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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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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不安并非只局限在医院里。时值四月，阴雨绵绵，这躁动不安仿佛随污浊而又湍急的河流暴涨着，升腾着。在夜晚，它笼罩着这黑漆漆的城市，像是一种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与那料峭的晚春难以割舍，不动声息地、恶狠狠地膨胀蔓延。整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其弥漫的慈善中。医院里，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走向尽头。走廊的交叉口处，一群群狂妄自大的资深医生在交换着意见，商讨着一个秘密。个头高一些的年轻医生们迈着大步，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只有那会诊医师在查房时显得心事重重。某一天早晨，他走到走廊的窗边，对着河的对岸凝视了许久。在他的身后，护士们站在病床旁静心等候。年长的杂活工们推着病人在病房间来回穿梭，显得那样的沮丧，似乎忘记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广播喜剧节目里学来的令他们快活的名言。如果布里奥妮能再次听到他们的那句名言，她是会感到很欣慰的，尽管她以前对这句话那么不屑一顾——“鼓起劲来，亲爱的。也许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
可是战争就要来了。这些日子以来，医院的病人不知不觉中渐渐少了。开始这看来很平常，一帮脑筋不够数的受训者还喜滋滋地把这“大量康复”归功于他们提高了的医疗技术。慢慢地他们才看出了端倪。空空的床分布在一间间病房里，就像夜晚的死亡幽灵。布里奥妮想象着那宽宽的光滑走道上远去的脚步声，它们曾经是那么的清晰和富有节奏，现在却已变得模糊和犹豫。在电梯外的一段楼梯平台上，那些来安装新的防火装置和更换消防沙的工人整整工作了一天，一刻也未停歇，离开前也不对人说一句话，甚至不理睬同在走廊里的勤杂工们。在那有着二十个床位的病房里，只有八张正在使用。而且虽然工作比以前更加辛苦，但是处在一种不安或者说是离奇的恐惧作用下，这些实习护士在一起喝茶时不再抱怨不休。她们都更冷静了，也更容易知足。她们也不再伸出手来相互比较各自的冻疮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实习护士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犯错误。她们都十分害怕马乔里·德拉蒙德护士长，害怕她暴怒前险恶的笑和态度的软化。布里奥妮有自知之明，最近她已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了。四天前，虽然她小心再小心地说明，一个由她照顾的病人还是咕咚咕咚地喝下了碳酸漱口水——一位勤杂工正好看到，他形容说就像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烈性的黑啤酒一样——之后，那个病人吐了一床。布里奥妮也知道，德拉蒙德护士长一直在注意着她，有一次她在搬便盆的时候一次只搬了三个，而不是像忙碌的拉卡普的服务员那样——要知道她原本应该一次稳稳当当地搬六个的。而且，她很有可能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它们要么因为她劳累而被忘记了，或者她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还很容易犯一些举止上的错误——有时一不留神她就会单脚站立，而令她的顶头上司狂怒不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的差池和失误会积少成多：扫把没有放好啦、毯子折的时候把标签朝上啦、硬的领子有细微的褶皱啦、床的脚轮没有冲里成一直线啦、走出病房时空着手啦——这些全被人默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直到忍耐达到了限度。这时你若还未读出征兆，那么怒火会从天而降，而你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呢。
但是最近，护士长不再向她的实习护士们投以忧郁的笑容，也不再用令她们恐惧的压抑的声音和她们说话。她仿佛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职责。她像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什么事情上，经常站在男外科手术室门外的四方场地上，和她的拍档没完没了地商谈，或连着两天也不见踪影。
若是在另一种环境里，从事另一种职业，体态丰满的她也许会显得非常慈爱，甚至极富风情，因为她那不着口红的双唇有着迷人的曲线和足以自傲的自然的光泽。她脸颊滚圆，有着娃娃般健康的红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她温蔼的天性。但这样的好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事情缘起一个和布里奥妮同龄的女孩。她是个大块头，秉性和善却行动迟缓，喜欢用像奶牛般无辜的眼神打量别人。她领教了护士长气势汹汹的威力。兰格兰护士被临时抽调到男外科病房去帮着准备一个年轻士兵的阑尾切除术。她与他单独呆了一两分钟，于是就跟他聊了起来，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他不必为自己的手术担心。他很自然地就问了她的芳名，这可就触犯了那神圣的戒律。它明明白白地印在指导手册上，虽然从没什么人知道那到底有多么重要。几小时后，士兵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喃喃地呼唤着这实习护士的名字，而此时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就站在近旁。这下可好了。兰格兰见习护士被撵回了她以前的病房，着实蒙了一回羞。其他护士被召集在一道，要她们吸取教训。就算可怜的苏姗·兰格兰残忍地杀害了两打病人，也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德拉蒙德护士长教训说，对于应该一直追求像南丁格尔一样护理病人的传统的她，这样做是多么的丢脸。她还说兰格兰应该对自己下个月能分拣整理弄脏的亚麻被单而庆幸。她刚一说完，不仅是兰格兰，在场的一半女孩也都哭了起来。布里奥妮没有哭，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心有余悸。她把指导手册又从头读到尾，看看是不是有些礼仪规范被她忽略了。她反复重读这条戒律，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护士绝不能把自己的教名告诉病人。
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碳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载重三吨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浓缩牛肉汁汤块O×o煮成的蔬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还有她自己，也成了横亘在友谊之路上的一大屏障。头几个月里，布里奥妮常常以为自己只要考虑怎样和德拉蒙德护士长相处就行了。因为她总在你眼前晃悠。前一分钟从走廊尽头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下一分钟就在布里奥妮的耳畔絮絮叨叨，说她在预备训练的时候一点也不认真，才不懂给男病员“全身洗浴”时的正确步骤该是什么：只有在水换过两遍之后，才能把擦后背用的打了肥皂的法兰绒和毛巾给病人，这样他就能自己洗完了。布里奥妮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长那会儿觉得她做得如何。德拉蒙德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她就条件反射似的觉得肚子里一阵冰冷。想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的。布里奥妮对她的挑剔指责恐惧万分，对她的表扬褒奖从不幻想。对自己置之不理——这是布里奥妮最大的指望了。
布里奥妮能真正独处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在黑暗中，她会沉思默想，仿佛看到自己朦胧生活在格顿女子学院。在那里，她可以读她的弥尔顿。她本来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大学里念书，而不是在姐姐所在的医院里上班。布里奥妮以为自己正在加入到反战的洪流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绑在了一起。这位女人时时支配着她，其威力甚于一个母亲对她幼儿的掌控。
这种束缚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身份的剥夺——开始于她亲耳听说德拉蒙德这个人的几星期之前。为期两个月的预备训练的第一天，布里奥妮在班级里丢尽了颜面，给她上了很好的一课。事情是这样的：她走到护士长前面，彬彬有礼地指出，她徽章上的姓名有误。她是B·塔利斯，而不是像那个小三角形胸饰上表明的那样是N·塔利斯。
护士长的回答十分冷淡。“你就是N·塔利斯。从现在起就是，以后也还是。这是分给你的新名字。你的教名对我没有意义。现在，请你坐下吧，塔利斯护士。”
