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五章 |
|
 |
|
贝罗安常常在吃晚饭的时候被突然叫走，全家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尤其是今天晚上，他的离开反倒让一家人更加安心。因为当他宣布自己不得不赶去医院的时候，每个人都感觉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他走到黛西的椅子旁，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们需要好好地谈一谈了。”
黛西并没有回头，只是抓住他的手用力地握了握。他本打算对西奥再说一次是你救了我的命，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遍了，但话到嘴边他又改了主意，只是浅浅地一笑，无声地用口型对儿子说了一句“再见”。西奥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英俊，这样潇洒。他伏在桌子上的赤裸的双臂是如此的健壮，一双忧郁而清澈的褐色眼睛，卷曲的睫毛，乌黑油亮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洁白而整齐的牙齿，笔直的脊背——沐浴在厨房灯光下的儿子光彩照人。西奥举起他盛着矿泉水的酒杯说道：“爸爸，你确信你现在能够工作吗？”
约翰说道：“西奥说的不错，要知道，今天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你有可能会失手。”满头后掠的银发，敷着纱布的大鼻子，让他看起来像儿童画册里的狮子。
“没事，我很好。”
他们刚才一直嚷嚷着要让西奥去取来他的吉他，弹奏一首《圣·詹姆斯医院》，因为约翰兴致正浓，很想假充一下福尔摩斯的华生。罗莎琳和黛西则想听听西奥新录的曲目《城市广场》。饭厅里洋溢着一种异常的节日般的氛围，一种狂野的释放，这让贝罗安想起去年一家人去剧院看戏的事——那天在皇家剧场上演的是一出有关暴力和血腥的剧目。在随后的晚餐上，他们荒唐地回忆起暑假里的一些轶闻趣事，那晚喝了过多的酒。
当他起身告别正要离开的时候，约翰在后面喊道：“我们在这里等你直到你回来！”
贝罗安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愉快地点了点头，只有罗莎琳感觉到了他内心的变化。她站起身来，跟着上了楼。静静地看着他穿上外套，找出钱包和钥匙。
“亲爱的，为什么要答应过去呢？”
“因为受伤的人正是他。”
“那干吗不拒绝？”
他们站在装有三重锁的大门口，旁边警报器上的指示灯闪烁着柔和的光芒。贝罗安给了罗莎琳一个吻，她伸手抓住他的衣领将他拉得更近，两个人再次拥抱在一起，吻得更长，也更深沉。这让他们回想起清晨的做爱，是激情的延续，更是一个承诺，他们要这样结束这一天的生活。罗莎琳嘴里咸咸的味道，激起了他阵阵情欲，但欲望之下潜伏的是极度的疲乏。在这样的时刻，他即将启程前往手术室，职业的习惯抑制住了他所有的欲望。
当他们俩终于分开时，贝罗安说道：“今天早晨我开车和他发生了刮碰。”
“这点我猜到了。”
“我们还差点在人行道上动起手来。”
“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她舔了舔食指——贝罗安喜欢她红红的舌尖——替他理了理眉毛。他浓密的眉毛中已经有了一丝斑驳的痕迹，表明他体内的睾丸激素已经凝滞，同样的化学物质也可以导致耳毛和鼻毛像冬天的莎草一样疯长——又多了一条衰老的证据。
他说道：“我必须把事情了结，我也有责任。”看到她担忧的神情，他又补充道：“他非常虚弱，很可能患有亨廷顿舞蹈症。”
“很显然，他既癫狂，又暴力。但是亲爱的，你不是喝酒了吗？你现在真的还可以手术吗？”
“早就没事了，肾上腺素让我的头脑非常清醒。”
罗莎琳用手指滑过他外套的领子，又再次将他拉近。她不想让他离开。贝罗安温柔地看着她，有些惊讶，两三个小时之前她才刚刚遭遇了惊险，但此时却站在这里，极力表现得像往常一样，对每一个异常的决定都要刨根问底，用她那精确的律师的方式去爱他。贝罗安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她喉咙上的伤口移开。
“你确定自己没事吗？”
她垂下眼帘，在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在她抬起头来的一瞬间，借助灯光的魔力，贝罗安清楚地看到，在她黑色的眼眸里，悬浮着他的映像，被一小圈绿色的虹膜簇拥着。
她说道：“我没事。我担心的是你要赶过去。”
“怎么了？”
“你该不是在考虑要做点什么，是不是想报复他？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
“当然不是。”
他一把将她拽过去，两人再次吻在一起，这次，他们的唇舌相互缠绕——用一种专属语言传递着一份诺言。报复，贝罗安突然怀疑这是自己第一次从她的嘴中听到这个字眼。这两个字被罗莎琳轻柔却又急促地吐出来，感觉是那么的暧昧。的确，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家？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已经清楚地知道答案。简而言之，这只是一种习惯的惯性——杰伊·施特劳斯和他的医疗小组应该已经在麻醉室里等他了，开始对他的病人进行准备。贝罗安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的右手推开通往洗手室的门的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讲，贝罗安人虽然还在，但心早就飞到了医院，虽然他还吻着罗莎琳。他得抓紧了。
他嗫嚅着：“如果今天早晨我把事情处理得妥当一点的话，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既然现在杰伊请求我去，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况且我自己也想去。”
罗莎琳歪着头看着他，依然试图摸透他的心思，他确切的心理状态，希望自己和他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心有灵犀。
他真的很想了解有关女儿的故事，同时也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于是问道：“我们就要做外公外婆了，是吗？”
罗莎琳笑了，却带着一丝悲伤，“黛西怀孕了，已经有十三个星期了，她说她真的爱他。居里奥这个人，二十二岁，是罗马人，在巴黎攻读考古学。他的父母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钱，用来买一栋小公寓。”
贝罗安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批判着，恼火这个素不相识的意大利小子打破了他整个家庭的平静和团结，他竟敢在还没有拜见长辈之前就贸然使黛西怀上了身孕——他很想质问一句，这家伙现在在哪里？这不禁让贝罗安怒火中烧。更让他气愤的是，男方的家人竟然比黛西的家人早知道一切，还做好了安排，一套小公寓。十三周了。贝罗安将手搭在前门的古铜环上。黛西的身孕——今天晚上隐匿起来的话题——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挑战、灾难、耻辱、遗憾的感觉一齐涌来，事实太过沉重，即将出门的他无法做更多的思考。
“哦，上帝！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有没有考虑不要这孩子？”
“绝对不可能，亲爱的。你马上要做手术了，就不要为此生气了。”
“他们准备如何生活？”
“像我们过去一样。”
沉浸在毕业后的清贫和极度快乐的性爱中的年轻的贝罗安夫妇，很快就迎来了黛西的出世，在历经了无数不眠之夜后，罗莎琳获得了法律学位，找到了第一份法律工作，贝罗安也同时接受着神经外科的培训。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连续工作了三十个小时以后，扛着他的自行车爬上四楼，等待着他的是因为长牙而日夜啼哭的女儿。他们在爱齐街的单间公寓，小到每天深夜他们只能在白天被熨衣板占据的起居室的地板上靠着暖气做爱。罗莎琳可能是有意要提起这些回忆来平息他的怒气。他感激她的努力，但他无法停止担心，他的黛西会变成什么样子，还可以继续做她的诗人吗？当年他总是和罗莎琳把时间错开轮流分担家务的重担，但那些意大利男人们，都是些长不大的孩子，希望他们的妻子充当他们母亲的角色，替他们熨衬衣，把他们捧在手心里。这个不负责任的居里奥会毁了他女儿的前途。
贝罗安发现自己正紧紧攥住拳头，他松开它，言不由衷地说道：“我现在没法考虑这件事。”
“这就对了，我们都顾不上。”
“我最好还是快走吧。”
他们又一次接吻，这次没有任何性欲的意味，完全出于告别的礼节。
他打开门的时候，她又说道：“我对你去医院还是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会带着情绪工作。答应我，别做傻事。”
他拍拍她的胳膊说道：“我答应你。”
他漫步走出家门，门在他身后合上，凉爽而湿润的夜风，坚定的步伐，独自一人的清静都让他感到一种清新的愉悦。如果医院再远一些就更好了。他任性地多花了点时间从广场上穿行而过，而没有像往常一样顺着沃伦大街走。他早些时候看到的零星的几片雪花早已消融。夜里下了场雨，广场上的石板路和鹅卵石勾勒的排水沟在白色街灯的照耀下，闪烁着洁净的光芒。低沉的烟云笼罩在邮政大楼的顶上。贝罗安同样高兴地看到广场上空无一人。他沿着广场东侧匆忙地走着，途经花园高高的栏杆和吱吱作响、枝条零落的悬铃树下。空旷的广场显现出它宽广而简洁的建筑线条，还有那庄严的纯白格调。
他尽力不去想居里奥。他想起了罗马，两年前他曾到那里参加一个神经外科学术论坛，从大会会场可以俯瞰罗马的鲜花广场。市长沃尔特·瓦托尼亲自主持了开幕式，他是一位儒雅而又富有修养的绅士，酷爱爵士乐。在活动的第二天，为了向来宾表示敬意，特地邀请大家参观了几乎不对公众开放的尼罗德的黄金宫，市长和博物馆长们还给诸位神经外科专家充当了私人导游。对罗马古迹一无所知的贝罗安失望地发现这个遗址竟然是埋在地下的，必须从山腹中的一个洞门才能进入，这和他脑海中宫殿的概念完全不符。他们沿着一条充满泥腥味的隧道走进去，沿途只有光秃秃的白炽灯照明。通道的两侧是一些昏暗的房间，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墙上瓷砖的碎片进行修缮。据博物馆长解说——这里总共有三百多间房间，全都由白色大理石建成，装潢有壁画、精美的马赛克图案，还有水池、喷泉和象牙色涂层，却没有一间厨房、浴室或者洗手间。终于，一个奇妙的景观展现在了医生面前——绘满了花鸟和复杂的重复图案的长廊。在一个个房间里，他们看到壁画刚刚从霉菌和污垢的遮盖中显现出来。这座宫殿在砾石下被埋藏长达五百余年，直到文艺复兴初期才被发掘出来。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一直因为修复的缘故而未对公众开放，少部分将在罗马市的千年盛典上作为一个亮点而开放。一名馆长指着巨大拱顶上一个不规则的圆洞说，这是十五世纪强盗挖通的，为的是从这里盗取黄金叶。后来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也是利用这个洞口沿着绳索下到这里，他们一面赞叹古人巧夺天工，一面临摹了所有火把能照耀到的图案和绘画，他们之后的作品都深受这次闯入的影响。通过翻译，市长给来宾们讲了一个他自认为会让神经外科专家们开怀的比喻：钻透这些铜墙铁壁而发现了这座宫殿就等同于是钻穿了古罗马人的头颅而发现了他们的思想。
