照看着他们。她的脸是她母亲的翻版，只是要光滑细腻些，她的衣服也是她妈妈的，过于肥大，在腰上用一根细塑料带扎起。从一小堆柴火上的一个炖着东西的锅里传出一种稀薄的、咸咸的味道，和小婴孩们的奶味、小便味混合在一起。我有点不安，后悔放弃了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家，并思考计划的私密状态，但出于礼貌方面的模糊考虑，我没有离开。
我忖度着他们夫妇之间争吵的内容。我了解一些中国人的礼数。他想报答客人的帮助，这是一个面子问题。“胡说八道。”她坚持道，“瞧他穿的厚大衣，他比我们状况好。就算他好心，但我们这样穷，却要给他这样的人礼物，也是愚蠢和感情用事。”
“但他帮助了我们。”她丈夫似乎在反驳说，“我们不能就这么打发人家。至少请他吃点晚饭。”
“不，不。不够吃。”讨论严肃而克制，声音几乎不曾高过耳语。分歧通过彼此的抢话、女人脖筋的起伏，男人拳头的一握一展表现出来。我默默地支持女人继续。我希望被以温和有礼的握手方式打发，再也不回来。我会向南走回家，爬到床上。一个婴孩盯住我的眼，摇摇晃晃地向我走过来。我向那女孩看去，示意她来拦一下。她顺从了，但阴沉着脸，我怀疑她有意耽搁了片刻。
争论结束了，女人俯身到一堆垫子上给婴孩铺床。她丈夫坐在我旁边的椅子里望着她。女孩则斜靠在墙上忧郁地打量自己的手指。我拨弄着桌上的粒屑。那个中国男人转过来冲我淡淡一笑，然后对女儿说了一通复杂而连贯的话，说到最后音调高了上去，表情却没变。女孩看着我闷闷地说：“爸爸说你和我们一起吃饭。”为了明示这一点，她爸爸指指我的嘴，又指了指锅。“你来。”他热情地说。角落里母亲尖声喝骂着躺在垫子两头哭得快要睡着了的、疲倦的孩子。我坚定地朝她那个方向看去，希望迎上她的目光，获得她的认可。无聊中，女孩重新靠回了墙上，她父亲交叉双臂坐着，眼神恍惚、空洞。我说，“你妈妈怎么想？”女孩耸耸肩，眼都没抬，仍旧盯着手指头。她的声音使得我的话音听上去虚伪而文雅，措辞刻意简洁。“你爸妈刚才在说什么？”她瞧了瞧黑色食橱。“妈妈说爸爸买得太贵了。”
我决定走了。我冲着中国男人做了个恶心的表情，又指了指我的胃，表示我不饿。我的主人似乎把这误会成了我很饿，等不及晚饭时间。他飞快地对她女儿说了句什么，当她回答时，他生气地打断她。她耸了耸肩，走到火边去。房间里飘起一种淡薄的动物气息，有点像血的味道。我在椅子里扭转身，去和女孩说话。“我不想冒犯你爸妈，可是告诉你爸爸我不饿，得走了。”
“我已经说了，”她边说边把什么东西舀进一个白色大碗里，放到我面前，而我的处境似乎让她觉得很逗，“但他们两个都不听。”她说着就又回到老地方靠墙而立了。
一大碗热水清汤中有几个褐色的丸子，半浮半没，漂来荡去，无声地碰撞。中国人挤出一脸皱纹，做了个鼓励的表情。“你吃啊。”我注意到那个女人从房间另一边望着我。“这是什么？”我问那女孩。
“是垃圾。”她含糊地说。接着她改变了主意，嘶哑用力地说。“是小便。”中国人一声轻笑，干枯的手也舞动了一下，看来是在为女儿能精通这样难的一门语言而得意。在全家人的注视下，我拿起了调羹。角落里的婴孩也很安静。我飞快地呷了两口，含在嘴里朝那家父母微笑。“好吃。”我终于说了出来，然后又对女孩说：“告诉他们这好吃。”她还是头也不抬，瞧着自己的手指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动它。”我用调羹挑起一个丸子，却是出人意料地沉。我没问女孩那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我把它吞了下去，站起来，伸手向中国人道别，但他和他妻子瞪视着没有动。“滚，走吧。”女孩无奈地说。我沿着桌子慢慢移动，怕会吐出来。到达门边时，女孩说的什么话引得她母亲忽然发怒，她指着我的碗，冲着丈夫大声叫喊。那只碗仍旧在冒着热腾腾的白雾，似乎是应指控而发。中国人安静地坐下来，显然无动于衷。那个狂怒的女人于是转而痛斥她女儿，她则忽地背过身去，不听她的。父亲和女儿似乎都在等待那个小个女人脖子里的某根弦啪地断裂，安静下来，我也等着，半掩在食橱后面，希望能走上前去，以友好的道别缓和一下局面和我心里的不安。但房间和里面的人成了一动不动的活人静态画。只有叫骂声在继续，于是趁他们不注意，我溜下了楼梯。
门道里那盏灯依旧亮着。知道弄点煤油不容易，我把它熄了，然后走进了黑漆漆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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