要是敢笑的话，其他女孩子早就纵声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全都一样——N。不过她们都意识到笑是不被准许的。事实证明她们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卫生讲座的时间，还要拿真人大小的模特练习给病员的全身洗浴。假人们也都有名字——麦金托什太太、蔡斯女士，还有乔治宝宝——他那被不怀恶意地做得有些变形的体型使得他有两个正常的小女婴那么大。这时候她们要学会适应不假思索地服从，学会一叠叠地运送便盆，要把一条基本准则记在心头：千万别进病房转了一圈只带着你自己的手走出来。身体上的不适多少减轻了布里奥妮精神上的紧张。高高竖着的上过浆的衣领磨得她的脖子生疼。每天都要十几次地在冰冷刺骨的水下用碳酸氢钠洗手，使她生出了第一批冻疮。她自己掏钱买来的鞋子也狠狠地挤着她的脚趾。她们的制服像其他所有种类的制服一样，也抹杀了人的个性。而那些日复一日的繁冗要求——熨烫褶裥、别住帽子、整理线缝、擦亮双鞋，尤其是鞋后跟——已成了必须小心对待绝不能出错的程序，慢慢将其他事情都从她们脑中挤了出去。当女孩子们做好准备进入做实习护士的阶段，要在德拉蒙德手下开始为病房服务（她们绝不会说“在病房服务”）时，从前生活的印象在她们脑中已经十分模糊了。她们只知道要服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程式——从便盆到浓缩牛肉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的头脑渐渐地空虚，也没了什么戒备心理，很容易就屈从了病房护士长的绝对权威。护士长在填塞她们腾空了的脑袋时，她们只能乖乖就范。
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癣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门功课——凝望河对岸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然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翻来覆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特赖顿身上，把他的犄角和直到肘部的一段胳膊掰了下来。杰克说修好它倒并不费什么事儿，可是那残肢被拿进屋，丢在了储藏室里，现在却不见了。贝蒂听了老哈德曼的口实，一口咬定是那个男孩把它扔进了湖里，但男孩矢口否认。有人提议把湖里的水抽干，可又担心这会危及湖中正处在交配期的一对天鹅。那位母亲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说孩子们在到处玩耍时，喷泉实在是太危险了。她还说要秉书下院议员。她不知道，阿瑟·里得雷爵士正是布里奥妮的教父。
然而，艾米莉觉得能招待这群避难的人真是福气，因为曾几何时，整座房子好像都要被军队征用了去。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休·凡·弗莱厄特家安营扎寨，因为那里有斯诺克球桌。她在信中还提到，她的妹妹埃尔米奥娜还在巴黎，不过正在考虑搬到尼斯去；家里的乳牛都分散到北边的三块田地里放养去了，这样原来的那块地就可以腾出来耕种玉米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始建的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铁栅栏已被拆除，熔化掉后用来做喷火式战斗机。就连来拆它的工人们都说，这种金属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喷火式战斗机。莎草丛中，小河转弯处，用水泥和砖头当原材料的掩体在岸边造好了，毁了短尾野鸭和灰色鹊鸰的巢居。大道的进村口，另一个掩体也在修建中。他们把所有易坏物品都藏进了地下室，包括那架羽管键琴。可怜的贝蒂在搬克莱姆叔叔的花瓶时不小心失手，花瓶掉在了台阶上摔了个粉碎。她说裂缝在她手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丹尼·哈德曼加入了海军，村里的其他小伙子则参加了东萨里前线团。杰克辛苦得不得了。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回来后看上去又累又瘦，而且他还得向她保密，不能告诉她他的去向。听到花瓶摔破了，他勃然大怒，竟冲着贝蒂大喊大叫，这可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除此之外，她还搞丢了配给证，大家只好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糖的日子。那位被“红狮”酒吧开除的母亲来的时候没带防毒面具，根本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她用。空袭警报哨的小头头，也就是沃金斯警员的兄弟，总以检查灯火管制为由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他已来了三次，他独裁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谁也不喜欢他。
每当在劳累一天后展读这些信件，布里奥妮就会神情恍惚，思家心切，她隐隐地向往那久已远去的生活。可她并不后悔，因为当初是她自己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预备训练结束后，实习生活开始前，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她和叔叔、婶婶住在樱草山上，而且她断然拒绝与电话那头的妈妈通话。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想要见她，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她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就是不肯回去？连一天都不肯？为什么她连写信都这么少？为什么呢？要明明白白回答太难了。眼下，最好是远离家园。
床头柜的抽屉里，布里奥妮放着一个大理石纹薄纸板封面的大笔记本，粘在书脊上的是一截线，末端拴了支铅笔。在就寝时间是禁止使用铅笔和墨水的。她从预备训练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写日记，并设法做到了基本上每天熄灯前至少挤出十分钟时间来。她的记录包括“艺术宣言”、琐碎的抱怨、人物速写以及一些简单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尽管一天天幻想的成分愈加增多。她并不怎么读自己写下的东西，却陶醉于哗啦哗啦地翻动那填得满满的纸页。这儿，在名标和制服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她。她的“真我”偷偷地隐藏着，悄悄地积聚着力量。在孩提时代，她就用自己的笔迹覆盖那本来空无一物的白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种乐趣她一直不曾忘怀。至于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她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抽屉不上锁，她很用心地把关于德拉蒙德的事情写得很隐晦。病人的名字她也都改掉了。没了这一层真实，随心所欲地涂改细节和胡编乱造就更容易了。她喜欢写下她想象中那些当事人的闲思漫想。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相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进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复。
五月的最后几天里，药品供应的运送量急骤增加。更多非危急病员都被打发回了家。要不是四十个水兵入住，有些病房就会完全腾空了。一场罕见的黄疸病正横扫整个皇家海军。布里奥妮再也没有时间照拂这些事儿了。医院护理和初级解剖学已经开课。一年级学生们在当班、上课、吃饭和自修之间疲于奔命。阅读了三大页后，想再保持清醒实在太难了。大本钟的每次鸣唱都记录着这一天的点滴变化。有时，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的肃穆庄严的钟声加剧了压抑着的痛苦呻吟，这时女孩子们才会从瞌睡中记起她们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忙碌去了。
完全卧床休养本身被看作是医疗程序的一个步骤。大多数卧床的病人，不论病情如何，都绝不准走到仅仅几步路之外的盥洗室去。于是护士们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便盆了。护士长不允许她们“像握网球拍那样”端便盆。做这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七点半之前，便盆必须倒空、冲刷、洗净再堆装好。到了七点半，就开始喝早茶了。一整天，她们忙于清理便盆，为病人洗浴，擦拭地板。女孩子们怨声载道：整理床铺累得腰酸背痛，站了一整天双脚火辣辣地疼。为这些抱怨个不停。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把病房里一扇扇巨大的窗子拉上窗帘。一天将尽之时，还有更多的便盆要端，痰盂要倒，可可要煮。当班和上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回宿舍去取笔记本和教科书。布里奥妮一天内已经被护士长抓到了两次在走廊里奔跑。每一次护士长都是无声地斥责她。只有大出血和火灾时，护士才可以有理由奔跑。
但初级实习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清洗室里。有人说要安装自动便盆和吊瓶清洗器了，但这只是空穴来风。至少眼前，她们还得重复前人的做法。就在因为瞎跑而被数落了两次的那一天，布里奥妮发现自己被额外派差到清洗室去干活。也许是那不成文的值勤表出了问题？可她怀疑这种解释。她拉上了身后的门，把重重的橡胶围裙系在腰上。对布里奥妮来说，干这活的技巧，或者不如说是惟一她能忍受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别过头去。然后是用石碳酸溶液漂洗。要是她忘了检查便盆的把手是不是洗净并揩干了，护士长会给她找更多麻烦的。