贝罗安离开广场，继续朝东走去，穿过托滕汉街朝高尔大街走去。如果真的像市长所说的那样就好了，掀开头颅看到的不是大脑而是思想。那么再过不到一个小时，贝罗安对巴克斯特的思想的理解就会更多一些。半生的手术生涯理应让他成为世界上最洞悉人性的人，那为什么他还是无法很好地解读黛西呢？他无法停止考虑这件事，他更拒绝接受她有意要怀孕的可能性。但为了女儿的幸福，他必须保持积极而又宽容的态度。但愿这个罗马人居里奥，就像他在圆顶宫殿所看到的那些专注于发掘文物的考古学家一样——考古总归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职业。贝罗安认为他有义务学会欣赏他外孙的爸爸，那个夺走他女儿的家伙。当他终于有一天放下架子肯去拜访女儿女婿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居里奥必须极力表现自己。
在高尔大街上，清洁工人还在忙着清理游行示威者留下的垃圾，也许他们才刚刚开始工作。卡车在路边轰鸣，发电机支持的拱形的卤素灯照亮了成堆的食品残余、包装纸，还有扔得满地都是的标语牌，身着黄色和橘红色相间马甲的工人们正用宽大的扫帚往前推，其他的工人则负责用铁锹往卡车上装成堆的垃圾。这是一个宽容的国度，有人准备要打仗，有人则准备为反对派清理垃圾。这垃圾的构成很有挖掘价值——一块断了柄的“不要以我的名义”的标语牌，从一堆废弃的一次性杯子里探出头来，吃了一半的汉堡包被英国穆斯林联合会印制的传单包裹着。他跨过一块菠萝火腿味的比萨饼，几个啤酒易拉罐，一件牛仔夹克衫，数只空的牛奶盒子和三听不曾打开过的甜玉米罐头。近距离观察让贝罗安感到一种沉重，这些罐头看上去有着锋利的边缘，鼓囊囊的，好像随时都会爆裂。他的震惊一定不会很快消失的。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清洁工，就是今天早晨在沃伦大街扫人行道的那一个。他们已经工作一整天，现在为了邋遢的世界大事，又要严重超时地加班。
在医院前门附近，还是星期六深夜里惯有的情形：一群人聚集在那里，两个保安站在双扇大门中间。典型的情况是，人们从醉乡里惊醒，虽然并没有完全恢复理智，但依稀记得曾看到他们的酒友被抬上救护车。他们便跟着找到医院，通常是找错了医院，情绪激动地要求探望他们的朋友。保安的职责就是阻止这些麻烦制造者、神志不清者或乱发酒疯者进入医院。有可能在医院候诊室里呕吐和骚扰医务人员的也不能放入，以免某位小巧玲珑的菲律宾护士或者已经疲惫不堪的医生遭到攻击，那时候通常是她交班回家的时间。保安的工作还包括把那些企图混进温暖的医院睡大觉的人挡在门外。会在周末深夜造访医院的类型通常并非善类。在贝罗安的记忆里，在急救中心工作就是在接受厌世教育。过去他们习惯容忍，容忍攻击者和借宿者，这些人甚至在急诊中心有自己的床铺，但最近几年这些所谓的文化已经改变了。医院职员已经受够了，他们要求得到保护。酒鬼和闹事的人由保安负责扔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去，那些保安往往是投掷运动员出身，深谙此道。这种手段也是和美国学的，总算是学到了人家的优点，对坏人采取零容忍。但这样做也存在风险，比如可能把真正需要治疗帮助的人拒之门外，也可能导致被扔出去的人头部受伤，或者把患有败血症或是低血糖的人的症状误当成醉酒的象征。
贝罗安从围成一团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走到第一道门前，保安托尼和米奇，两个人都来自西印度群岛，认出了他，放他通过。
“情况怎么样，伙计们？”
托尼——他的妻子去年死于乳腺癌，他一直考虑想接受训练成为一个辅助医务人员——说道：“还算安静。你知道，相对而言。”
“是的，”米奇说道，“今天晚上碰上的是安静的骚乱。”
两个人都咯咯地笑起来，米奇又补充说道：“我说贝罗安先生，所有好医生据说都患上了流感。”
“好在我不是好医生。”贝罗安说道，“有一个脑膜破裂的病人，是吗？”
“我们看到他了。”
“是的，你最好赶快到那里去，贝罗安先生。”
但他没有直接走向电梯，而是从候诊区绕道朝治疗室走去，以防杰伊或罗德尼在等他的时候会下来处理其他的病例。公共区的长椅上很冷清，候诊室内却是一片凌乱不堪的模样，就像刚结束一个派对。空气是潮湿的，弥漫着一股香味。地板上丢着饮料罐，自动售货机旁边的巧克力包装纸中居然有人丢了一只袜子在里面。一个男孩坐着，头枕埋在膝盖里，他的女朋友在一旁抚着他的背；一位老妇人把拐杖放在膝盖上，脸上挂着僵硬的耐心的微笑；两三个人直勾勾地盯着地板；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长椅上，头上蒙着衣服。贝罗安经过治疗室，来到交通肇事处理室，一组医疗人员正忙着给一个脖子大出血的病人止血。在外面的主诊室，员工区旁边，贝罗安看到了早前和他通过电话的急救中心值班医师菲尔斯。
看到贝罗安走过来，菲尔斯说道：“还好，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个朋友，我们已经做了颈椎清理，CT扫描显示双侧脑膜组织受压，颅压降了两个点，我们对其实施了紧急引入，半个小时前已经送到楼上。”
颈部的X光扫描，这是第一道检查手续，表明巴克斯特没有出现呼吸并发症。但他的清醒指数根据格拉斯哥昏迷指数又下降了两级，不是个好迹象。一个麻醉师，可能是杰伊的助理医师已经被叫来准备这台紧急手术，还要清空巴克斯特的胃。
“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多少？”
“从他进来时的十三下降到十一。”
有人在交通肇事室里呼叫菲尔斯的名字，他一边离开一边说：“那边有人因为等车排队而发生酗酒争斗，头上挨了一瓶子。呃，对了，贝罗安先生，和你的朋友一起来的还有两个警察。”
贝罗安乘坐电梯来到四楼，在跨出电梯走进通往神经外科手术室大门的一瞬间，他感觉好多了，一种到家一般的感觉。尽管事情有时会变得糟糕，但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掌控结局，他有办法可以应付，一切井井有条。门都锁着，透过玻璃窗看过去，贝罗安发现里面没人。他没有按门铃，而是绕了个远，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重症监护室，他喜欢深夜的这里——宁静的灯光，长久的却又不失警醒的寂静，寥寥几个严肃认真的夜班人员。他在病床之间穿行，两旁的监护器的指示灯闪烁着，发出平稳的嘟嘟声。这里的病人没有一个是他的，那个安德莉亚·查普曼已经从这里搬出去了，昨天手术单上所有的病人也都已经转回到各自的病房。那些都让他感到满意。重症监护室外面的集结区，显得特别空旷，通常拥挤在一起的手推车已经被推走——但明天它们又会回来，这里又会恢复喧闹，电话铃声也会响个不停，时不时地对推送病人的员工发点牢骚。为了节约时间，贝罗安没有给罗德尼或杰伊打电话把他们从手术室里叫出来，而是直接去了更衣室。
他在数字锁上敲入密码，走进狭窄但熟悉的换衣间，这里有点像几个远离家门的男孩子住的脏兮兮的小家，弥漫着一股男人特有的味道。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他的柜子，开始迅速地脱下衣服，母亲如果看到这里的脏乱一定会被吓坏的——地板上扔得到处都是消毒巾，有的是干净的，有的已经用过，连同它们的包装袋、运动鞋、毛巾、一件旧毛衣、一条牛仔裤；衣箱的顶部，放着空的可乐罐；一只旧得不能再旧的网球袋，两个根本不相连的鱼竿零件放在那里足有好几个月了。墙上贴着一张电脑打印的告示，口气显得有些调侃，上面写道：“不能以文明的方式丢弃这些毛巾和手术服吗？”有个促狭鬼在下面写道：“不能。”旁边一个更官方的告示建议道：“不要乱放你的贵重物品。”从前洗手间的门上曾贴着：“请将马桶的盖竖起”，现在已经无奈地换成了：“对卫生如有意见请拨分机号4040”。如果前来就诊的外科病人看到这里的景象可能会打退堂鼓，到处是散落的手术鞋，上面布满了黄色、红色和棕色的斑点，已经凝固了的点点淤血中隐约可以辨认出圆珠笔写下的名字或字母。匆忙之中却找不到另一只鞋子是很令人恼火的事情，贝罗安一向把鞋锁在柜子里。他从一大堆东西中抽出一套一次性的手术上衣和裤子换上，把包装袋细心地丢进垃圾桶里。尽管周围一片凌乱，但换衣服的程序还让他感到平静，就像象棋大赛前的精神准备似的。在门口，他从一堆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帽中拿了一个，系在头上，沿着空旷的走廊走去。
贝罗安穿过麻醉室走进手术室。手术室里杰伊·施特劳斯和他的实习生吉塔·希亚，正站在设备旁等着他的到来。手术台周围站着负责擦洗的护士艾米丽，还有负责传递器械的琼，旁边是罗德尼——他的表情看起来像即将受到严刑拷问般的痛苦。凭经验贝罗安知道这个实习医生此刻的沮丧，他的导师被深夜召来，尽管明知是很有必要的但还是倍感挫折。这种情形根本不是罗德尼可以左右得了的，杰伊·施特劳斯运用自己的权力制止了他。罗德尼肯定会觉得施特劳斯看不起他。手术台上，蒙着消毒盖布的是巴克斯特，脸朝下趴在那里，能看到的唯有他被剃去了头发的后脑勺。一旦病人被盖上消毒盖布，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就不复存在了，视觉就会给人造成这种假象。整个人只剩下一部分头盖骨，等待接受手术。
手术室里可以察觉到一丝无聊的氛围，已经没有什么闲话可聊了。或许施特劳斯已经把战争的必要性滔滔不绝地讲过了，罗德尼虽然不赞同但也不便坦言他的和平主义观念，以免引起施特劳斯的反感。
施特劳斯说：“足足等了二十五分钟，你真能磨蹭，头儿。”
贝罗安举起手打了声招呼，又示意年轻的实习生过来，跟他来到荧屏前，巴克斯特的扫描光片就摆在那里。在其中一张上，第十六幅图片，是对巴克斯特大脑的第十六个切片。血块在头骨和它的硬膜的内里之间，硬脑膜位于大脑的中线，将左右两个脑半球隔开。那里正好是头顶下面大约两英寸的区域，是个很大、几乎完美的圆形，在片子上显示的是纯白色，周围的白边很明显。骨折部位也能清楚地看到，七英寸长，与大脑中线成直角。在中间，就在大脑的中线位置上，是几块碎骨头，该处的头骨已经部分地塌陷。就在下陷的裂骨下面，是一条主动脉血管，一个超级矢状缝血管窦，对于如同地质板块一样翘起的骨头的锋利边缘而言显得非常脆弱。它沿着折痕延伸——是大脑镰——在那里左右两个大脑半球连在一起，同时它也是将血从大脑输送出去的主要静脉血管。硬脑膜皮分别包裹着每一个大脑半球，在中间形成一个槽，大脑镰就舒舒服服地待在那里。每分钟就有几百毫升的血液流经血管窦，医生有可能在抬高破碎的骨头时将它撕裂。这么多血流出来，你根本不可能做修复工作，这也就是杰伊·施特劳斯为什么打电话让贝罗安来的原因。
贝罗安看扫描光片的时候，对罗德尼说：“给我讲讲病人的情况。”
罗德尼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听起来是沉重而浑厚的：“男性，二十多岁，三个小时前从楼上摔下来。在进来的时候就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格拉斯哥昏迷指数从十三下降到十一。头颅破裂，无其他伤痕，脊骨的X光片显示正常。他们做了扫描，用了夹板以后马上送到了这里。”
