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宠猿的遐思



　　食芦笋的人都知道，那种气味会引发小便。它被描述成爬虫般的气味，或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无机物臭气，或是一种强烈的、女人的气味……令人兴奋。显然它暗示了某种性行为，发生在某些奇异生物之间，它们也许来自遥远的地方，别的行星。这种超凡脱俗的气味是诗人的事情，我要提请他们来面对他们的责任。以上……是我的开场白，窗帘拉起，你会发现我，站在毗连厨房的一个闷热拥挤的小卫生间里，撒尿，并沉思。紧迫眼帘的三面墙被涂成亮俗的红，那是萨莉·克里在对这些事情尚有兴趣的时候搞的，一段遥远的单身乐天时光。我刚刚离席的那顿饭，在从头到尾的沉默中度过，内容包括各种罐头食物，压缩肉、土豆、芦笋，以室温呈上。是萨莉·克里打开罐头，把内容倒在纸碟子上。现在我在卫生间流连，洗洗手，爬上水槽注视镜子里自己的脸，打哈欠。难道我就该被忽略吗？

　　我发现萨莉·克里还在那里，像我刚才离开时一样，在餐厅里一池昏晦的光线下玩烧过的火柴。我们曾经是情人，几乎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并且比大多数夫妻快乐。后来她厌倦了我那一套，而我的顽固又日渐滋长她的不快。现在我们分住不同的房间。我进房间时萨莉没有抬头，我在她和我的椅子之间盘桓了一会，碟子和罐头码在我面前。也许我是有点太矮了，所以没法获得严肃对待。我的胳膊有点太长了。我伸出它们轻轻地抚摩萨莉闪亮的乌发。我感觉到头发下头皮的温度，心中一动：这样鲜活，却这样悲伤。

　　也许你听说过萨莉·克里。两年半前她出版了一本小长篇，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成功。小说讲述一个想生孩子的年轻女人的种种努力和痛苦的挫败。从医学角度看，她和她丈夫，还有他丈夫的兄弟，似乎都没有问题。用《泰晤士文学副刊》的话说，叙述中蕴涵着一种“隐约的深思”。另外一些严肃评论就没有这么和蔼了，但书第一年精装本就销了三万册，迄今平装本销量已达二十五万册。要是你没看过书，你也会在地铁里买的晨报上看见过它的平装本封面。一个裸女，跪着，脸埋进双手，置身在一片光秃秃的沙漠里。从那时起萨莉·克里就没有写过东西。接连几个月她每天都坐在打字机前，等待。但打字机始终沉默，除去每日将尽时那一阵突然的骚动之外。她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写出第一本书的了，她不敢写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不敢重复自身。她有钱有闲，还有一所舒适的房子，她在里面痛苦，烦闷，困惑和等待。

　　萨莉·克里把她的手放在了我抚摸她脑袋的手上，是叫我停止，还是表示温柔？她的头仍旧低着，我看不见她的脸。不知道她想要怎样，我折衷处理，握住她的手，过了片刻我们的手都无力地耷拉下去，垂在身侧。我一言不发，像是最好的朋友那样，开始清理盘碟、刀叉、罐头瓶和开瓶器。为了让萨莉·克里知道我完全没有因为她的沉默而不快，我用口哨吹起了一首欢快的小曲，《勒里布利罗》，很有斯特恩的托比叔叔身处艰难时世的样子。〔1〕