黄昏时分，她结束了这一项任务，然后径直走向快要完全空掉的病房。她得在那里把衣物柜摆放整齐，清空烟灰缸，收拾这一天的报纸。她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折起来的《星期日画报》。每天她都零零星星地跟踪时事。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能从从容容坐下来读完一整份报纸。她获知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鹿特丹遭到了轰炸，荷兰军队投降了，前一天夜里有几个女孩子在谈论比利时即将沦陷。战况不佳，可是总会有转机的。这会儿，报上一句意在安慰大众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它说了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不痛不痒的字句下隐含的意义。法国北部的英军正在“作战略性撤退，撤到先前准备好的营地”。哪怕就是她——对军事策略和新闻行话一无所知的她——也看明白“撤退”这一委婉语的真实含义。也许她是这医院里最后一个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日益空荡的病房和大批大批运进的物资，她从前以为那只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常规准备。看来她是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些琐屑的烦恼了。现在，她渐渐明白了那些毫不相关的新闻片段原来是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也了解了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了的东西，还有医院当局到底在作何计划。德国人已经攻到了英吉利海峡，英军处境十分艰难。法国的战况一团糟，虽然没人说得出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沉没在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和无言的恐惧之中了。
就在这时，在最后一批病人从病房里护送回家的那天，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首先草致问候，再例行公事似的询问了一下她的功课和身体情况，然后他把从同事那里听到又被家人所证实了的消息转告了她：保罗·马歇尔和罗拉·昆西于下下个星期六在克拉珀姆公地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至于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对这消息感兴趣，他却只字未提，对这件事本身他也绝不置喙。信的末尾，他只潦潦草草地写了句“一如既往地爱你”。
整个早上，她在忙这忙那，都不住地在想这一消息。自从那个夏天后，她就再没有见过罗拉，所以在她脑海里站在神坛前的身形还只是个单薄纤弱的十五岁女孩。这会儿她正在帮一个就要离院的从兰贝斯来的病人——一个年长的妇人——给行李打包，并使劲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听她在唠叨诉苦。她的脚趾骨折了，本被答允了二十天的卧床休息，现在才享受了七天。布里奥妮帮她坐上轮椅，一个勤杂工推着走了。在清洗室里，布里奥妮心里盘算着。罗拉二十了，马歇尔该是二十九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让她震惊的是结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布里奥妮和这事可不只是“有关系”这么简单。是她促成了这一切。
从早晨到黄昏，从病房进进出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布里奥妮觉得那熟悉的罪恶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着她。她用力擦拭空空荡荡的衣物柜，帮别人用石碳酸溶液洗床框，扫干净并打亮地板，用相当于平时两倍的速度匆匆去药房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员那里（当然并不敢真跑起来），在男病室里与另一位实习医生给他们的疖子上药包扎，替换得去看牙医的菲奥娜。在五月的头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她在僵硬的制服的包裹下不住地流汗。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工作，工作，下班后洗个澡，睡个觉，睡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可她明白这都无济于事。不管她做多少下等和卑贱的工作，不管她做得多苦，多出色，不管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多少——无论是个别辅导中得到的阐释和启发，还是大学草坪上的快乐时光——她都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害。永远都弥补不了。她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年了，她头一次想要和父亲谈一谈。长久以来，她都把他的冷漠视作理所应当，从不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揣度着这回他费心费力地寄来这么封详细的信是不是想要暗示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下午茶以后，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赶快跑到西敏寺桥附近医院出口处的电话亭，试着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个电话。交换台给她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紧接着电话就断线了，她只好从头再来。又一次同样的情况。试第三次的时候，正当一个声音响起——正在为您接通——又死机了。
全部的硬币都花光了，她也该回医院去干活了。在电话亭外面，她停了一停，抬头凝望淡蓝的天幕上堆积起来的云山。河水卷着春潮，在涌动的蓝绿间奔向大海。大本钟在不安宁的天底下看来总是摇摇欲坠。尽管有汽车排出的废气，新鲜植物和不知道是从医院园子里还是河边的小树上新割下的草叶使得清新的气味荡漾在四周。温暖的灯光闪耀着，空气中却依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有多少天她没见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致了？怕有许多个星期了吧。她呆在屋里太久了，成天吸进呼出的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该走了。她刚起步，两位米尔班克军队医院年轻的实习医生从她身旁擦肩而过，给了她一个友好又灿烂的微笑。她本能地低下头来，随即又后悔至少该坦然地迎接他们的目光吧。他们走过桥去，只顾两人说着话，其他的都没在意。其中一个做了个蹦起的动作，像在模仿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东西。他的同伴被他逗得直笑。中途他们停下来欣赏一艘驶过桥下的炮艇。她不禁想，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生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有生气，她多么希望刚才她回应了他们的微笑。那是她已经彻底忘却的另一面的自己。她已经迟到了。尽管鞋子夹脚，她必须跑步才行。这儿，在这脏乎乎又没用石碳酸消毒过的人行道上，德拉蒙德护士长的敕令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大出血也没有火灾，可是却有种让人惊喜的全身舒展的愉悦和短暂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这一切推动着她跑了起来，围着重重的橡胶围裙尽情地跑着，跑向医院的门口。
此刻，一阵让人身心俱疲的等待笼罩了整个医院。只有患黄疸的水兵还留着。他们对护士们来说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们不时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他们。这些倔强的小兵们在床上坐起来缝补袜子，非要自己手洗内衣手帕，洗好了就把它们挂在临时沿暖气片拉起的晾衣绳上。那些仍旧卧床不起的病员宁愿忍痛自己来，也不愿叫护士端来便盆。据说这些能干的水兵喜欢自己把病房保持得井井有条，还接替了护士们扫地的活，替她们扛那些沉重的拖把。这么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女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难怪菲奥娜说她非得嫁个在皇家海军里受训过的人不可。