贝罗安回头扫了一眼麻醉机的监控屏。巴克斯特的脉搏显示每分钟八十五下，高压一百三，低压九十四。
“扫描结果呢？”
罗德尼犹豫着，也许在考虑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老师想骗他上当，趁机让他丢脸。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偶尔也会多愁善感地想念他在圭亚那的家乡，他立志有一天要在家乡建立最大的脑外科中心。他曾经有机会参加正规的橄榄球球队，但因为爱上了医学和神经外科而放弃了。他长了一张友善而又聪慧的脸，听说他很能赢得女士的芳心，他也就纵容自己到处留情。贝罗安不大看好他。
“脑桥中线骨折，硬脑膜外和——”罗德尼指着光片上高一点的区域，一小团白色的物质看起来像个逗号——“硬膜下的部分也都受到损伤。”
罗德尼只看到了比较明显的现象：硬脑膜下面的淤血和它上面更大的瘀块。
“很好，”贝罗安嘟囔了一句，就这么一句话总算让今晚的罗德尼没白过。然而还有第三处的病变，这位实习医生没有看出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有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煞费心机地苦学诊断技巧。在扫描光片的上部，巴克斯特两边大脑的尾状物都没有正常的凸起，健康的凸起应该伸出到侧面脑室的前部角状骨那里。在DNA测试发明之前，尾状物的缩短对亨廷顿舞蹈症的确诊是很有帮助的。贝罗安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但生理学上的证据还是让他感到自豪。
贝罗安对施特劳斯说：“血液准备好了吗？”
吉塔·希亚回答说：“血库里有很多。”
“病人的血压稳定吗？”
“血压和脉搏都没有问题。前颅血压稳定，胸腔压力也很好。我们准备好了，头儿。”施特劳斯说。
贝罗安看了看巴克斯特的头，确认一下罗德尼是否已经把正确手术部位上的头发剃掉。伤口是平直而干净的——来自墙壁、壁脚板和石板地面撞击，不像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口那样充满尘土和泥垢——急救室的医生已经把伤口缝合起来了。用不着触摸，贝罗安也能看出病人的头部有个区域肿胀得很厉害——瘀血就集中在这片头骨和头皮之间。
贝罗安对这个实习医生的工作很满意，一边走开一边对罗德尼说：“我去洗手，你把缝合的线拆掉。”他在经过角落时停下，想挑选几首钢琴曲。他决定来点儿《歌德堡的变奏曲》。这里有四盘光碟，他没有选择曲调隆重、带点叛逆色彩的格伦·古尔德的演绎，而是选了灵巧而流畅的安吉拉·休伊特的专辑，她的演奏包括了完整的反复。
用了不到五分钟，贝罗安就套上了一件一次性的手术袍，戴上了手套和口罩，回到手术台前。他点头示意吉塔开始播放音乐。贝罗安从艾米丽摆放在自己手边的不锈钢托盘里用夹子夹起一块纱布，在一瓶聚维酮消毒碘溶液里蘸了蘸。温柔中充满渴望的咏叹调开始缓缓地响起、萦绕，起初仿佛有些拘谨，更加衬出手术室的空旷。当向日葵般金黄的溶液接触到苍白的皮肤时，一种熟悉的满足感再次包围了贝罗安——那是一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愉悦，看着所有的器具有条不紊地摆放在托盘里，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和自己的团队齐心协力，唯一能听到的是呼吸机转动的声音和氧气进入巴克斯特戴着的面罩的嘶嘶声。巴克斯特在手术布的覆盖下几乎是隐形的，被笼罩在雪亮的手术灯下。紧张的气氛让他联想起儿时下棋时的感觉。
贝罗安放下清理刷，轻轻地说：“局部麻醉。”
艾米丽递给他早已准备好的皮下注射器，贝罗安迅速地在伤口部位及其周围几个地方作了注射。严格说来，这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二乙氨基里的肾上腺素有助于止血，每个注射部位的头皮都立即膨胀起来。贝罗安放下皮下注射器，张开手来，他不用说话——艾米丽就知道把合适的皮肤切割刀交到他的手中。他把伤口又扩大了几英寸长，又割得更深一些。罗德尼站在他身边，用双极神经元烙器止住两三处的出血点。每一次接触到都会发出“咝咝”的声响，伴随着烧焦皮肤的气味和一缕细小的灰烟。尽管身材魁梧，但罗德尼却能很巧妙地避免阻碍到主刀医师的动作，同时用蓝色的小钳子紧紧地夹住伤口，封闭住输血管。
贝罗安要了第一个大的自控牵开器，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让罗德尼来夹第二个——现在长长的切口被撑开，就像一张大张着的嘴巴，里面的头骨和所有的损伤都看得一清二楚。
骨折的裂痕确实很直，血液，改变了航道的血液从里面涌出来。罗德尼用生理盐水洗过、揩干之后，他们看到骨头上的裂痕大约两毫米宽——看起来像从空中俯视到的地震裂痕，或干涸的河床裂痕。中间下降的断骨有两块骨头倾斜，还有三块碎骨片分布在周围。没有必要钻个毛口洞，贝罗安可以让切口稍微移动一些看到更大的裂纹。
艾米丽给他开颅器，但他不喜欢这个开颅器的底角——好像有点歪斜。琼马上到准备室拿了另一个回来。这个很令人满意，当琼打开消过毒的包装纸比划着试试看的时候，贝罗安对罗德尼说：“我们要打开塌陷的骨折部位周围的一片游离的骨片，这样才能完全控制血管窦部位。”
据说没有谁能比得上贝罗安的开颅速度。现在他的速度比平常更快，因为不用担心伤到硬脑膜——淤血压在上面，把它从颅骨里推出去。虽然罗德尼把身子探过来，用一支达金注射器把生理盐水喷到伤口边缘保湿，手术室里还是弥漫着烧焦的骨头味道，这种味道往往在贝罗安漫长的一天终结时脱掉衣服的时候仍然附着在衣服之上。在尖锐的开颅器的轰鸣中不可能说话，贝罗安就用眼睛示意罗德尼应该靠近仔细观察。当他引导着锯片通过脑桥中线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贝罗安慢了下来，并把开颅器的底角稍微向上倾斜一点——否则容易碰伤血管窦。大脑被如此厚的骨头包住，因此会在手术室之外受到伤害不是轻易会发生的事情。终于，贝罗安在巴克斯特的头顶后部打开一个椭圆形的开口。在提起骨片之前，贝罗安先检查了一下塌陷的骨折碎片的情况。贝罗安要了一把沃森·切尼解剖刀，轻轻地把碎骨挑出来。它们很容易地就被挑了出来，贝罗安把它们放进艾米丽递过来的一只装满碘液的肾形碗里。
现在，还是用那把解剖刀，贝罗安将整个松动的骨瓣从头颅里挑起来。大块的骨瓣就像椰子片，和其他的小碎片一起放到碗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瘀结的血块，深红得几乎近于黑色，还有刚刚凝固起来的小血块。有时候，贝罗安觉得这些淤血就像胎盘。但现在血块边缘的血液已开始流通，颅压也在降低。血从巴克斯特的后脑勺里流出来，顺着手术盖布淌滴到地上。
“抬高手术台的头部，尽量高地向上提。”贝罗安冲着施特劳斯吩咐道。如果出血点高于心脏部位，血流得就会少一点。手术台在升高，贝罗安和罗德尼匆忙地避过脚下的血泊，两人配合着用吸管和爱迪生牙挺除去血块。他们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周围，终于看清了骨折处大约四分之一英寸长，就在血管窦里面。骨瓣的位置好极了——损伤处正好在打开的刀口中央。涌出来的血液立即将损伤处再次变得模糊不清，断骨的边缘肯定已经把动脉血管刺破。罗德尼拿着吸管准备就位，贝罗安把一个氧化纤维止血条贴在断裂处，并放了一个药棉在上面，示意罗德尼用手指按住。
贝罗安问施特劳斯：“我们失去了多少血？”
贝罗安听到施特劳斯问琼用了多少冲洗液，他们一起算了一下。
“二点五升。”麻醉师轻轻地说。
贝罗安正想开口要骨膜分离器，艾米丽已经放在他手里。他发现一个露了出来但并没有受到伤害的颅骨区域，就用分离器——一种刮刀——取出两块长长的颅骨膜，那是覆盖骨头的纤维膜。罗德尼把药棉拿掉，正准备把断裂处的止血条也拿掉，贝罗安摇摇头。血痂可能刚刚形成，他可不想让它受到破坏。贝罗安轻轻地把刚取出来的颅骨膜贴到止血条上，又加了一个止血条，接着又在上面覆上另一块颅骨膜，加了一个新的棉签在上面，还是让罗德尼用手指按住。贝罗安重新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然后等着。不透明的奶青色硬脑膜还是干净的，证明血已经止住。
但现在他们还不能开始缝合。贝罗安拿起一把解剖刀，在硬脑膜上割开一个小小的切口，又把切口撑大一点，朝里面看了看。巴克斯特的脑组织表面确实已经被血块覆盖住，但要比先前的血块小很多。贝罗安把切口扯开来，罗德尼折起已经愈合在一起的脑膜，贝罗安对这个年轻助手的工作速度很满意。罗德尼用爱迪生牙挺挑出凝结的血块，他们清洗了刀口，用吸管把盐水和血液的混合物吸去，等着看看是否还会流血——贝罗安怀疑可能是附近的脑蛛网膜粒造成的出血。这没什么严重的，只是他现在还不能缝合。他喜欢等几分钟看看，这样更加安全。
在这个间隙里，罗德尼走到准备室门边的桌子旁，坐在那里喝水。艾米丽忙着收拾器材托盘，琼正在清扫地板上的那一大摊血。
施特劳斯和他的实习医生低声地交谈着什么，然后停下来对贝罗安说：“手术很成功。”
贝罗安还站在手术台的前部，虽然他始终能感觉到音乐的存在，但其实直到现在他才真正集中精神来欣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休伊特的变奏曲已经演绎到了最后一章混成曲——曲调是激昂而诙谐的，甚至近于低俗，反复吟唱的是乡下人的饮食和性爱。最后欢跃的和弦渐渐停歇，在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咏叹调又回来了，歌词和先前一样，改变的只是伴奏，但还是先前的风格，依然舒缓、依然无奈，但更加伤感，钢琴的音符从远处飘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慢慢地彰显。贝罗安低下头，看着巴克斯特露出的部分头颅。贝罗安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人的大脑对他而言就如同对家乡一般熟悉，他认识每一座丘陵、每一道峡谷，更叫得出它们各自的名字。大脑的每个部位各司其职，贝罗安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就在脑桥中线左边，平行地延伸向被骨头盖住看不到的地方的，就是运动带。它的后面，与它平行的是感觉带。它们是那么容易受到损伤，而且一旦受损，就是影响一辈子的麻烦。避免碰伤它们，他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绕道实施手术，就像躲避美国城市里的不安全的街区一样躲避着它们。这种熟悉麻木了他，使他停滞在目前的满足，不去探求自己无知的区域，这是更大的无知。医学技术纵使发展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这备受保护的一千克或更多的细胞是如何给信息编码，如何形成经验、记忆、梦境和意识的。虽然在他有生之年，贝罗安并没抱希望会看到人类解开这一奥秘，但他毫不怀疑，总有一天这会实现的。就像人类发现复制生命的DNA一样，总有一天大脑的谜底也会大白于天下。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对其构造的惊叹。如此看似平常的液体居然操纵着这五光十色的思维、视觉、听觉和触觉，并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形成每时每刻里鲜活的景象，并烙上自我的印记，如同幽灵一般无处不在。人类将如何解释意识的产生？他无从想象答案将是怎样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奥秘迟早会得以昭示——也许还要再过几十年，但只要还有科学家，还有研究在进行，他们定能给出一个关于意识的无可辩驳的真理。研究从未停止过，在离手术室不远的实验室里就正在进行，探索之旅终会抵达目的地，贝罗安坚信这一点，这是他唯一的信仰——这就是生命的庄严和伟大。