　　就是这样。我一边在厨房里把盘子摞起来，一边生着闷气，几乎要忘了吹口哨。尽管我有不良情绪，我仍旧着手准备咖啡。萨莉·克里要喝一种至少用四种咖啡豆混搭出的咖啡，这是为了仿效巴尔扎克。她在校对第一本小说时，从一本图文并茂的卷册里读到他的生平。我们总是把它称做她的第一本小说。咖啡豆必须被小心地加以称量，并手工研磨，这活儿很适合我这种体格。私下里，我怀疑，萨莉·克里认为好咖啡是写作的要素。瞧瞧巴尔扎克（我相信她会这么对自己说），他写了几千本小说，他的咖啡账单在安静的郊区博物馆的玻璃陈列柜中面向景仰者展出。研磨过后，我必须往里面加一小撮盐，把混合物倒进一台从格勒诺布尔邮寄来的小型不锈钢机器的银色小洞里。当这些在炉子上加热时，我从餐厅门后窥视了一下萨莉·克里。她双臂交叠，搁在面前的桌子上。我往房间里走了几步，希望能接住她的视线。

　　也许这一组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另外一方面，它带来的快乐着实令人惊异，尤其对萨莉·克里来说。尽管，她认为我对她的举止，让我显得有点固执、太疯癫，太急切，而我则觉得她喜欢我的异质（滑稽的黑色皮革似的小阴茎；“你的口水味道像淡茶。”）甚于那个“本色的我”，我仍愿意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深刻的嫌隙。正如莫伊拉·西利托，萨莉·克里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在丈夫的葬礼上对自己说的，“万事有改时”，这个安静、过分自信，到头来却很可怜的莫伊拉是在有意识地误引叶芝吗？今天下午，我拿着自己那几样个人物品从萨莉·克里宽敞的卧室里出来，搬去上面我自己的小房间时，我就是这么希望的，没有长久的嫌隙。是的，我很喜欢爬楼梯，我一句嘟哝都没有地走开了。事实上（为何要否认？）我是被打发走了，但我也有理由主动离开的。我们的私情，尽管给了我很多快乐，却也将我深深地卷入了萨莉·克里的创造性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善意的窥淫癖式的举动，让我看到自己已经到了多么无法理喻的地步。艺术孕育是一件相当私密的事，我的近似性在于我的猥亵，或许现在仍是这样。萨莉·克里的视线从桌子上抬起来，刹那间与我四目相接。她轻轻地点头示意她可以喝咖啡了。

　　萨莉·克里和我在一片“孕育的沉默”中啜着咖啡。莫伊拉和她丈夫丹尼尔，一个当地灌装厂的年轻主管就是这样一边啜咖啡，一边消化着那个消息的：并没有什么生理问题导致他们生不了孩子。那天后来他们决定再尝试一下造人。就我个人而言，啜饮是我的长项，但沉默，不管什么样的，都会令我不自在。我把杯子举到面前几寸远，嘴唇撅出一个可爱的尖尖的形状，向杯缘够去。同时，我转动眼珠努力向上翻进脑壳里去。有段时间，这套动作会引得萨莉·克里那僵硬的嘴唇微笑起来，第一次的情景我尤其记得清楚。现在，我不怎么自在地再度操练起来，但当我的眼珠子转回来朝向这个世界时，我看见的不是微笑，而是萨莉·克里苍白无毛的手指击打着光溜溜的餐桌表面。她往杯子里加满了咖啡，站起身离开了房间，留下我倾听上楼的脚步声。

　　我虽然呆在下面，心却跟随着她的每一步——我说过我的近似性在于猥亵。她登上楼梯，进到她的卧室，坐在她的桌边。从我坐的地方，能听见她往打字机里塞进去一张纸，A4，61克，灰白色，在同样的纸上，她毫不费力地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她会确认一下机子是被设置在双行距状态。只有给朋友、代理和出版商的信才用单倍行距。她果断地敲下那个红键，留出一片空白，给第一个句子的开头。房子笼罩在一片令人生畏的静默中，我开始在椅子里折腾起来，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尖细的声音。两年半来，萨莉·克里与之搏斗的不是单词，句子，也不是思想，而是形式，或者说策略。比如，她是否应该用一个短篇小说来打破沉默？单在一个构思上用力，把它写得纤巧优雅恰到好处？可那是什么样的构思，什么样的句子，什么样的单词呢？话说回来，好的短篇小说臭名昭著地难写，也许比长篇还难。平庸的故事遍地皆是。要么再写一个莫伊拉的长篇。萨莉·克里闭上眼，死命地盯住她的女主角，发现她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事情，全都已经写过了。不，第二部小说应该摆脱第一部。写一部关于南美丛林的小说如何（我试探着建议）？好笑！那写什么呢？莫伊拉从空白的页面上瞪着萨莉·克里。写我，她简洁地说。可我不能。萨莉·克里大声喊出来，我只了解你这些。请写我。莫伊拉说。走开！萨莉·克里喊声更响。我，我。莫伊拉说。不，不。萨莉·克里大叫，我不了解，我恨你。走开！