不知什么原因，实习生们有了半天的假，不用去学习，但制服还得穿着。午饭后，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过了河，走过议会大厦，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她们缓缓地绕湖溜达，在小摊上买了杯茶，又租了躺椅，听“救世军”老年乐队演奏为铜管乐队改编的埃尔加曲子。五月天里，在法国战事被深刻理解之前，在被轰炸的九月到来之前，伦敦虽然弥漫着战争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心态。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和时时提醒着人们警惕第五纵队的招贴海报，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挖好了两个大防空洞。官僚习气到处横行。一个戴帽子和臂章的人走了过来，跟菲奥娜说要看看她的防毒面具——它被她的斗篷遮住了。除此之外，一切都平和安详。因法国局势而一直搅动这个国家的焦虑都被消解在午后的阳光里了。死去的已不在眼前，而不在眼前出现的就被假定为还活着。一切都宛如平常，似若梦幻。婴儿车滑过小路，车篷放了下来，以挡住强烈的阳光。皮肤白白、头盖骨还发软的小宝宝睁大眼睛，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看着身外这个新奇的世界。似乎刚刚摆脱了逃难生活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大笑大叫。乐队已在和音乐的搏斗中筋疲力尽。躺椅依然要花两个便士。谁会想到，仅仅在一百英里之外，一场军事惨剧正在上演。
布里奥妮依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也许伦敦就会被毒气所淹没，或者会遭到德国伞兵的蹂躏，他们在第五纵队的接应下在地面上横行无忌，这样罗拉就可能根本来不及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曾听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勤杂工说，什么也不能抵挡得了德军的进犯。他们有新的战术而我们没有啦，人家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而我们也没有啦，直说得唾沫横飞，乐在其中。将军们可真该好好读读立戴尔·哈特的大作，要么就在午茶时间到医院勤杂工的小屋来悉心听听他的高见。
在她身旁，菲奥娜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最心爱的小弟弟和他在吃饭时说的趣闻轶事。布里奥妮假装在听，可心里却在想罗比。如果他一直在法国打仗，他很可能已经被俘了。或者情况还更糟。塞西莉娅听到这种消息，怎么能受得了呢？想到这里时，音乐突然欢快起来，随着一阵没有配乐的不协和音涨到了嘶哑的最高潮，她紧紧地抓住躺椅的木扶手，把眼睛闭了起来。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她心里的隐痛和战争的纷乱仿佛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事。但现在她明白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要是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多么想能拥有与别人一样的过去，成为另一个人，就像热情洋溢的菲奥娜，其洁白无瑕的
生活展现在前方，还有温暖美满的大家庭，连小猫小狗都有拉丁文名字。他们的住处还是切尔西文艺界名流的聚会地。对她来说，她只需要沿着已经铺就的生活道路一直向前走，等着迎接出现在路上的一切。可是布里奥妮，她的生活呢？她孤零零呆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门可以进出。
“布里奥妮，你没事吧？”
“什么？哦，是的，我没事。我很好，谢谢。”
“我可不相信你。要不要我给你拿杯水来啊？”
观众鼓掌越来越热烈——看来没人在意乐队演奏得有多烂——布里奥妮的目光追随着菲奥娜穿过草坪，走过那些乐手和一位穿着棕色外套、出租躺椅的男人，走进了林地中的小咖啡屋。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唱“再见了，黑鹂”。这支曲子他们演来要自如得多。躺椅上的人们也加入了进去，有些还随着节奏适时地拍起了巴掌。这种集体跟唱的形式总有些许强迫的性质——音调升高，心情高涨时，陌路人的目光也不期相遇。布里奥妮不习惯这样，她心生抵触。尽管如此，她的情绪还是被调动了起来。当菲奥娜捧着一茶杯的水回来时，乐队正开始演奏旧时金曲大串联，开首的是“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她们俩开始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菲奥娜拉着布里奥妮开始享受嚼舌头的乐趣——哪些事让她们开心，哪些又惹火了她们。她们议论德拉蒙德护士长，菲奥娜还学起了她的声音。这位神气活现的护士长，那股子劲真像个自以为伟大又冷冰冰的高级顾问医师。她们记起了不同病人的种种怪癖，一起发着牢骚。菲奥娜对不能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愤愤不平，布里奥妮最讨厌晚上十一点熄灯的规定。可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却生发出了好心情，虽然开心得有点不自然。她们一个劲地咯咯直笑，引得众人将头全都转了过来，还把手按在嘴唇上做出夸张的动作示意她们小声点。不过这些姿势都不是特别严肃，大部分人只是在躺椅上朝她们宽容地一笑。因为她们是护士，还是战争时期的护士，她们的装束——紫色白色相间的束身上衣，深蓝色斗篷和一尘不染的帽子——使得她们像修女一样无可指摘，不容冒犯。女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她们的豁免权，便愈加放肆，边嘲弄别人边大笑起来。哇，菲奥娜原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模仿者，她带来的欢乐里布里奥妮最欣赏的就是她那有几分残酷的手法。菲奥娜能再现兰贝斯区的伦敦腔，还能无情又夸张地模仿某些病人们的愚昧以及他们哀求和疼痛时的哼哼唧唧。“那是我的东西，护士。我总是放错地方。我妈以前也总这样。是不是孩子真的是从屁股里生出来的啊，护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是否合适。就好像……啊哟！我的老是被堵住。我本来有六个孩子，可是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落在了公交车上，是从布雷克斯顿开出的88路车。一定是丢在座位上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护士。真是倒霉。我真是。我的眼珠都哭出来了。”
她们向着议会广场的方向走回去的时候，因为刚才笑得太厉害了，布里奥妮还是头晕乎乎的，膝盖直发软。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自己的情绪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她的忧虑并没消失掉，只是悄悄退到了隐蔽的角落中去了。笑了一下午，感情暂时都发泄光了，这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们手挽着手走过西敏寺大桥。潮水已经退了，强烈的光线中，泥泞的河岸上，成千上万的蚯蚓粪投下点点斑斑的阴影，闪着紫色的光泽。两人向右拐进兰贝斯宫路时，看到一排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大门外面。一想到她们又得动手去拆封和堆垛军需品，两个女孩子嘟囔了一下，不过心情还好。
接着她们看到了散在卡车群中的战地救护车。再近一点，她们又看到了几十架担架车，已经从卡车上卸了下来，杂乱地摆在地板上。还有一大片肮脏的绿色军服和污迹斑斑的绷带。一组组分开站着的士兵，昏昏欲睡，动弹不得，和躺在地上的那帮子病员一样都裹在污秽的绷带里。一个勤杂工正把从卡车后面拿下来的步枪拢在一处。二十个搬运工、护士和医生正穿过人群。五六副担架已被抬到了医院前面——很明显并不够用。顷刻间，布里奥妮和菲奥娜都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然后几乎同时她们反应了过来，开始跑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她们就已经来到了人们中间。清新凉爽的空气无法驱散机油和溃烂的伤口所散发出的恶臭。士兵们的脸和手都黑乎乎的，胡子拉茬，头发蓬乱，还绑着伤员接收站贴上的标签，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仿佛都是从一个恐怖世界逃回的野蛮人。还站在那里的伤员似乎已睡着。更多的医生和护士拥出大门。一位高级顾问医师在那儿负责，粗略的分类系统已经就绪。紧急病人已经被抬到担架上。接受训练以来头一次，布里奥妮发现一位医生和一位专科住院医师在对她发号施令。她从没见过这两人。
“来，你去抬那头。”
医生自己抬起了担架的另一头。她以前从来没有抬过担架，经过出口又沿着走廊走了十码，她知道自己的左手已经吃不住劲了。她抓着担架脚的最低处。她数了数他军服上的杠子，这位士兵是个中士。他的靴子已经没有了，泛蓝的脚趾发着异味。缠头的绷带已经被血浸成了黑红色。他大腿上的军裤已经撕得稀烂，甚至还戳进了伤口里。她觉得自己能看到里面白晃晃的骨节了。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让他感到疼痛不已。他紧闭着双眼，忍着痛一声不吭，只有嘴唇翕动着。如果她左手没力气了，担架就一定会倒下去。好容易挨到了电梯，走进去再放好担架，她的手差一点就松开来把担架掷到了地上。电梯慢慢上升着，医生搭了搭那士兵的脉搏，然后深深地用鼻子吸了口气，紧张得完全忘了布里奥妮的存在。二楼映入了眼帘，她满心只想着电梯到病房的那三十码距离。自己到底能不能支撑得住呢？她有义务告诉医生她坚持不了了。可是他在背对着她重重地打开电梯门时，他吩咐她抬好她的那一头。她在意念中把更多力气加在左臂上，心里期盼医生能走快点。要是连做这个都失败，她可丢不起这个人。脸色乌黑的病员不停地做着类似咀嚼的张嘴、闭嘴的动作，他的舌头上布满了白点，黑色的喉结一起一降。她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们折进了病房，她庆幸一张紧急救护床已经准备停当，放在门旁。她的手指已经开始打滑了。一位护士长和一名正式护士正等在那里。担架被移到紧挨着床的地方。布里奥妮的手指越来越软，她根本没法控制它们。她及时地抬起了左膝，来承受这重量。腿砰地撞在了木把手上。担架晃动着，护士长见势马上靠上去稳住了它。身负重伤的中士从唇间发出一阵怀疑的声音，仿佛他从来没想到疼起来会这么撕心裂肺。