手术室的其他人都不了解眼前这个大脑的特别状况。他现在正在注视的运动带已经受到了病症的侵蚀，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大脑中央的尾状骨和壳核的功能退化的影响。贝罗安把手指压在巴克斯特大脑皮层表面。他有时候在做脑肿瘤切除手术之前会用手指按压一下大脑，试试弹性如何。美丽的传说里总是讲述任何顽疾都可以在抚摸下奇迹般地消失，这是多么人性化的梦想啊！如果只要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就能轻而易举地治愈疾病的话，他愿意就此结束这病痛。但现实和神经外科一样有局限性：面对着这些无法破解的密码，这些密密麻麻、纷繁复杂的血脉和经络，贝罗安和他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有锲而不舍地疏通阻塞。
巴克斯特那无法治愈的大脑，暴露在明亮的手术灯下，已经好几分钟不再有流血的迹象——脑蛛网膜粒已停止出血。
贝罗安冲罗德尼点点头，“看来情况很好，你可以开始缝合了。”
贝罗安对罗德尼的表现很满意，也想让他有个愉快的晚上，于是让这个实习医生来主持余下的程序。罗德尼用紫线30维克瑞1型把硬脑膜缝合起来——并插入了硬膜外的引流管。他把骨瓣和骨折的两块碎片重新放好，然后给颅骨打孔，将钛板固定在头骨上以保障骨头的安全。巴克斯特头骨的这个部位，现在就像人行道上的补丁，或者说像修补得很拙劣的陶瓷娃娃的头。罗德尼塞进去帽状腱膜下的引流管，然后开始用20吸收线缝合头皮，并压进皮肤钉。贝罗安让吉塔播放巴伯的那首《柔板》，这是过去几年收音机里常播放的葬礼曲目，但贝罗安有时候喜欢在手术接近尾声的时候听听。这首懒洋洋的悠扬曲调预示着一份冗长的工作终于要宣告结束。
罗德尼把盐酸消毒液涂在伤口周围，然后放上一块小号的纱布。直到这时候，贝罗安才再次接手——他喜欢亲自做头部的包扎。贝罗安把固定头部的夹钳一个个取下来，又拿出三块打开的药棉纱布，平整地敷在巴克斯特头上。头部周围还有两个夹钳的别针没有取下来，贝罗安左手里握了五枚别针，开始用一条长长的绉纱绷带缠住巴克斯特的头部，缠到下面时就用手腕托起他的头。这是既需要技巧，又需要体力的，既要避开两条引流管，又要避免头部重重地摔下来。当最后终于把绷带缠好，一切都安全之后，手术室里的每个人，全体工作人员，全都聚集到巴克斯特身边——这是病人的身体重新得以还原的舞台，曾经完全暴露在外面的小部分组织现在终于被归还给整个身体。打开病人的身体预示着一次生命的回归，如果不是以前千百次地看到，贝罗安一定会误认为这是件棘手的难事。艾米丽和琼一左一右小心地将巴克斯特的胸部和腿上的手术盖布揭去；罗德尼确保引流管的安全，输入和排出的导管都不能移动；吉塔取下盖在病人眼睛上的垫片；施特劳斯撤下垫在巴克斯特两条腿下面鼓鼓的柔软的毯子；贝罗安站在手术台一头，两手捧着巴克斯特的头，穿着病号服的身体躺在手术台上显得那么柔弱和无助，悠扬而低缓的管弦乐曲好像是专为巴克斯特演奏的。琼拿来一床被子给巴克斯特盖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混淆脑硬膜下的引流管和帽状腱膜下的引流管，将巴克斯特的身体翻过来，让他仰面躺着。罗德尼把一块马蹄形软垫放在手术台头上，贝罗安将巴克斯特的头安置在上面。
施特劳斯说：“你想让我给他打一针镇定剂，让他安静一晚上吗？”
“不用。”贝罗安说，“我们现在就让他醒过来。”
麻醉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巴克斯特苏醒——很简单，只要停止用药就行了——从呼吸机上转到自主呼吸。为了监测这一转变过程，施特劳斯在掌心放了一个黑色的袋子，是一个里面装了液体的袋子，让巴克斯特透过它来呼吸。施特劳斯比较信任自己的触觉，而不太相信麻醉机分析的数据。贝罗安脱下手上的橡胶手套，像往常一样“嗖”的一声把它扔到垃圾箱里。手套顺利地降落在里面——这总是一种好征兆。
贝罗安脱下手术服和其他一次性衣物，也扔进垃圾桶，然后，戴着帽子，沿着走廊，去找张手术记录单来填。在办公桌旁，他看到两名警察还等在那里，就告诉他们十分钟后巴克斯特将要转到重症监护室。等到他再回到手术室的时候，发现气氛完全不同了。屋里响彻的是西部乡村音乐——这是施特劳斯的口味——已经取代了原来塞缪尔·巴伯的音乐，艾米罗·哈瑞丝正在高歌她的《从玻尔德到伯明翰》。艾米丽和琼一边谈论着一个朋友的婚礼，一边打扫手术室——这项乏味的工作在夜班的时候就会落到洗手护士的头上。两个麻醉师和罗德尼·布朗，一边做着将病人转移到重症监护室的最后准备，一边大谈抵押贷款和银行利息。巴克斯特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还没有要苏醒的迹象。贝罗安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填他的手术记录单。在姓名一栏，贝罗安写上“据知叫巴克斯特”，出生年月日一栏，写上“估算年龄二十五岁上下”，其他的个人信息他只能空着。
“你们该货比三家，”施特劳斯告诉吉塔和罗德尼说，“现在银行业可是买方市场。”
“那是喷上去的古铜肤色，”琼对艾米丽说，“医生从来都不允许她晒太阳，因为她得了皮肤癌。现在她把自己涂成了浅橙色，脸、手、全身的皮肤都是，而星期六就要举行婚礼了。”
他们的闲谈让贝罗安感到很安详，他飞快地填着，“外/下硬膜的、下垂鼻窦修复；注意事项：抬高头部并固定，伤口扩张/缝合，松动骨瓣已放回……”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沉浸在梦境中，抛弃了一切时间的意识，抛弃了生命中其他一切意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进入了一个纯粹的现在，没有过去的负担，也没有未来的顾虑。现在回头再看，当时从未觉得，但其实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点像性爱，让他感觉自己身在别处，只是没有性来得愉悦，当然更不是感官上的体验。这种状态带给他一种满足，是他在任何被动的娱乐中都不曾体会过的。就连读书、看电影，甚至音乐都不能给他带来这种享受。和别人分工协作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这种超然似乎需要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要求一个人在较长时间内全神贯注并发挥高超的技术，充满压力、麻烦，甚至是危险。贝罗安感到平静，心境开阔，充满了存在的充实感。这是一种空灵的净洁，深刻而沉默的愉悦感。除了先前和罗莎琳做爱以及西奥的音乐之外，没有什么比回到工作中来更让贝罗安感到快乐的了，让他宝贵的星期六没有虚度。当站起来离开手术室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
贝罗安乘电梯下到三楼，沿着油光可鉴而又灯光昏暗的走廊来到神经外科病房区，他告诉值班护士自己在医院里。然后走进去，站在一间有四个床位的病房门前，透过玻璃往里面看。他看到在离他最近的那张床上亮着床头灯，就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安德莉亚·查普曼正坐在那里，在一本粉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上写着什么。贝罗安在床上坐下来，在查普曼合上日记本之前，贝罗安注意到她在纸上画了无数心形图案。查普曼对贝罗安报以一个疲倦而欢迎的微笑。贝罗安低声对她说：
“睡不着吗？”
“他们给我吃了药，但我还是不能停止思想。”
“我也常这样。事实上，我昨天晚上就失眠了。我正好路过……现在该告诉你了，手术非常成功。”
她长着娇嫩的黑黑的肌肤，浑圆而可爱的脸庞，头上还是他昨天下午缠上的厚厚的绉纱绷带，让她显得凝重而庄严，简直像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非洲皇后。她钻进被子，只露出头在外面，那样子就像一个临睡的孩子准备好要听熟悉的催眠故事似的。她把日记本紧紧地抱在胸前。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肿瘤都被切除了吗？”
“就像做梦一样，转眼就没有了，最后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他感到很惊奇。她的态度完全转变了，语调亲切而又温和，再也听不到市井的污言秽语，他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完全是药物和疲惫的作用。但贝罗安动手术的区域是小脑蚓体部位，和情感控制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的是预计疗效。”他告诉她。
“没错，那么，医生，我的预计疗效怎么样？”
“很乐观，你完全恢复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她把身子愈加紧紧地裹在被子里，“我喜欢听你这样说，再说一遍吧。”
他满足了她的要求，又尽可能清晰而威严地说了一遍。无论是什么使得安德莉亚·查普曼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敢肯定她一定把它写进了那本日记里去。他用手指弹了一下日记本的封皮。
“你通常写些什么？”
“保密。”她马上说。但她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嘴唇张了张好像要说什么，但随即改变了主意，紧紧地闭上了嘴唇，目光透过他淘气地盯着天花板。她其实渴望倾诉。
贝罗安说：“我是最擅长保守秘密的，做个医生就必须这样，这是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
“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对不对？”
“当然。”
“你敢对着《圣经》庄严地发誓吗？”
“我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
“好吧，是这样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做一名医生。”
“太好了。”
“我要做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
“那再好不过了，但你必须首先习惯叫自己神经外科医生。”
“对，我要做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每一个人都小心了！未来的神经外科医生在此。”