　　萨莉·克里的喊叫刺破了许多个小时紧张的沉默，吓得我双腿发抖。何时我才能习惯这让空气都紧张得弯曲变形的可怕声音呢？平静下来后那声音会让我想起爱德华·蒙克那著名的木刻画，但现在我在餐厅里惊惶奔逃，无法抑制那恐慌或兴奋时从体内发出的不安尖叫。在萨莉·克里听来，这又减损了我的浪漫可信度。晚上，当萨莉·克里在睡梦中喊叫起来时，我自己可怜的叫声使得我很郁闷地无法提供任何安慰。莫伊拉也做噩梦，“那晚苍白的莫伊拉·西利托尖叫着从床上坐起……”萨莉·克里处女作的第一行用寒意逼人的经济笔墨这样写道。《约克郡邮报》是少数几家注意到这个开篇句的报纸，但可悲的是，他们发现它“太过用力”。莫伊拉当然有一个丈夫来安慰她，在第二页的末尾，她“像个小孩子似的睡在那个年轻男人强壮的怀抱里”。在女性主义杂志《拧巴女孩》一则出人意料的评论里引用了这一句，来证明“小”字和小说的“陈腐的性别歧视”的多余。可我觉得这句话很敏锐，尤其它描述的那种安慰，正是在夜的死寂中我所渴望能提供给它的生产者的。

　　椅子的擦刮声让我安静下来。萨莉·克里现在要下楼，去厨房里给杯子里加满冷的黑咖啡，然后再回到桌子边。我爬上折叠沙发，在里面坐好，出于一种猿猴的思维，防止她会往里面看。今天晚上她走了过去，身形短暂地出现在敞开的门框里，手中的杯子，在碟子里咣当摇晃，显示出她的不安和可怜。我又听到她从打字机里抽出一张纸，换了一张新的。她叹息着，按下红键，把挡住眼睛的头发推开，开始以每分钟四十字的平稳而有效的速度打字，我在卧榻上伸起了懒腰，不知不觉进入了晚饭后的梦乡。

　　我居住在她卧室的那段短暂的时光让我熟悉了萨莉·克里的日常煎熬。我躺在她床上，她坐在桌边，以各自的方式无所事事着。我沉浸在喜悦中，时时欢庆新近的晋升，从宠物到情人。我四肢伸展地仰躺着，手交叠于脑后，架着腿，展望着再一次的晋升，从情人到丈夫。是的，我看见自己，手持昂贵的自来水笔，为我漂亮的妻子签署着雇佣和买卖合同。我将学会如何拿笔。我会成为家庭妇男，殷勤地攀上下水管去检查屋顶排水沟，悬在灯具上去重修天花板，晚上则和丈夫密友们去酒馆，结识新朋友，并为自己想一个名字，好赠予妻子。我要开始在家里穿拖鞋，在外面时甚至要穿袜子和鞋。由于基因方面的种种限制，我知道得很少，无法思考生育的可能性，但我决心去找医学权威，他会告知萨莉·克里她的命运。与此同时，她坐在空白的纸前，像尖叫着坐起来的莫伊拉·西利托般苍白，可是寂然不动，一种危机无可避免地迫近，让她站起来，走下楼去倒上一杯冷咖啡。早些时候，她会朝我的方向投来鼓励的，不安的微笑，我们很快乐。但当我明白这沉默背后她的痛苦时，我感同身受的尖叫声——她如此暗示——让她更加无法集中心神，朝向我的微笑便停止了。