“看在上帝的分上，姑娘。”医生咕哝着。他们把病人小心缓慢地挪上了床。
布里奥妮在一旁等着，想看看是否还用得着帮忙。可是这会儿其他三个人都在忙碌着，忘了她还站在一边。那护士在拆掉他头上的绷带，护士长在剪掉大兵的裤子。专科实习医师转过身，在有光线的地方仔细地看着从士兵的衬衫上揭下来的标签上草草写就的短简。布里奥妮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护士长转过头，发现她还在那里，心里非常恼火。
“好了，别只是在那儿闲站着了，塔利斯护士。快到楼下帮忙去。”
听到这句话，布里奥妮羞愧地走开了，她感到一阵空洞的感觉陡然在她腹中奔流。第一次真正跟战争接触，第一次遇到要负担的压力，她就落败了。如果下回再需要她去抬担架，她会连到电梯一半的路都走不到。但要是人家吩咐她这么做，她也没胆量说个“不”字。如果担架真的脱了手，她就只好悄然离开，在房间里收拾好东西装进手提箱，到苏格兰种田去。这样不管对谁都有好处。她正急急忙忙地在走廊里走，迎面遇到从另一个方向来的菲奥娜，她抬着担架的前面一头。比起布里奥妮来，她要强壮多了。她抬着的那个伤员身上涂满了敷料剂，抹掉了他脸上的五官，只在嘴巴处留了个椭圆形的黑洞。两个女孩目光相接，从对方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震惊和羞愧。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她们在公园里欢笑的时候，这里却是这样一番景象。
布里奥妮走出医院，看到最后一批担架也已抬到了推车上，搬运工们正等着推它们，心中释然了。十来个正式护士拿着手提箱在一旁待命。她认出了几个和自己同病房的。没有时间问她们会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别的地方情况一定更糟。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帮助那些自己还能走动的伤员，总共人数大概还有两百多。一个护士长叫她带着十五个伤员到楼上的比阿特丽斯病房。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跟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就像小孩们在学校里排成纵队漫步行进。他们当中有些用吊带固定着胳膊，有的头部或者胸部受了伤，其中还有三个拄着拐杖，没有一个人说话。电梯周围堵得水泄不通。有人推车要下到地下室的手术间去，而其他人还要上到病房来。她找了个壁室给拄拐杖的几位坐，告诉他们不要动，她自己带其他的伤员走上楼梯。他们行进得很慢，在每一个楼梯平台都要停一下。
“快到了，”她不停地说。可是他们好像并不留心她在说什么。
终于到了目的地。按规矩她该向护士长报告，但护士长不在办公室。布里奥妮转向她的小学生们。他们已经自觉地在她后面聚成一团。可是他们没有看她，而是在看她身后那宽敞、恢宏的维多利亚式病房、高耸的圆柱、盆栽的棕榈、整洁的床铺和那干净的垂在床边的床单。
“你们在这里等候，”她说道，“护士长会给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床位的。”
她匆忙走向病房另一头，护士长和两个护士正在照料一位病人。鞋底蹭着地板的声音从布里奥妮身后传来。士兵们跟了过来。
布里奥妮吓坏了，她赶紧朝他们挥手。“回去，听我的，回去吧。回去等着。”
可是他们自作主张散开在整个病房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找了一个床铺。他们未经分派，靴子也不脱，澡也不洗，虱子也不除，病号服也不换，就一骨碌地爬上了床。他们脏乱的头发和黑乎乎的脸庞贴在了枕头上。这时，护士长从病房那一头急急走来，后脚跟踏着地板的声音在这神圣的殿堂里回荡。塔利斯走到一张床的床头，拽了拽一个仰面而睡的士兵的袖子。她轻轻摇动他那已经从绷带里脱落出来的胳臂。他只一伸腿，立刻在毛毯上刷下一道油污。怎么办呢？全都是她的错。
“你得起来，”护士长越走越近，布里奥妮已经急得浑身发软，声音嘶哑又无力。“我们办事是有程序的。”
“他们需要睡眠。规矩以后再说吧。”口音带爱尔兰腔。护士长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让她转过头来好看清她的名标。“现在你回自己的病房去吧。塔利斯护士。我想那里可能需要你。”
护士长轻轻地推了推她，她就去做自己的事儿了。病房里并不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伤员们都已睡着了。她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白痴。她也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睡眠，她当然知道。可是她只是想做自己认为是分内的事。毕竟这些条例又不是她制订的。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东西一遍又一遍地给灌进她的脑子里。新病员入住时有几千条需要遵守的条例。她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呢？一路上她跟自己生着气，快回到自己的病房时她才记起了楼下还在等着要她带上楼的拄拐杖的伤员。她匆匆下楼，可是壁室已经空了，走廊里也不见人影。要是向护士和搬运工打听他们的去向，大家都会知道她有多么无能。她才不想这么做呢。一定有人已经把伤员们集合起来带上楼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她自己的病房已经派上了新用途——改成了急救室。不过一开始它根本名不符实。简直就是个前线伤员中转站。许多护士长们和高级护士们也被调来帮忙了。五六个医生在处理最紧急的病例。两个随军牧师也在，一个坐在病人身边跟他讲话，另一个在对着毯子下面一个人形祈祷。所有的护士都戴着口罩，她们和医生们一样挽起了袖子。护士长们在病床间来回穿梭，给病人打针——极有可能是吗啡——或者用输血针头把全血和血浆输进伤员的身体里——一瓶瓶全血和淡黄色的血浆宛如一个个奇特的异国水果高高地悬挂在可移动的架子上。实习生们怀抱着大堆的热水瓶子走过。病房里充斥着人们轻柔的回声和医疗器械的叮叮当当声，还有规律地搀杂着疼痛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病房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那些新来的伤员只能躺在担架上，担架都放在床和床之间，这样输液架就能得到充分利用。两个勤杂工随时准备将死去的病人抬走。许多护士都在床前清除弄污了的绷带。这时候总需要做个选择：是温柔地慢慢一点点揭下，还是蹭地抽下来，痛一下也就完了。这间病房里的护士们推崇速战速决，因此才会不时传来惨叫声。病房里到处都是这样那样的气味——新鲜血液又湿又粘，还带着酸味，肮脏的衣服的气味，还有汗臭，油脂臭，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气味。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伤口腐烂所发出来的恶臭。两个转移到手术室去的伤员到头来还得截肢。
由于高级护士们被临时抽调到远一点的医院部门里去，而且越来越多的病员送了进来，正式护士们便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布里奥妮和同一组的见习生就被赋予了新的责任。一个护士派布里奥妮去给门边担架上的下士拆掉绷带和清洗腿上的伤口。她只做这个就够了，医生没有过来检视之前她不用再给他包扎。下士脸朝下趴着，布里奥妮跪了下去贴着他耳朵说话时，他还做起了鬼脸。
“如果我叫出了声，别介意。”他轻声说着。“好好帮我清理，护士。我可不想失去它。”
裤脚管已经剪掉了。外面一层绷带看上去还很新。她开始解开它。由于不能把手从他腿下面伸过去，她便用剪刀把裤子剪开了。
“他们是在多佛码头给我包扎的。”
现在只剩下一层薄纱布了。从膝盖到脚踝那道长长的伤口周围凝结着黑色血块。腿上已没有毛发，颜色也是乌青。她十分害怕，张着嘴直喘气。
“那么，你怎么会伤成这样的？”她故意装得高兴的样子。
“一个炸弹飞来，把我砸倒在波纹马口铁做的栅栏上了。”
“真是倒霉。现在，嗯，你知道，我要把它拆下来了。”
她轻轻地掀起了一个角。下士抽动了一下。
他说：“和我一起数。像这样。一，二，三。利索点。”
下士握紧了拳头。她拉起已经松动的那个角，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着它，然后向后猛地一扯。这时，她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期一次在午后的生日派对上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桌布把戏。那纱布伴着胶层剥离的刺耳声被一下子掀了下来。
下士说：“我要吐了。”
她顺手拿了一个痰盂。他干呕了几下，却什么都没吐出来。他脖子后面的褶皱处冒出了颗颗汗珠。伤口有十八英寸长，也许还不止，在腿的后侧随着膝盖打了个弯。缝合的针脚很粗糙，也不规整。裂开的皮肤相互重叠，露出了里面的脂肪层，像一串串微型红葡萄从缝中突起。
她说：“小心别动。我现在要清洗一下你的伤口，不过我会注意不碰疼你的。”她还不想碰它呢。腿上的皮肤又黑又软，就像熟过了头的香蕉。她把药棉放在酒精里浸了浸。由于担心那皮肤会脱落下来，她只是在他腿肚子周围轻轻地一敷，离伤口有两英寸之距。然后她稍稍加了点力气，又擦了一遍。皮肤好像挺结实的，所以她紧紧压着药棉，直到他痛得想缩回去。她把手拿开，看到了一片白晃晃的皮肤。药棉已经完全黑了。不是坏疽。她不禁松了口气。她甚至感到喉咙抽缩了一下。
他说：“怎么样，护士？你告诉我吧。”他撑起身来，试图想从自己肩膀上方望过去。嗓音里掩饰不了他的恐惧。
她咽了下口水，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什么感情。“我觉得伤口愈合得不错。”
她又取了更多的药棉。他的腿上粘着油，或是油脂，混合着海滩的沙石，不怎么容易弄干净。她再往回挪了六英寸，在伤口周围轻擦着。