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孩子曾有过这种童年的梦想，在手术后的眩晕中幻想着要成为医生，少有人真能够实现。多年来，有不止一个孩子在贝罗安面前流露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像安德莉亚·查普曼现在这样急不可耐。她兴奋得无法安稳地躺在被子里，又挣扎着爬起来，把胳膊肘支在床垫上，她身上还插着导流管，没法大肆活动，只能托着下巴趴在那里。她眼帘垂下来，在认真考虑之后问道：
“你刚做完手术吗？”
“是的，一个男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撞伤了脑袋。”
但她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病人，“布朗医生也在吗？”
“是的，他和我一起做的手术。”
终于，她满脸写满了诚实的恳求，抬头看着贝罗安，马上就要说出她秘密的核心内容了。
“他真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不是吗？”
“哦，他很好，他是最棒的，你喜欢他，是吗？”
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点头，贝罗安等待了好一会儿。
“你爱上他了。”
听到这么严肃的字眼，她抖动了一下，紧接着察看贝罗安的脸上是否有嘲笑的痕迹，她看到的是贝罗安异常凝重的脸色。
他试探地说：“你不觉得他对你来说年龄大了一点吗？”
“我都十四岁了，”她马上抗议，“罗德尼才三十一岁，而且问题在于……”
现在她又坐了起来，依旧还是把那本粉色日记本紧紧地抱在胸前，很高兴谈话终于涉及到了重点。
“……他来到这里，就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跟我说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话，我就需要认真地学习，不要再胡闹下去，他甚至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在一厢情愿地胡思乱想，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是说，他比我大，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医生，但他又是如此地真诚。”
她列出了她的计划。一旦她做了实习医生——大约得等上二十五年，这是贝罗安私下的计算——她就要飞到罗德尼所在的圭亚那，帮他一起打理诊所。又听她说了五分钟的罗德尼之后，贝罗安站起来准备离开。当他走向门口的时候，查普曼说：“你还记得你答应过要录制下我的手术过程吗？”
“我记得。”
“我可以看吗？”
“我想可以，但你真的确定你想看吗？”
“哦，天哪！你别忘了我要做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我必须看！我想看看我的脑子里面究竟什么样，然后我还要给罗德尼看。”
出来的路上，贝罗安告诉值班护士，安德莉亚还没入睡而且精神亢奋，然后他乘电梯回到四楼，沿着神经外科后面的长长走廊，来到重症监护室的门口。
在祥和的灯光中，贝罗安经过一排排的病床，看着病人床头的监护器上闪烁的指示灯，这让他想起空旷街道上的霓虹灯——这里有种城市拂晓之前的那份短暂的宁静。贝罗安看到值班护士赖恩·里德正坐在办公桌前，他是纽卡斯尔人，正忙着填写表格。他告知贝罗安巴克斯特各方面的状况都不错，已经醒过来了，但又睡着了。里德冲着坐在巴克斯特病床附近阴影里的两个警察点了点头。贝罗安本想确定完他的病人情况稳定之后，就赶紧回家去，但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两位百无聊赖、昏昏欲睡的警官看到贝罗安走到面前，立刻站起身来，礼貌地说他们可以到走廊外面等着。
巴克斯特平躺在那里，胳膊直挺挺地放在身体两侧，身上连接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平稳地用鼻子呼吸着。贝罗安注意到，他的双手没有颤抖——睡觉是唯一的例外，睡着的时候或者死亡的时候。巴克斯特头上的绷带并没有像安德莉亚头上的绷带那样使他显得尊贵。顶着浓密的短发，再加上肿大的眼圈，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被致命一击撂倒的武士，或者一位倒班期间在储藏间打盹的筋疲力尽的厨师。睡觉的时候，他的下巴是放松的，多少柔和了他野蛮的外表。对各种不公正的习惯性的皱眉也舒展开了，展现出难得的宁静。
贝罗安拿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房间尽头的一位病人突然叫出声来，也许是在噩梦中，她一连叫了三次。贝罗安没有回头，但意识到护士正朝她走去。贝罗安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半了。他知道自己该走了，绝不能在椅子里睡过去。但现在他既然已经在这里了，虽然并非有意，他还是得待上一会儿，他不可能睡着，因为他知道自己心事重重，他的脑海里充斥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他的思绪错综复杂、蜿蜒曲折，连带着让房间里的空气仿佛也起了涟漪，椅子下面的地板似乎也在荡漾，这种感觉就像物理课上定义的光波一样。他必须待在这里，把自己的感受分解成基本构成——量子，查明起因的来龙去脉；只有到那时，他才真正知道该怎么做，怎样做才是对的。贝罗安把手指按在巴克斯特的手腕上，测试他的脉搏。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监控器上清晰地显示一行闪亮的蓝色数字——每分钟六十五次，他之所以还要做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已。这是他做学生的时候最初学做的几件事情之一，虽然很简单，但这是同病人最直接的接触，可以使病人安下心来——只要让自己充满权威的自信。贝罗安数着脉搏跳动的次数，那轻柔的撞击，只需测十五秒内的脉搏，再乘以四就知道每分钟是多少了。护士还在病房的尽头。透过旋转门的玻璃窗能看到那两个警察还在走廊里等着。十五秒早就过去了，贝罗安却还握着巴克斯特的手，他正在整理思路，决定接下来该怎样做。
卧室里沙发旁的台灯还亮着，是罗莎琳特意为他保留的。灯光的亮度调节到了最小，灯泡发出像蜡烛一样微弱的光芒。她蜷伏着侧身躺着，被子只盖到腹部，枕头被挤掉在地板上——一切都表明她睡得很不踏实。他站在床尾静静地观察了一分钟左右，想知道自己进来的时候是否惊扰到了她。她还是那么年轻，几缕发丝垂在面颊上，看起来无忧无虑，妩媚动人。贝罗安走进浴室，选择在黑暗中脱去衣服，因为他不想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憔悴的面容很容易让他陷入对衰老的焦虑之中，那将会侵蚀他的睡眠。他冲了个澡，来洗去全神贯注留下的汗渍和所有医院的痕迹——他想到巴克斯特颅骨的粉末很可能在钻孔的时候飞溅到自己前额的毛孔上——于是用香皂使劲擦洗着。当擦干身体的时候，他注意到即使在微弱的灯光下，他胸部的瘀肿仍然清晰可见，而且好像比以前的范围更大，就像衣服上的污迹一样醒目，但现在用手触摸的话不那么疼了。自己遭受殴打时的情景和那一刹那间的剧痛仿佛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记忆。相对于疼痛来说，羞辱更令他难忘。也许他应该打开灯好好检查一下伤势。
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裹着毛巾走进卧室，顺手关掉了台灯。微弱的白光从一扇微微分开的百叶窗的缝隙中钻进来，洒落在地板对面的墙上。他不想费事去关严它——完全的黑暗和感官的闲置可能反而会让他的思潮翻涌，倒不如借着有限的光线凝视某个地方，希望能让眼皮越来越沉重。他的疲惫变得十分脆弱、飘忽不定，就像疼痛一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得好好地酝酿睡意，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和胡思乱想隔绝。但当来到床的另一边的时候，他又犹豫了；光线亮到足够看清罗莎琳已经占用了全部的被子，并把它拧成一团压在她胸前。要把被子拽出来，注定会惊醒罗莎琳，但没有被子睡下又太冷。他从浴室里找出两套厚重的睡袍当毛毯用。罗莎琳用不了多久就会翻身，到时他再把自己的那部分被子拽回来。就在他躺下的时候，罗莎琳突然伸出手揽着他的胳膊低声说：“我一直不停地梦到你回来，这回你真的回来了。”
罗莎琳掀开被子，让他钻进她温暖的被窝里。她的皮肤是滚热的，而他的是冰凉的。他们面对面地躺着。他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窗缝中透出的光线却在她的眼中折射出两个光点。他用胳膊揽着她，她挪了挪身体靠得更紧，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她说：“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他嘟囔一句，算是含糊地表达了满意。接着就是沉默，好像都在试图让自己相信这只是个普通的夜晚，像以前无数个难眠的夜晚最终相拥而眠。也有可能他们都预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过了一会儿，贝罗安轻轻地说：“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他这样说着的时候，手滑到了她的腰间。
她的呼吸开始急促。他问了她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很生气。”最后她这样说。因为她的声音很低，听起来好像底气不足，所以她又补充道：“现在还是心有余悸，那些人太恐怖了。”
他刚开始向她保证他们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她的声音盖过了他的：“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感到他们好像还在房子里似的，他们仍然还在这里，我还是很害怕。”
他感到她的腿在颤抖，就更紧地搂着她，吻着她的脸，低声地说：“亲爱的，没事了。”
“很抱歉，我开始上床睡觉的时候，腿一直就抖个不停，后来平静下来了。天哪，我想让它停下来。”
他把手伸下去，放在她腿上——颤抖好像是从膝关节那里传出来的，不由自主的痉挛，就像是关节的骨头在摩擦。
“你只是受了惊吓。”他一边给她的腿按摩，一边安慰她。
“哦，天哪！”她还在说，但除了这个再也说不出别的。
他抱着她，摇着她，不停地说他爱她，几分钟之后，抖动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当她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她用她那惯用的平稳语调说：“我还是很生气，没有办法停止，但我真的想让他受到惩罚。我是说，我恨他，我想让他去死。你问的是我的感觉，不是我的决定。那个恶毒而无耻的混蛋，那样对待爸爸，还强迫黛西那样做，又拿刀子抵着我的脖子，还用刀子逼你到楼上。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活着回来了……”
她停下来，他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就没有刚才那么冲动了。他们再次面对面地躺着，他握着她的手，用大拇指爱抚着她的手指。