　　微笑停止了，因此，我的憧憬也同样停止了。我不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一个喜欢自寻烦恼的人。想想我，可以不破坏蛋壳便吮出蛋黄来，想想我灵巧的啜饮技能。我什么都不会说，除去傻傻地叫，但那是进化的原因而非个人问题。后来有一天，我被一阵直感冲昏了头，在萨莉·克里出来几分钟后，我蹿进浴室，锁上门，站到浴缸边缘，打开了那香气扑鼻的小柜子的门，里面放着她那些最隐秘的女性用品。我想确认一下我已经知道的东西。她那诱人的安全套仍然躺在塑料牡蛎里，落了些灰尘，似乎不怎么待见我。然后，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和床上的夜晚，我迅速地从憧憬转换到了怀旧。我们相互的探索构成漫长的前奏，她用圆珠笔细数我的牙齿，我在她的阴毛中徒劳地寻找虱子。她顽皮地察看我那物什的长短、颜色和质地。我迷恋她那可爱的无用的脚趾头和害羞地隐藏起来的肛门。我们的“第一次”（用莫伊拉·西利托的话说）因为我的误解而有点费劲，我以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后入式”。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我们采用了萨莉·克里的面面相觑式。这种姿势我起初觉得有点太“知性”了，我想让我的情人明白这点，但她已经沟通得脑子稀昏了。于是，我迅速地让自己觉得舒服起来，不出两个下午，我想起了：

　　你眼中所见的图景。

　　全是我们的繁殖行为。〔2〕

　　幸运的是，在这个阶段，那不全是。“恋爱是普遍而难以言传的经验。”给予莫伊拉这样感情的是她丈夫的弟弟，那个大家庭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我还要说明的是，莫伊拉不了解“难以言传”的意思，虽然这个单词多次出现在她学生时代唱的赞美诗里。在一段恰当的沉默之后，她走开了，从卧室里跑上楼去，在一本袖珍字典里找到了这个单词，又跑到楼下客厅，一边穿过门口，一边闲闲地说：“不，不是的。陷入恋情就像飘浮在云端。”像莫伊拉·西利托的小舅子一样，我陷入爱河了，但不久，我的不知疲倦便给萨莉·克里造成了压力。她开始抱怨我们身体的摩擦让她长了皮疹，而我的“异种”（异谷，我那时徒劳地嘲讽道）则加重了她的炎症。这些，和我“可怕的床上的胡言乱语”一道，加快了情事的终结，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八天。到下一个四月，我就两岁半了。

　　在憧憬、怀旧之后，在搬去楼上之前，我还有闲暇对自己提几个关于萨莉·克里的创造性困境的问题。为什么，在对着一张白纸枯坐了漫长的一天之后，她会在傍晚时端着冷咖啡走回去，换上另一张呢？这一张她打得很流利，但每天却只此一张，放在一起成了厚厚一叠。她打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突然的动作没有减轻她无声的痛苦，为什么她每夜从桌边站起来时，仍是满心烦忧，焦灼于另外那张空白的纸呢？那键盘的声音对我当然是一种安慰，那第一下敲键声总会令人感激地将我送入梦乡。我不是在楼下折叠沙发上的凝固一刻里盹着过吗。有次，我没有睡，而是悄悄溜到萨莉·克里的椅子边，打着关爱的幌子，在我的情人（彼时仍是）温柔地吻我的耳朵，把我朝床边轻轻一推之前，瞥到了如下字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件事情可以这样被考量”。这个缺乏想象力的句子结构黯淡了我的好奇心，不过也就一两天而已。哪整件事情？什么事情可以被这样考量？几天后，塑料牡蛎停止产生橡胶珍珠，作为萨莉·克里被抛弃的情人，我开始感到，我有权了解那在我看来是私人日记的东西的内容。好奇心和虚荣心调和成一种药膏，缓和了我想要偷窥的良心。像一个过气的演员，我渴望看到关于自己的好评，即便，那只是对于过去作品的。