这样做了一会儿，她突然感到一只手落在自己肩头，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好，塔利斯护士。不过动作得更快点。”
此时布里奥妮正跪在地上，身体俯向担架，紧抵着一张病床，所以想转身并不容易。等到转过身来，她只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等她开始清理针脚的时候，下士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微微动着，像要把腿抽回去，可是并没醒过来。疲惫是最好的麻醉剂。终于收拾好了，她舒展了一下手脚。刚收拾好痰盂和所有用过的药棉，一位医生就走了过来，把她打发走了。
她洗了洗手，准备去从事另外一项任务。她居然自己完成了任务，虽然这任务微不足道。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她要给累倒在战场上的士兵送水，绝不能让他们身体脱水。她得动作快点，要不他们很可能要脱水了。来，卡特列兵。把这个喝了再继续睡觉。来，坐起来……她搂住他们，让他们脏得出奇的头发靠在她的围裙上，手里端着小巧的白色搪瓷杯喂他们喝。她轻轻晃动他们，像母亲怀抱着人高马大的宝宝。她又彻底地洗了一次手，然后去倒掉床上便盆。她从不敢掉以轻心。接下来该去看护一个腹部受伤、鼻子还缺了一块的士兵了。她觉得自己能透过他的软骨看到他的口腔和裂开了的舌头。她要把他的脸弄干净。他的脸也是油乎乎的，沙子渗进了皮肤里。她猜想他是醒着的，可他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吗啡已使他镇静了下来。他仿佛和着头脑中的乐声在床上轻轻地左右摇晃。随着擦拭，他的五官渐渐从黑色的污垢下显现出来，布里奥妮这时候想起了儿时那种光滑的书页，想起了她怎样用一支秃头的铅笔让原本空白的纸张凸现出一幅画来。她还想到了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罗比。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情况下，她给他包扎了伤口，用药棉温柔地擦着他的脸，直到他那熟悉的五官渐渐显现。那时，他会何等感激地看着她，认出了她是谁，然后捉住她的手，默默无言地握紧了它，那他就是原谅她了。然后他会让她哄他进入梦乡。
她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她要端着镊子和托盘去隔壁病房照看一位腿里留有碎弹片的空军士兵。她来到床边。他警觉地看着她放下自己的工具。
“如果要这样子把弹片取出来，我宁可去做个大手术。”
她的手不停地发抖。她奇怪那个干脆利落的护士的声音怎么会这时候在耳边响起。她拉上了病床周围的屏帘。
“别傻了。我会很快取出来的。一下子就好。你是怎么受伤的？”
他跟布里奥妮解释来由，说他当时是在法国北部修建跑道，可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不停地瞟着她刚从高压灭菌器里取出的钢钳子。它们正湿淋淋地躺在蓝边的托盘里。
“我们正要动工时，德国佬来了，他们开始狂轰滥炸。我们不得不撤退，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后来德国佬又来了，我们又只好撤退，直到我们掉到海里。”
她微微一笑，掀起了他的床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他大腿下方的油脂和嵌在伤口里的煤灰已经洗掉了，能清楚地看到插进皮肉里的弹片。他往前欠了欠身子，紧张地看着她。
她说：“好好躺着。这样我才看得清楚。”
“我这样没关系的。其实它们并不影响我。”
“躺下吧。”
十二寸长的地方都有弹片。每个伤口处都已发炎肿胀了。
“我才不在乎呢，护士。我倒愿意它们留在我身上。”他大笑起来，却没什么底气。“可以给我的子孙留个纪念。”
“感染了。”她说，“而且它们还会陷进去。”
“陷进去？”
“陷到你的肉里。陷到你的血液里，再被运到你的心脏里。或者大脑里。”
他似乎相信她了。他躺下身去，双眼瞪着远远的天花板直叹气。“妈的……我是说，对不起，护士。我今天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起数数有多少块弹片，好吗？”
他们真的大声地数了起来。一共有八块。她轻轻地摁着他的胸口。
“一定要取出来。来，躺好。我会尽量快点。也许这个办法有用。你抓紧床头试试看。”
他看着她拿起镊子，腿立刻绷紧了，还瑟瑟发抖。
“别憋着气。尽量放松。”
他从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放松！”
她用右手扶了一下左臂。如果坐到床边去做会方便很多。可是这姿势太不专业，而且是严格禁止的。当她的左手触到了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时，他还是抽搐了一下，想要把腿缩回去。她从一簇弹片边上选了最小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呈倾斜的三角形状。她夹住它，稍停了一下，然后果断地拔了出来。
“我操！”
这一脏话脱口而出，在病房中跳跃回荡，仿佛重复了许多遍。紧接着是一片寂静，至少屏风后面的声响减弱了。布里奥妮手拿着镊子，依然夹着那片血淋淋的金属碎片。这尖头碎片有四分之三英寸长。从远处传来坚定的脚步声。她把榴霰弹片扔到肾状盆里，正在这时，德拉蒙德护士长拉开屏风，走了进来。她异常镇静地瞥了一眼床脚，便知道了病人的姓名，还有他的伤势。然后，她居高临下地盯视着他的脸。
“你怎么敢这样呢？”护士长平静地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护士面前那么说话呢？”
“请原谅，护士长。我忍不住了才……”
德拉蒙德护士长不屑地朝盆里瞟了一眼。“与前几个小时里我们所收的伤员比，杨飞行员，你的伤只是外伤而已。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再说了，你也得拿点勇气出来，才对得起这一身军服啊。塔利斯护士，继续吧。”
护士长走后，病房里寂静无声。布里奥妮轻快地说道：“要不要继续进行？只有七片了。手术完了，我给你拿点白兰地来。”
他大汗淋淋，浑身颤抖，紧紧攥着床头的铁栏，指关节都变白了，但在继续清除残片时，他一声未吭。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就喊出来吧。”
但他不想再次惊动护士长，布里奥妮明白这点。她把最大的一块弹片留在了最后取。但是这块弹片未能一下子取出来。他在床上弓起背，同时紧咬着牙嘶嘶作响。她又试了一次，弹片从肉里出来了两英寸，第三次手起镊落，一块四英寸长、沾满鲜血的不规则的钢片终于被取了出来。她举起来让他看。
他怔怔地盯着铁片。“麻烦你洗洗干净，我要拿回家保存。”话音刚落，他就把脸埋进枕头，呜呜地抽噎了起来。也许是疼痛，也许是“家”这个词触动了他。她蹑手蹑脚地走开去取白兰地。在冲洗处，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她花了很长时间，除去伤口上的绷带，清洗伤口，又包扎伤口。随后，她接到了新的指令，她一直害怕的指令。
“你去给列兵拉蒂莫包扎脸。”
列兵拉蒂莫半边脸被炸掉了，所以吞咽食物是一种折磨。早些时候，为了不让水从他残缺不全的嘴里流出来，惹人耻笑，她已经试着用茶匙给他喂东西了，可他却推开了她的手。她现在感到害怕，害怕不是给他除去绷带，而是从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责备的神色，好像在说：“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的交流方式只是从喉底发出柔柔的“啊啊”声，一丝失望的呻吟声。
“马上就可以给你包扎了。”她一个劲地重复道，因为她想不出别的什么话可说。
此刻她拿着绷带和医疗器械走到他床头，满脸微笑地说：“嘿，拉蒂莫列兵，我又来了。”
他看着她，没有认出来。她一边把他头顶上的绷带解开，一边说：“别担心。再过一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你就等着看吧。这里好多人都没有这么幸运呢。”
这的确是个慰藉。总是有人病情恶化。就在半个小时前，从东萨里前线团——村庄里的小伙子就加入了这个团——送来的上校就被截肢了。还有一些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布里奥妮取了一副外科镊子，小心地把一大团浸透凝固了的纱布从他脸部的凹陷处取下。最后一片纱布清除后，解剖课上用的剖面模型就依稀可辨了。他的脸已经毁了，粉红的肉裸露在空气中，从他缺失的面颊可以看到他的上下臼齿，还有闪闪发亮的舌头，长长的，令人惊骇。她不敢再向上看了：眼眶周围的肌肉都裸露着，那是隐秘之处，从没打算示人。拉蒂莫列兵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他自己也肯定猜到了这点。以前，曾经有女孩爱过他吗？她还会爱他吗？
“一会儿就能包扎好了，”她又撒了一次谎。
她用浸在优苏中的清洁纱布重新包扎好他的脸，这时，他发出凄惨的叫声。
“要不要来一杯？”
他摇摇头，又开始呻吟起来。
“你不舒服？”
不是的。
“要喝水？”
他点了点头。他就只剩下一小块唇角了。她把茶壶口伸进他嘴里倒水，他每咽一口，脸部肌肉就要抽搐一下，这么一来，脸上肌肉缺失的地方就更加疼痛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但是，她一把茶壶拿走，他的手就向她的手腕伸去。他还要喝。这样持续了几分钟——他不能承受疼痛的煎熬，却又不能不喝水。
本来还可以陪着他的，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工作等着她去做：一会儿这位护士要帮手，一会儿那位床上的伤员要照顾。一个打了麻醉药的士兵醒了过来，吐了她一身，她只好再去找一条干净的围裙，这时她才可以离开病房休息一下。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她惊奇地发现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她们从公园回来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小时了。她站在亚麻布储藏柜旁系围裙的时候，护士长突然又来了。很难说有什么变故——她举止超然，命令依然不可抗拒。在自律之下，也许有那么一丝患难中的默契。