“我送你出大门的时候，告诉你的话，我说不要你去报复他，其实我害怕的是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想处在你那样的位置，我一定会真的做点什么让他受点罪的事。我担心你也有同样的想法，要是那样的话，你就会陷入真正的麻烦。”
他有好多话要告诉她，跟她商量，但现在不是时候。他知道他此刻不会从她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反应，还是等到明天吧，等她更安定一些，赶在警察到来之前再说。
她用指尖找到他的嘴唇，吻了一下，“手术进行得怎么样？”
“很顺利，一切如常。他流了好多血，我们把断骨都接上了。罗德尼干得不错，但单独处理他可能还有点困难。”
“那个人，巴克斯特，醒了之后就要面对指控。”
贝罗安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浓重的鼻音嘟囔一声，算作肯定。他觉得有必要挑选一个适合谈论这个话题的最佳时刻，例如在星期天早晨，煮上一大杯咖啡，在充满冬日阳光的温室里徘徊，翻阅他们总在谴责却始终还看的报纸。这时他再靠近她，拉起她的手，她抬头看着他，他可以从她脸上看出那份平静的睿智和专注来，还有宽容的心。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在一片黑暗之中，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居然睡着了，也许只是几秒钟而已。
罗莎琳在说：“他喝了很多的酒，变得很脆弱，就像平时醉了的时候。要顾及到周边所有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孩子们真行，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外公送回宾馆，宾馆的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伤口。”
贝罗安突然有种夜间旅行的感觉。他和罗莎琳曾经有一次乘坐卧铺从马赛到巴黎，他们挤在上铺狭窄的铺位上，躺着欣赏法国沿途的夜景，一直谈论到黎明也没有睡觉。今晚，谈话本身就是一次旅行。
在舒适而惬意的心境下，贝罗安对岳父的好感倍增，于是说：“他真是很了不起，没有被他们吓倒，还沉着地告诉黛西该怎么做。”
“他确实非常勇敢，”罗莎琳也赞同，“但你也同样令人赞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一直在谋划、盘算，我看到你不停地给西奥使眼色。”
他拿过她的手，吻着她的手指：“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像你遭遇到了那么大的危险，你才是最伟大的。”
“是黛西让我有了坚强的勇气，她那么勇敢……”
“西奥也是，如果不是他那么迅速地爬上楼梯……”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当晚的惊险被描述得起伏跌宕，成了一出对勇敢的讴歌，展现了人性在面对威胁时的足智多谋和坚韧不拔。他们过去常喜欢这么谈论全家人的表现，但都是当他们去攀登苏格兰山脉时的经历——每次总会出点差错，但都很有意思、充满兴味。此刻两人都突然间兴奋起来，都忙着赞许所有人，因为这让他们沉浸在为家人骄傲的那种熟悉的欢悦之中，反倒是对彼此的赞美显得有点尴尬。贝罗安和罗莎琳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不知曾多少次这样共度时光——安静地独处，共同谈论他们的孩子。最后的一幕在黑暗中依然光鲜——西奥拥抱着父亲，黛西也注视着父亲，多么可爱而又善良的孩子啊，能做他们的父母是多么的幸运。但兴奋的谈话很难长久，渐渐地他们说出来的话开始变得空洞，听起来也不很真实，于是他们的声音慢慢地消沉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回避想起给他们带来痛苦和灾难的肇事者巴克斯特——这个看似凶残，其实脆弱的喜怒无常的家伙，他们迟早要面对。他们还谈到了黛西，但有意避开了黛西怀孕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敞开心扉，但是已经快了。
停了片刻，贝罗安说道：“整件事情是这样的。他已经失去了自我控制，他认为自己一定要出这口气才行。谁知道是什么样不可控制的激动情绪驱使他那样做的。”接着贝罗安详细地给罗莎琳讲述了发生在大学街上的冲突，包括一切他认为可能相关的事情——从警察挥手让他通行，到高尔半岛街上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其间送葬般的鼓声，一直到武力冲突前自己内心的好斗本能，全都一字不漏地告诉了罗莎琳。他在说这些的时候，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脸颊。他们本来可以打开灯的，但这样亲密而又可靠的黑暗让他们感到一种慰藉，与性无关的孩子般纯洁的相拥而谈，直到天明。黛西和西奥也经常这样做，在楼上他们各自的卧室里，和留宿的朋友在黑暗中交谈——窃窃私语直到凌晨三点还不肯罢休，抵挡着阵阵袭来的睡意，变换着话题一直喋喋不休。贝罗安十岁的时候，一位姑妈生病住院，小他一岁的表妹到他家来借宿一个月。贝罗安因为睡的是一张双人床，而家里又没有其他的地方可睡人，妈妈就让小表妹莫娜到贝罗安的床上去和他一起睡。抵达的当天，他们都漠视对方的存在——莫娜是个小胖子，戴着厚厚的眼镜，还少了一根手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子——但是第一个晚上，床的另一半睡着的温暖的身体发出了绵绵的低语声，讲述了到糖厂参观时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巧克力像瀑布一样飞下流水线的斜道，机器转得那么快，根本看不清楚，接着就是迅速而毫无感觉地肢解，飞溅的血“就像鸡毛掸子”一样染红了老师的上衣，朋友们昏厥过去，工头趴在地上把手伸到机器下面去寻找“丢失的那一部分断指”。贝罗安听得目瞪口呆，除了急促的呼吸之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但莫娜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女孩，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们每天晚上都会驾驶想象中的时间机器，踏上短暂但不失惊险的旅程，直到东方发白，每晚都是不同的主题。
在听完了贝罗安讲述遭遇的经过之后，罗莎琳说：“你没有滥用自己的医学权威，你只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罢了。”
这不是他想从她那里听到的结论——他悉心描述细节是想引导她树立相反的观点。他正打算再试试，她却开始说自己的事了。这种床上夜话就是这样的——不按牌理出牌，不按照逻辑的顺序。
“刚才我在等你回来的时候，在睡着之前，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拿着刀子对着我多长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根本没多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时间很短，只是那时我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没有意识到时间，可能是一分钟，也可能是一小时，只是……”
她一边回忆，一边又开始发抖，但比先前微弱，而且马上就停止了，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我开始以为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纯粹的恐惧，怕到失去知觉，怕到忘了时间。但并不是这样的，我意识到了其他的事情。”
她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她的表情，他正犹豫着是否该催促她。
最后他说道：“你意识到其他什么事情？”
她的声音显示她在若有所思，而不是痛苦，“你，我想的是你，我只有在当年自己手术之前才感到过同样强烈的恐惧和无助，我几乎坚信自己会失明，但你来到了我的身边，陪我一起迎接手术，那时的你显得那么笨拙但又是那么真诚，身上穿的白大褂，衣袖还不到你的肘部。我总是说也就是那时候我爱上了你，现在回想是完全正确的。有时候我在想这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其实是后来才爱上的。今天晚上的恐惧远远超越了当年，但仍旧是你在我身边，设法用眼睛和我对话，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这里保护我，你是一直支撑我的力量。”
他感到她的手指滑过自己的脸庞，然后她吻了他，不再是孩子似的接吻，而是唇舌纠缠的深吻。
“但是黛西救了你，她用一首诗拨动了他的情绪，是一个叫什么阿诺德的人写的，对吗？”
“马修·阿诺德。”
他想起了黛西的身体，那苍白、隆起的腹部正孕育着他的外孙，婴儿已经具备了心脏，有了自己独立的神经系统，小小的脑袋——黑暗的子宫里无数的变化正在发生。
罗莎琳揣摸着贝罗安的沉默，开口说：“我又和她谈了一次，她说她爱他，她很兴奋自己要做妈妈了。亲爱的，我们不能不支持她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他说，“我们是在支持她。”
他闭上眼睛，专心地听罗莎琳说话。这个孩子的生活正在被设定——和狂喜的父母在巴黎待一年，然后去伦敦，在那里一项重要的挖掘工作正等着他的父亲——城市东郊发现了一幢罗马时期的别墅。他们也许会搬过来，住到广场这边来。贝罗安嘟囔着说他没意见，他很高兴——这房子足够大，有七千平方英尺，这里也该有孩子的声音再次响起来。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块大陆，无限地伸展——他就是这里的国王，慷慨而宽容，任何出于仁慈和温柔的计划他都会接受。让孩子在这座宫殿里学会走第一步，开口说第一句话吧。既然黛西想要这个孩子，那就用最好的条件去迎接他吧。如果她注定要做一名诗人，她就应该能够从孕育生命中获得灵感——和纯粹的爱情同样值得歌颂。贝罗安的头有点僵硬，手也几乎没有力气去抚摸罗莎琳。她正在给他勾画未来，商量家事的安排——他听得很仔细，因为她的声音是那么动听。起初的震惊已经云淡风轻，她又恢复了正常。西奥也谈了自己的计划，他的新蓝调乐队即将成为纽约东部某个俱乐部的常驻乐队，这意味着他将在纽约待上十五个月。这是必须的，西奥的音乐需要他这样做，他们作为父母的理应支持他，可以帮助他找个合适的住所，时不时地他们会去看望他。贝罗安这个国王再次表示赞同。
这时一辆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广场，朝南面的夏洛特大街驶去，这使贝罗安警醒了一些，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半抬起身来，离罗莎琳更近了一些，他现在可以俯视她了。
“我们该睡了。”