　　萨莉·克里坐在她的桌边时，我曾经舒舒服服地躺着，计划过我和她的未来，后来我又躺在那里悔恨过，而现在，由于我们的零交流状态已成定局，我躺在那里等待着。夜深了我也不睡，想要看她打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褪色的蓝文件夹，从打字机里揭起一整张纸，把它翻过来放进文件里，以便让早先打的在最上面（我睁着快要合上的眼睛猜测着），然后关上文件夹，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站起来，因为疲惫和挫败而眼神无光，下颌松垂，完全忽略了在她床上假寐、心里暗自盘算着的前度情人，现今间谍。我的动机虽然和利他主义不怎么沾边，但也并非完全自私。很自然地，我希望通过获知萨莉·克里最私隐的秘密和悲伤，能够集中全力地针对她某些秘密弱点，劝说她那种瘙痒、皮疹和胡话都是换取我无边关爱的小小代价。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只想到我自己。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着我的幻想剧脚本：我在日记的主人出门后，俯在日记上看；萨莉·克里回来后，我又向她坦承我的小小诡计，并以热烈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抱祝贺她完成了又一本杰作，一次宏大又很具摧毁力的心路历程；她坐到我敏捷地递过去的椅子里，因为醒悟到我宣布的事实，眼睛瞪得老大，闪闪发光；我们研读日记到入夜（此处是近距离特写），我建议，指导，编辑，出版商得到手稿后如痴如醉，他们的反应的热烈程度又被批评家盖过，批评家的热烈反应又被读者大众盖过；萨莉·克里又重生了创作自信，重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相互的理解和爱恋得到了重生……是的，重生，重生，我的电影讲述的都是重生。

　　直到今天这样的机会才到来。萨莉·克里不得不去城里见她的会计。为了疏导我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我迅速地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她去浴室镜子前整理头发时，我在屋子里搜寻巴士和火车时刻表，并把它们从地板上推进浴室。我爬上衣帽架，摘下最高处那条红色丝巾，跑过去给她。可等她走了后，我发现丝巾在它原来的位置上。难道我没有拿给她吗？我一边透过阁楼的窗户看着巴士站上的她，一边郁郁地推测，她本来是最有可能戴那条的。她的那辆巴士过很久都没来（她本应该研究一下时刻表的），我看到她围着水泥柱子踱来踱去，最后和一个背着孩子、也等在那里的女人搭上了话。越过郊区的山墙，此情此景传达给我一种化学反应似的渴望之痛。我决定一直等到我见巴士带走萨莉·克里为止。就像莫伊拉·西利托在她丈夫葬礼后的漫长时日里，凝视着他弟弟的快照一样，我不想显得，即便对我自己来说，卤莽。巴士来了，人行道上顿时空了，一派冷清。带着片刻的失落感，我从窗前转开身去。

　　萨莉·克里的书桌很朴实，标准的办公设备，医院和动物园的中层管理者们常用的那种，它的基本元素是复合板。设计简单到了家。一块平坦的写字台面搭在两摞平行的抽屉之上，整个结构的后背板是一块清漆木板。我很早就注意到那叠打了字的纸是放在左边最上面的抽屉。当我下了阁楼，发现它是锁着的时候，第一反应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愤怒。难道在这么长的亲密关系之后，我还得不到信任吗？这就是一个物种对于另外一个物种的傲慢吗？作为一种忽略式的侮辱，其他的抽屉都像嘲讽的舌头一样滑了出来，展示着里面乏味的文具。面对这一对我们过去共处时光的背叛（她还锁上了什么？冰箱？温室？），我感到我完全有权去打开那蓝色文件夹。我从厨房拿了把起子，开始撬桌子后面那块薄木板。随着一下鞭响般的声音，一大块木头顺着薄弱的线条掉了下来，留下一个丑陋的三角形大洞。我不怎么在乎形象，把手深深地伸了进去，找到了抽屉后挡板，手指往前够，找到了文件，开始往上提，要不是上面的铅条挂住个钉子，弄得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涌到了撒满碎屑的地板上的话，我本来可以为一次无懈可击的大挪移庆贺自己的。可现在，我只能用左脚以一个连贯的动作将尽可能多的页数送到右手上，然后退回到床上。