“布里奥妮，去把湿敷袋敷在马克因泰尔四肢上。用单宁酸给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消毒。如有困难的话，直接找我。”
护士长又转身给另一位护士布置任务。布里奥妮刚才看到下士被人抬了进来。他和许多士兵一样在敦刻尔克海岸边一艘下沉的渡船上被熊熊燃烧的汽油所淹没。后来，一艘驱逐舰把他从水中救了起来。黏稠的汽油紧依在他的皮肤上，灼穿了他的身体组织，等把他放到床上时已经烧得惨不忍睹了。她想，下士一定活不了了。因为要给他打吗啡，连血管都找不到。两小时前，她和另外两位护士把他抬到床上尿盆上时，她们的手一碰到他，他就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湿敷袋是两个大大的盛着盐溶液的胶膜容器，受伤的手脚就放到里面浮着，溶液的温度要适中，上下一度的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布里奥妮赶到的时候，一位见习护士正在放有煤油炉的小车旁准备新鲜的药水。湿敷袋得经常更换。马克因泰尔下士背躺在床单碰不到受伤肢体的护架床上，因为床单一碰到他的皮肤他就受不了。他呜咽着要喝水，这一幕让人看了真动情。烧伤的人总是严重脱水：他的嘴唇被烧得不成样子了，肿肿的舌头起了许多水疱，要从嘴里喝水很难。盐水停滴了。针头在烧伤的血管上找不出一处可以扎针的地方。一位经验丰富、她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护士正在给他换一袋盐水。布里奥妮准备好了一碗单宁酸，拿了一卷卫生棉，想要从病人脚上开始给他消毒，免得妨碍了那位护士，此刻，那护士正在烧黑的手臂上寻找一条血管。
但那位护士问道：“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德拉蒙德护士长。”
护士连头都没有抬，就生硬地说了句：“他受的罪够多了，我先给他输液，你去干点别的吧。”
布里奥妮照她的吩咐去做了。她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凌晨时分，有人叫她去换新毛巾。她看到刚才那位护士站在值班室门口，偷偷地抽泣着。马克因泰尔下士死了，他的床号已经给剐人用了。
见习护士和二年级学生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其他实习生和正式护士则一直工作不停，谁也不记得他们在病房里工作了多久。布里奥妮回想，她以前的工作为现在的训练做了有效的准备，在唯命是从方面更是如此。不过直到那天晚上她才知道护理是怎么回事。以前，她从没有看到男人哭泣流泪，初次看到的时候，她被震撼了，但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她就逐渐习惯了。另一方面，一些士兵的坚毅使她吃惊不已，甚至令她望而生畏。刚刚做完截肢手术的士兵好像情不自禁地开起粗俗的玩笑。以后拿什么来踢老婆呢？身体的每个秘密都被泄露了：骨头从肉里面戳出来，肠子和视神经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由此她学到一个浅显的道理：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其实，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大家也都明白。她第一次能够和战场靠得这么近，她所接手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些与战争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鲜血、燃油、泥沙、海水、子弹、弹片、机油、火药味以及汗水浸湿的战斗服，衣服口袋里装着腐臭的食物和黏乎乎的阿莫牌巧克力条屑。她在水槽边——水龙头高高的，旁边放着苏打块——洗手时，经常从手指缝里洗出海滩的沙子来。她和组里的见习护士都只把自己当作纯粹的护士，而非朋友。她只依稀记得帮忙把马克因泰尔下士抬到床支架上，其中的一位姑娘名叫菲奥娜。有时，布里奥妮照顾的士兵疼痛难熬，一种莫名的温情让她超然于痛苦之外，使她能够井井有条、毫无恐惧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也许就是她眼里的护理工作，她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渴望得到一枚徽章。她能够想象自己也许会抛弃写作的宏愿，转而全身心投入到充满博爱、兴高采烈的时刻之中。
快凌晨三点三十分的时候，有人叫她去见护士长。护士长独自一人正在铺床。早先，她看到护士长在冲洗室里。护士长好像是无所不作，无处不在。布里奥妮自动给护士长干起活来。
护士长问她：“我似乎记得你会说点法语。”
“是的，护士长。不过是学校学一点罢了。”
护士长朝病房的另一头点了点头。“看到那排头上坐着的那个士兵了吗？严重外伤，不过还没到戴面具的分上。找张椅子，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跟他聊聊天。”
布里奥妮不禁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她说：“可是护士长，我不累，我真的不累。”
“就照我说的去做。”
“是的，护士长。”
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岁的样子，可从他的病历卡上看，他与自己同龄，都是十八岁。他坐在那儿，背后支着几个枕头，像心不在焉的孩子惊讶地看着喧闹的周围。看着他，很难想到他会是个士兵。他长得俊气，清秀，浓浓的眉毛，深绿的眼睛，柔和丰满的嘴唇。他脸色惨白，异常地泛着光，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但带着一副病态。他的头包扎得严严实实的。她拿了一把椅子向他走去，他对她莞尔一笑，仿佛一直在等她似的。她握着他的手，他似乎毫无惊色。
“你终于来了。”他的法语元音透着一股悦耳的鼻音，但是她只能马马虎虎地听懂。他的手摸上去冷冰冰，油腻腻的。
她说：“护士长让我过来和你说说话。”她不知道“护士长”在法语里怎么说，就只好作了直译。
“你们护士长心真好。”他将头一歪，补充道：“当然了，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了，她一切都还好吧？她这几天在忙些什么？”
他的眼睛透着何等友善和温情，充满稚气的他多么急切要和她讲话，她只得接着说下去。
“她也是护士。”
“是的，你刚才和我说过了。她还幸福吗？她与她钟爱的那个男人结婚了吗？真不好意思，你看，我都记不起他叫什么了。自从受伤以后，我的记性就不太好。不过他们告诉我记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对了，他叫什么？”
“罗比。可是……”
“他们现在结婚了吗？幸福吗？”
“嗯，我想他们快结婚了。”
“我真替她高兴。”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吕克。吕克·柯尔内特。你呢？”
她顿了顿，说：“塔利斯。”
“塔利斯。真漂亮的名字。”他说的样子还真挺像回事的。
他慢慢地扭头，视线从她脸上移开，最后定格在病房上。他暗暗吃了一惊，然后闭上眼睛，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声音低低的。她的法语词汇量不大，因此不大听得懂他讲了些什么。她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你慢慢数，拿在手里，用手指……我妈妈的围巾……你选择了这种颜色，你就得和它过一辈子”。
他沉默了几分钟，更紧地握着布里奥妮的手，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讲了，但眼睛仍旧紧闭着。
“你想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告诉你吧，这是我第一次到巴黎。”
“吕克，这是伦敦，不是巴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送你回家。”
“有人说这儿的人都冷漠，充满敌意，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都很友好。你也是的，又来看我了。”
顷刻间，她觉得吕克睡着了。她自己也是几个小时中第一次才坐下，阵阵倦意涌上了眼窝。
不知不觉地他又慢慢地转头张望四周，之后又看着她说：“噢，你就是那个带着英国口音的姑娘。”
“你战前是干吗的？你住哪儿？你能记得起来吗？”她问道。
“你还记得你到米约时的那个复活节吗？”他无力地摇晃着她的手，好像要唤起她的回忆。他那深绿色的眼睛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她的脸。
想到和他谈下去也是无益，她说：“我从来没有到过米约……”
“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们铺子里的情景吗？”
她把椅子挪近床位。他惨白油腻的脸在她面前闪着光，不停地转动着。她说：“吕克，我希望你听我说。”
“好像当时是我妈妈招待你的。或许是我姐姐。当时我和父亲在后面炉子边忙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跑出来看了你一眼……”
“我想告诉你身在何处，你不在巴黎……”
“第二天你又来了，这次我在那儿，你说……”
“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睡着了。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保证。”
吕克把手伸向头部，皱着眉头，低声说：“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塔利斯。”
“说吧。”
“这包扎得太紧了，帮我放松一点行吗。”
她站在那儿，眼睛往下一瞟，看了一下他的头：纱布打的是活结。她轻轻地把纱布解开。他说道：“你还记得我最小的妹妹安妮吗？她可是米约最漂亮的女孩了。弹了一小段德彪西的乐曲，就过了考试，真是轻松又快乐啊。不过，那是她自己说的，老是在我脑子里浮现。或许你知道。”