“是的，警察说他们十点钟过来。”
但是当他们吻过对方之后，贝罗安说：“摸摸我。”
当一股甜蜜的暖流传遍全身的时候，他听到她说：“告诉我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全都是你的。”
“用舌头舔舔我的乳房。”
“罗莎琳，我想要你。”
这是他等了一天的终结。这一刻他们的需求远比早上那漫不经心的开始更加急不可待——他们的动作迅速而又贪婪，充满了饥渴，更胜过享受——好像他们刚刚流放回来，刚从条件艰苦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正在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丰盛的筵席。他们的食欲是吵闹的，吃相是粗鲁的。他们不肯依赖未来的运气，只想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他们也知道当他们占有了彼此之后，将不会记得此刻的感受。
有一刻，罗莎琳附在他耳边低声说：“亲爱的，我们差一点就被杀掉，现在居然还能好好地活着。”
他们疯狂地爱着，但只是短暂地。终于在骤然的跌落感中，欢愉达到了极致，强烈得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美妙得无处可逃，那种感觉直接得就像神经末梢被完全暴露出来一样。一切结束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分开，而是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渐渐地放慢。原本的筋疲力尽，现在更增添了性爱发泄后的虚空，让贝罗安感觉自己如沙漠般干涸而平坦。接下来将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但他不介意。终于他们捏了捏手算作互道晚安——他们都觉得粗暴过后不适合亲吻——然后罗莎琳转向她那一侧，不久呼吸就变得平稳起来。
贝罗安却依然清醒——可能是困倦到了极点，疲乏本身反而抑制了睡眠。他仰面躺着，耐心地等待着睡眠的降临，扭头转向墙上折射的光线，突然感觉膀胱里有种不断增加的不适的压力。又等了几分钟，他才决定起床，从地上拾起一件晨衣披在身上，走进洗手间。
脚下的大理石地板冷冰冰的，透过北边窗户拉开的窗帘依稀可见寥寥几颗残星闪烁在已经被朝霞染上一抹橘红的天空中。已经五点十五分了，尤斯顿大街上已经开始响起车辆的喧嚣声。方便之后，他俯下身子从盥洗池的水龙头里喝了不少水。回到卧室，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希思罗机场一天的繁忙就此开始。他胡乱地猜想着，又一次被声音吸引到了他先前站立过的窗前，打开百叶窗。他宁愿站在这里远眺几分钟，也不想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强迫自己入睡。他轻轻地抬起窗户，空气比上次要暖和得多，但他仍然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外面的灯光也柔和了许多，广场和旁边的悬铃树林看起来似乎也不那么孤寂了，仿佛水乳交融在了一起。难道是因为昨日清晨的低温而让周遭的一切都格外棱角分明？
长椅失去了昨日那种期盼的模样，垃圾桶已被倾倒一空，人行道上也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精力充沛的清洁工们一定忙碌了整个晚上。贝罗安试图从这一片秩序井然中找到安慰，在记忆中搜索着广场最生机盎然的时刻——周间的午餐时间，温暖祥和的天气，从周围办公楼里涌出的各行各业的职员带着他们的三明治和沙拉穿过公园敞开着的大门。他们懒洋洋地三五成群围坐在草地上，男的、女的，各种肤色的人种。大都二三十岁，自信、欢乐、无忧无虑，拥有着市中心的私人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健美身材。他们和坐在长凳上的落魄一族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其中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阶层的优越感或机遇的不平等，工作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体现。酒鬼和瘾君子也来自不同的社会层次，就像这些白领一样出身也不尽相同，生活最潦倒的人中不乏贵族学校的毕业生。贝罗安身为医学工作者，禁不住认为也许是隐性的基因，在分子的层次上决定了人性的千变万化。一个人如果无力养家糊口，无法抵挡酒的不断诱惑，或者昨天刚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今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么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灰暗没有希望的。社会公义永远不可能杜绝或者减少这些游荡于都市闹市中的潦倒大军，那么该拿他们怎么办呢？贝罗安把晨衣裹得更紧。你只能承认他们是时运不济，你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病因，但很多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他们少遭受一些痛苦。
总得尽力而为！当然，他不是什么社会学家，他指的就是巴克斯特——那个让他无法释怀的痛处。也许是因为想到了巴克斯特的缘故，才让他感到虚弱，也可能是肉体的疲倦造成的——他不得不用手撑在窗台上来稳住身体。他感觉自己就像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转轮上，就像泰晤士河南岸的伦敦眼一样的大圆圈，即将到达顶点——感知的轮回。在坠落之前，眼前是一马平川。或者他想到的是地球自东向西的自转，每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将他推向天边的拂晓。如果他只是按照睡没睡觉而不按钟表来划分每一天，那他现在还在过着星期六，尽管已经度过了几个世纪一般长的时间，但好像还没有结束。处在一个新的顶点上，在坠落到最低点之前，他可以看得很远。星期天不会勾起和前一天同样的期待和兴奋。他下面的广场，空旷而静寂，没有丝毫有关未来的迹象。但从他现在站的地方看过去，他知道有些事情注定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他的母亲会走到她生命的尽头，母亲病危的消息会从老人院里传来，然后他和家人会守在母亲的病床前，坐在她狭小的摆满私人饰物的房间里，喝着浓浓的红茶，最后看母亲一眼，目睹这个曾经的游泳健将永远地沉睡下去。想到这些，贝罗安并没有觉得异样，因为他知道悲伤已经不会再次侵袭，因为它早就来过了。
当年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迫使他不得不把她从家里搬出去，离开那幢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搬到养老院去住。因为疾病已经打乱了这个家庭主妇终生信守的有条不紊的生活，她会把黄油盘子收进烤箱里，烤上一夜；她把家门钥匙藏到地板的缝隙里，然后把自己关在外面；她分不清洗发精和漂白剂。除此之外，她会突然之间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在街头，或者某间商店里，或者坐在别人家里，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和她一起的是什么人，更不知道自己住哪里，也弄不明白自己要去干什么。一年之后，她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从前和她的老屋。但如果将母亲的房子卖掉，总觉得是对她的背叛，所以贝罗安没有那么做。他和罗莎琳时不时地回去照看一下他那个童年的家，贝罗安每年夏天都回去把草坪修剪一次。每样东西还都摆在原来的地方，默默地等待着——黄色的塑胶手套还挂在木质的挂钩上，抽屉里还整齐地叠放着茶巾和桌布，陶瓷小毛驴驮着满满一背篓的牙签。一种久无人烟的味道开始萦绕屋内，她的东西慢慢地破旧起来，却不是因为灰尘。甚至从外面的路上看去，这个家也显露出破败的景象。终于在某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孩子用石头砸碎了起居室的窗户，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一个周末贝罗安带着罗莎琳和孩子们过来清理这个家，他们每人选了一件纪念品——好像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对长辈的侮辱。黛西拿了一个埃及的铜盘，西奥留下一块旅行表，罗莎琳选了一只简单的陶瓷果盘，贝罗安则留下了满满一鞋盒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送给了侄子、侄女们。母亲的床、床头柜、两个衣橱、地毯和抽屉，交给搬家公司搬走。他和家人收拾了她的衣服、厨房用具和一些不要的装饰品，都捐给了慈善商店——贝罗安从来没想过那些地方竟然是在经营死人的遗物。他们把剩下的东西都装进垃圾袋里，丢出去让清洁工收走。他们始终在一片寂静中收拾着，好像劫匪似的——这时候听收音机似乎不太合适。他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终于清理掉了母亲曾经住在这里的痕迹。
他们仿佛在没有获得剧组的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拆除了一个舞台的布景，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出只有一个女主角的家庭剧目。他们从她称作缝纫间的房间开始收拾——以前曾是贝罗安的卧室。虽然她永远不会再回来住了，也已经不再记得如何做针线活，但是收起她的针线和上千种绣花的样本，以及一件未完成的小孩围巾，并把这些都送给陌生人，等同于把她从活人的世界里驱逐出去了。他们收拾得异常迅速，甚至有点忙乱。她还没有死，贝罗安不停地这样告诉自己。但当逝者已逝，有关这个人的一切就将随风而去，很快很轻易地就会被生者遗忘，世人皆是如此，母亲也不能例外。东西一旦失去了主人或是与记忆隔离就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没有了母亲，她的老茶水保温套也变得令人嫌弃，上面的老房子图案早已褪色，廉价的布料上布满了棕色的污渍，里面填充的棉絮单薄得可怜。当所有的架子和抽屉都被清空，东西都被装进箱子和袋子之后，贝罗安才骤然醒悟，其实人从来不曾真正拥有任何东西，它们都是租来的，或借来的。我们所谓的财产总比我们自己要长寿得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们一家人忙碌了整整一天，成果就是留给清洁工的二十三个垃圾袋。