　　我闭上眼，就像那些蹲在马桶上，让大便短暂地逗留在肛门里的人一样，想延长这一片刻。为了将来的回忆起见，我将思想集中在我的期待的确切性质上。我很清楚宇宙法则会令想象和现实之间有差异，我甚至准备好了迎接失望。当我睁开眼睛时，一个数字填满我的眼帘——54。54页。往下是一个起于53页的句子的中间部分，那句子透着不祥的熟悉感。“戴夫说着，小心地用它拭了拭嘴唇，揉成一团扔到了碟子里。”我把脸转开，埋进枕头里，一种出于对萨莉·克里那一物种的微妙复杂和我自己所属物种的愚钝无知的理解，让我恶心和惊诧。“戴夫透过烛光紧盯着他的妻妹和她的丈夫，他的弟弟。他平静地说。‘食芦笋的人都知道，那种气味会引发小便。它被描述成爬虫般的气味，或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无机物臭气，或是一种强烈的、女人的气味……令人兴奋。显然它暗示了某种性行为，发生在……’”我扔掉那一页，又抓起另外一页，196页：“泥土落到了棺盖上，雨忽然不下了，就像忽然下起来一样。莫伊拉与人群拉开了距离，在墓地里蜿蜒穿行，无意识地念着墓碑上的字。她感觉平和，就好像看过了一部虽然压抑却不错的电影。她在一棵紫杉树下停了下来，久久地站在那里，用橘色的长指甲下意识地抠着树皮。她想，万事有改时。一只麻雀，寒冷中蓬起了浑身的毛，在她脚下凄凉地跳动。”一个字、一个词都没有改变，一切原封未动。230页：“‘云端？’戴夫生气地重复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莫伊拉让目光停留在布哈拉设计的一个瑕疵上，一语不发。戴夫穿过房间拿起她的手。‘我这么问的意思是，’他匆忙地说，‘我要向你学的东西太多了，你受了太多苦，你了解那么多。’莫伊拉抽出了手，端起她那杯几乎不热了的淡茶。她恹恹地想，为什么男人会轻视女人？”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我蹲在床柱上捉胸口的虱子，听着楼下门厅里大钟那沉重的滴答声。难道艺术不过是一种想要表现得很忙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对于沉默、无聊的恐惧，用打字机重复的击键声就可以缓解？总之，已经创作了一部小说，把它再写一遍，小心地一页页打出来，就能满足吗？（我郁闷地将虱卵从身上回收到嘴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那可以满足，可知道了这一点，我似乎比以前知道得还少了。明年四月我真的就两岁半了！可我本可能是生在前天的。

　　天要黑了，我终于开始收拾那些纸，把它们放回文件夹里。我迅速地动作起来，手脚并用地翻页，这与其说是害怕萨莉·克里回来，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愿望：让一切复原，我就可以从头脑中抹去这个下午。我把文件从后挡板上塞进抽屉里，又用鞋跟把图钉敲进那块有缺口的木板，把它固定起来。我把碎木片扔出窗外，把桌子推回去靠着墙。我蹲在房间的中央，关节几乎没擦着地毯，对着头顶的昏暗和那怕人的嗡鸣的寂静发问。现在一切都像原先一样了，像萨莉·克里的期望一样了：打字机、钢笔、有字迹的纸、一朵枯萎中的黄水仙。可我知道的还是那么多，什么都不理解。总之，我很没用。我不想开灯，照亮我生命中最快乐的八天的记忆。因此，在卧室特有的昏暗中，我摸索着，因自怜而颤抖着，找到了我那几件个人物品——梳子、指甲钳、不锈钢镜子和牙签。我决心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但走到门边时，失败了。我转过身向后面探视，但什么也看不见。我把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当我的手搭上阁楼窄楼梯的第一级台阶时，我听到了萨莉·克里的钥匙擦刮前门门锁的锁芯的声音。

　　我从饭后觉中醒来，一片寂静。也许正是寂静，萨莉·克里的打字机声的突然中断，唤醒了我。我的手指上还吊着空咖啡杯的杯把，舌头上盖着一层罐头食品的黏滞的残余物，睡梦中的口水淌在了折叠沙发上的佩斯利旋涡花纹上。睡眠毕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站起来抓挠，想要我的牙签（装在岩羚羊皮袋里的鱼骨），可现在它们在房子的最上面，要拿就得经过萨莉·克里敞开的门。为什么我不应该经过她敞开的门呢？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看见，被当成家里的一分子呢？我是隐形的吗？我如此安静地，低调地搬去另一个房间，在两个知道彼此都承受苦闷和失落的人之间，难道还换不来简单的谢词、略略的点头，叹息或微笑吗？我发现自己正站在门厅的钟前，看着时针向十靠拢。事实上我没有经过她的门，因为她的忽略刺痛了我，因为我是隐形的，不算数的。因为我渴望经过她的门。我的视线飘向前门，落在那里。离开，是的，重获我的独立和尊严，到环城路上去发展。个人物品紧抱在胸前，无尽的星星在我头顶闪烁，夜莺在我耳中歌唱。萨莉·克里离我远去，她一点不关心我，一点也不，我也不关心她，我要大步跑向橘色的黎明，开始新的一天、新的一晚，过河穿林，寻找新爱情、新位置、新职能、新生活。新生活。这个词在我唇上是如此沉重，什么生活能超越从前？什么职能可以与萨莉·克里的前度情人相提并论？没有未来能够比得上从前。我转向楼梯，几乎是马上想到，我能否让自己相信对眼下处境的另外一种描述呢？这个下午，愧疚于自己的不当行为，我表现很好，这对我们两个都好。萨莉·克里经历了麻烦的一天后回到家中，已经进到房间里，必定发现里面少了几样熟悉的物件，她必定感到她唯一的安慰已经一句话不说离开了她，一句话不说！我的手和足到了第四级楼梯上。当然是她，而不是我，受到了伤害。除去头脑中那些安静的、看不见的东西，什么是解释呢？我已经承担了超过我分所应当的那部分伤害，她仍在沉默，因为她在生气。渴望解释和确认的是她。她渴望被尊重，被抚摩，被呵气。当然！沉默的进餐时间里，我怎么会没能明白这一点呢？她需要我。我像登山运动员到达一个处无人登顶的山峰一样，得到了这一认识，并来到了萨莉·克里的房门前，上气不接下气，不是因为用力，而是因为胜利的心态。

　　身披台灯的光，她背朝我而坐，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托腮。打字机里那张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字。它将被扯出来放进蓝色文件夹。站在萨莉·克里的正背后，我突然清楚地记起婴儿时的一个情景：我正瞪着背朝我而坐的妈妈，接着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越过她的肩头，仿佛穿越朦胧雾气，看见那些苍白的、幽灵般的人影，在玻璃墙那面，无声地指点，开合嘴唇。我悄悄地走进房间，在萨莉·克里的椅子后面几尺远的地方蹲下来。现在我在这里，但要她在椅子里转过身并注意到我，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注　释

　　〔1〕托比叔叔是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勒里布利罗》是他喜欢哼的军队进行曲。

　　〔2〕出自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的诗作《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