贝罗安感觉裹在晨衣里的自己单薄而虚弱，面对着外面依然黑暗的晨曦，感到昨天还在延续。是的，母亲的事情早晚要发生，他应该早做安排。记得她曾经带他去过他家附近的墓地，那里有一堵墙，里面镶着一排排带锁的小金属盒子，她希望有一天自己的骨灰也能安置在那里。这一切注定都要发生，到时候他们会站在那里，低着头聆听为死者而作的悼词。或者他们该把母亲火化？人世血肉之躯，寿命何其短暂……贝罗安多年来常听到这些话，但还是只记住只言片语。他的生命如影子般转眼即逝，如草木一样瞬间枯萎。是的，接着就会轮到约翰，嗜酒的人很容易染上恶疾，再不就是心脏病突发或者中风。他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承受失去这位亲人的哀痛，虽然贝罗安可能要比其他人少一点难过。今天晚上这位老诗人的表现是勇敢的，他假装自己的鼻子不碍事，正确地指挥了黛西的行动。当约翰真的不在了，城堡的危机就会发生，如果特丽萨已经和约翰结婚了的话，那她就将拥有继承权，熟知法律的罗莎琳将不得不通过法律艰难地争取她的继承权，抢回她母亲留下的城堡，那个黛西、西奥和罗莎琳自己度过童年假期的地方。那他贝罗安又能做什么？只有矢志不渝地支持罗莎琳的一切决定。
除了死亡，他还想到了什么？西奥即将第一次远离家门——他只会偶尔打个电话回来，而不用指望会有什么明信片或书信，也不会有电子邮件。也许他们会去纽约欣赏他的乐队的演奏——美国人民会喜欢他们的蓝调吗，也许不会——他也可以顺便去拜访在伯尔尼医院的老朋友们。黛西会出版她的诗集，生下一个小宝宝，把居里奥带回家来——贝罗安眼前闪现出的形象还是黛西诗里面的那个黑皮肤、光着上身的情人形象，尽管他知道自己没有太读懂那首诗。婴儿和无数的母婴用品将会使这个家再度充满生命的活力，有人会在夜里起床去照顾婴儿，不是他，也不是罗莎琳，更不会是居里奥，除非他不是个传统的意大利人。所有的这些都是让人喜悦的未来，但是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他迈入五十岁，不得不放弃壁球运动，停止参加马拉松赛跑，黛西和居里奥也搬进了自己的小窝，西奥也会有自己的居所，家里会一下子空荡起来，贝罗安和罗莎琳只能相拥着衰老下去，因为他们生儿育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曾经怀有的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和渴望也会慢慢地消失。迟早有一天，他将真的不用再做这么多的手术了，而是更多地参与一些管理性的工作——那就是所谓的另一种生活——罗莎琳也会离开报社，开始写她的书，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再也没有体力到广场上去散步，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再也无法忍受交通噪音和飞扬的尘埃。也许他们会因为一场恐怖袭击而和其他的胆小鬼一起躲到郊区或者乡下去，甚至搬到城堡去——等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星期六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
他身后的罗莎琳好像也被他内心的思绪惊搅了，辗转反侧，呻吟着，变换着睡姿，贝罗安转过头来再次望向窗外。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的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样随时都有被投放炸弹的可能。交通高峰期应该是最危险的时间。场面可能类似于帕丁顿车站的那场事故——扭曲的铁轨，彼此相连的翻倒的车厢，担架从打破的窗户里传递出来，医院实施应急预案。柏林、巴黎、里斯本这样的城市遭受恐怖袭击是迟早的事，这一点政府早就坦言过。时代不一样了——报纸上写的不一定都是假的。但当新的一天即将揭晓之际，很难相信那样的未来真的会发生，情愿相信未来有多种可能。一百年前，或许曾有过一位中年医生穿着丝绸的睡衣，在一个冬日的黎明站在窗前，展望着未来。假设时间是一九〇三年的二月。你可能会嫉妒这个爱德华时代的绅士，羡慕他无从预知今日的境遇。如果那个医生有儿子的话，他将会在十几年后的一战中失去他们。如果你告诉他未来将要遭遇的惨痛，或者警告他的话，那个好好医生——那个和平而殷实的时代的产物——一定不会相信你所说的话。警惕那些可怕的追求理想社会秩序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固执地以为自己掌握着实现完美社会的钥匙。他们就是当今世界上的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者，尽管目前还是一盘散沙、未成气候，但是暗中正在积蓄力量，饱含愤怒和嗜血的饥饿，迫不及待要发起又一轮的血腥屠杀。人类是否将面临一场百年之灾？或许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过度悲观，是闲暇中放任自流的疯狂想象，是夜晚勾起的片刻的忧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理智的回归终能得到化解。
眼前的情景，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都不难理解——就像母亲的去世，就像特勒伯教授很快就要请贝罗安在霍斯顿区的伊拉克饭店吃饭一样确定无疑。战争下个月就要打响——确切的日期肯定早已经确定下来了，就像大型的户外体育赛事一样预定了日程。再晚一点的话，天气状况可能不适合杀戮或者解放，巴格达正等着炮弹的降临。但是他先前要推翻暴君的坚定到哪里去了？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星期六之后，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他突然怯懦了，他下意识地不断用睡衣把自己裹得更紧。又有一架飞机穿过他的视野，沿着泰晤士河在预定的航道上缓缓地驶向希思罗机场。现在很难回忆起，或者说再燃起他和黛西争论时的激情——曾经确信的理由此时看来不过是争论的过程；他坚持特勒伯教授描述的世界是无法忍受的，纵使美国居心叵测，但至少它有建立和平和制止屠杀的可能。他记得黛西当时回答他说，“可能”两个字不够好，贝罗安被一个伊拉克教授的故事蒙蔽了双眼。一个怀孕中的女人自有一种权威。也许当明天来临的时候他又会恢复对武力解决危机的坚定信念，但至少现在他唯一的感觉就是恐惧。昨晚的事情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脆弱和无知，他害怕局面脱离自己的控制，又衍生出更多的麻烦，导致更复杂的后果，以至于最终沦落到一种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也永远不会希望看到的境地——例如一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正当住在三楼的安德莉亚·查普曼幻想着被不可能爱她的年轻医生带走，并梦想着自己也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一层楼下的巴克斯特正躺在黑暗当中，被两名警察严密监视着。但有一件事情贝罗安无比确定，是一项决定，早在晚饭的时候，在施特劳斯打电话来叫他之前，就已经萌生了，直到他在重症监护室里测试巴克斯特的脉搏的时候才真正下定决心。他一定要先说服罗莎琳，接着是其他家人，还有警察，一起放弃对巴克斯特的起诉，一定不能让他们把他抓走。要抓的话让他们去找另外一个同谋吧。巴克斯特尚能正常生活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完全丧失理智。贝罗安可以在同事当中找到一两个这方面的专家，去说服皇家检控署不要起诉，因为很有可能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巴克斯特已经无法再出庭了。会不会真是这样尚不可知，但必须有医院，而且是合适的医院立刻接纳他，以免他的病症殃及更多的人。贝罗安可以想办法为他安排这一切，并确保他生活得舒服一些。这算是对巴克斯特的宽恕吗？也许不是，他不知道，至少不应该由他来发出。或者他才是寻求宽恕的人？毕竟他对此负有责任。二十多个小时之前，是他开车穿过官方禁止通行的街区，引发了之后一系列的事件。也有可能是他变得软弱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剩下的岁月开始显得有限起来，你第一次领略到了那种死亡临近的恐慌，如今再看到垂死之人都会让你有种感同身受的悲伤。但是贝罗安更愿意相信这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对一个黄泉路上的人落井下石是无耻的行为。虽然在手术室救了巴克斯特一命，但终究是贝罗安害得他被送进医院，巴克斯特已经受够了惩罚了。医院是贝罗安真正能够施展权威、左右局势的领域，他深知医疗体制的运作规则——好的护理和差的护理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黛西吟诵那首诗如同给巴克斯特施了魔咒一般，也许所有的诗歌对他都有这种在一瞬间扭转情绪的功效。不论如何，巴克斯特拜倒在了诗歌的魅力之下，诗歌触动了他的心灵，让他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渴望是如此的热切。没有人能宽恕他的持刀行凶的行为，但巴克斯特体会出了贝罗安从来不曾体会过的，而且有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诗歌的境界，无论黛西如何努力地教化她的父亲。一个十九世纪的诗人——贝罗安至今还未搞清楚他究竟是大名鼎鼎还是默默无闻——竟然勾起了巴克斯特自己都无法描绘的渴望，他渴望能够活下去，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生命之珍贵在于它的短暂，感官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不能把他关在监狱里遭受渴望的折磨，而等待他的只有即将到来的荒谬的审判。一个小小的遗传变异，一个生命密码的意外重复，决定了他命运多舛，但他绝不能就此放弃——这一点贝罗安同样坚信。
贝罗安轻轻地关上窗户。窗外依旧黑暗，此时正是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刻，要到七点钟天才会亮起来。三个护士正从广场上穿过，她们欢快地交谈着，正朝着贝罗安所在的医院走去，大概是去上早班。他合上百叶窗，回到床上，任由睡袍滑落到脚下。罗莎琳背对着他，双膝蜷曲着。他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心无杂念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睡眠。睡眠不再是虚幻的概念，它即将成为事实。睡眠是最古老的旅行方式之一，像一条柔软的轨道，将他带进星期天。他紧紧地贴着罗莎琳，感受着她的丝滑的睡衣、她的体香、她迷人的曲线，贝罗安情不自禁地将她拥得更紧。贝罗安在黑暗中亲吻着她的颈项。他最后想着的是：就算一无所有，至少还有她，也只有她。终于，他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这个星期六终于画上了句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