他随意地哼哼了几句。她在帮他松开纱布。
“谁也不知道她的天赋来自何处。我们家的其他几个人就没有这么如意了。她弹钢琴的时候，老是挺着背，直到曲终的时候才露出笑容。那时候感觉才慢慢好起来。你初次到店里来的时候，一定是安妮招待你的。”
她不想把纱布去掉，但就在她松开纱布的时候，下面的无菌毛巾滑落下来，带走了一些敷料。吕克头的一边已经没有了，头发一直从缺失部分开始都被剃去了。凹凸不平的头骨下就是海绵状粉红脑髓，几英寸宽，从头上几乎一直延到耳尖。无菌毛巾还没有掉到地上的时候就被她抓住了，在手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那阵恶心过去。这时，她才意识到做了一件愚蠢而又违反行规的事儿。吕克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她。她朝病房四周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她，她换了块无菌毛巾，包上纱布，又扎了个结。她坐下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冷冷地、湿湿地抓住她。
吕克又开始东拉西扯起来。“我不吸烟。我答应把我的那份定量给珍诺特……你看，满桌都是……在花丛底下……傻瓜，兔子听不到你讲话的……”之后，他语速越来越快，他的话语像滚滚洪流，她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好像听到他提到一位中小学校长或是一位军官，说他很严厉。最后，他安静了下来。她用湿毛巾擦了擦他汗淋淋的脸，在一旁等着。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又继续他的谈话，好像中间没有任何间隙。
“你觉得我们法国棍子面包和小面包怎么样？”
“好吃极了。”
“所以你每天都来。”他说。
“不错。”
他停下来想了想，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细微的问题：“那我们的羊角面包呢？”
“那可是米约最好的。”
他笑了。他说话的时候喉咙底发出嘎嘎的声音，但两人都装聋作哑。
“那可是我爸的拿手绝活，关键在于黄油质量好。”
他心醉神迷地凝视着她，伸出空手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我母亲很喜欢你吗？”他问。
“是吗？”
“她老是谈到你。她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夏天就结婚。”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护士长派她到这儿来。他吃东西吞都吞不下去，一吞，眉毛上、包扎的边缘、上嘴唇就冒出一滴滴的汗水。她帮着擦去汗滴，给他拿水，正在此时，他问道：“你爱我吗？”
她迟疑了一下，说：“我爱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回答。况且，她那时那刻的确喜欢他。他是个可爱的男孩，远离家乡，行将离开人世。
她喂他喝了点水，又给他擦了擦脸，他说：“你去过拉尔扎克的喀斯台地吗？”
“没有。从没去过。”
他也没有说要带她去，相反却把头蒙在枕头里，又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人家听不懂的话。手仍然紧握着布里奥妮的手，仿佛他仍然知道她在面前。
他头脑清醒之后，头又朝着她，问道：
“你不会马上离开吧？”
“当然不会。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塔利斯……”
他依然微笑着，半闭着眼睛。突然，他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脚让电流给击中了一般。他惊奇地盯着她，双唇张开着，踮着脚向前走，仿佛要向她扑过来。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怕他摔倒在地。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手，空余的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前额搭在她肩上，脸颊靠着她的脸颊。她真担心那块无菌毛巾会从他头上滑下来。她既支撑不了他，也不忍心再看他的伤口。从他喉咙底传出的嘎嘎之声仍然在她耳畔回响。她跌跌撞撞地把他扶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
“我是布里奥妮，”她轻轻地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到。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呈惊恐状，惨白的皮肤在灯光下泛着光。她挪到他身边，嘴唇贴近他的耳朵。这时她后面站了一个人，一只手放到她肩膀上。
“我不是塔利斯，你应该叫我布里奥妮，”她低声说着。此时，那只手伸过来抓住她的手，将其与小伙子的手掰开。
“站起来吧，塔利斯护士。”
德拉蒙德护士长抓住她的手臂，扶她起来。护士长脸颊上的斑纹闪闪发亮，横过颧骨一片粉红的皮肤与花白交于一条直线。
床的另一边，一名护士把床单盖在吕克下士的脸上。
护士长撅着嘴唇，把布里奥妮的领子拉拉直。“你真是个乖孩子，快去把血迹洗掉，不要让别的病人看了难过。”
布里奥妮照着护士长的吩咐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几分钟后又回到她值班的病房。
凌晨四点半，实习护士按要求去休息，十一点再回来工作。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回去，两人都默默无言，她们挽着臂膀，似乎是历尽沧桑之后又一次走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她们不可能开始描述他们在病房中的时光，或者谈论这一段时光如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能够跟在其他女孩子后面走，一直沿着空荡荡的楼道走已经足够了。
与大家道了晚安，布里奥妮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她看到地上有一封信，信封上面的字迹不太熟悉。可能是哪个女孩子从门房值班室拿了过来，从门缝塞进去的。她没有马上拆开，而是脱去衣服，准备睡觉。她坐在床上，穿着睡衣，腿上放着那封信，又想起了那个小伙子。从窗子一角望出去，东方已经有鱼肚白，小伙子的声音依然回荡在她耳边：他在叫塔利斯，他要把它叫成一位女孩子的芳名。她在想象着毫无希望的未来：狭窄阴暗的小街上有一间面包店，街上到处是皮包骨头的猫，楼上窗口传出悠扬的钢琴声，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取笑她的腔调，而吕克则热恋着她。原本她可以大声为他高呼，为他在米约的家人高呼。他们正等候着听到他的音讯，可此时此刻她感到心中一片空空荡荡，毫无感觉，没有任何睡意，呆呆地坐了近半个小时，最后，疲惫的她用平时经常用的蝴蝶结把头发向后绾了起来，钻进被窝，拆开了信。
塔利斯小姐：
您好！
谢谢您给我们寄来《泉畔双人》。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您想必知道，我们不大可能刊登无籍籍之名者的中篇小说，其实，即便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的中篇之作要在我刊发表也属罕见。但是，我们的确仔细阅读了您的作品，想从中摘要发表，可不幸的是，我们无能为力。您的文稿我将另函奉还。
我们这儿公务繁忙，但我们还是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全文。尽管我们不能刊出中篇小说的任何部分，但我们想让您知道我们这儿好多人（包括本人）还想读到您今后的佳作。我们对撰稿人平均年龄并不满意，所以非常希望发表有潜力的年轻作者的作品。无论您今后写什么，我们都喜欢看，如您写一两个短篇小说，则尤佳。
《泉畔双人》非常引人入胜，我们是一口气读完的。这话我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好大一部分来稿，其中也有名家之作，我们都没有采用。小说中有许多形象描绘得很生动，像“黄澄澄的盛夏，荒草不顾一切地疯长”。不仅如此，你还抓住了人物的意识流，并将其细微差异展现于读者面前，以此刻画人物。还抓住了一些与众不同、难于辨析的东西。然而，这是否因缘于沃尔夫夫人的技巧呢？清澈透明的当下时刻本身当然是一个很值得一写的主题，对诗歌而言尤其如此。藉此，作者就可以展露其才智，深入观察神秘之妙，呈现思维过程的程式化处理，允许人们探究隐秘自我的变幻诡谲，诸如此类。谁能质疑此一实验的价值呢？然而，假若没有拓展感，此类写作亦有其珍贵之处。换言之，作品若有简单含蓄的叙述，便可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情节要向前推进。
试举一例，我们首先读的是窗边小孩的叙述——她根本未能掌握情势，这一点描写得很到位。随后，她决意已起，仿佛自己已进入成人世界的秘密，这一描述亦十分到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尚处于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之时。我们深深地被她的决心所迷惑，她矢志放弃自己一直在写的童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剧本（假如我们也有这样的风韵那该多好啊），她这样做也许把虚构技巧的婴儿连同民间故事的脏水一起给泼掉了。尽管节奏匀称，观察入微，尽管开篇出手不凡，但之后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喷泉旁，一对青年男女，尚有未理清之情愫，却因一个明瓷花瓶发生争执，之后将其摔碎。（我们这儿不止一人认为把价值连城的瓷花瓶带出屋外，这是否不合情理？塞夫勒高级瓷器或宁芬堡陶器是否合您之意呢？）女的一身盛装滑进了喷泉里去拣瓷器碎片。要是那位观望的女孩子没有注意到这个瓶子碎了，不是更好吗？对她来说，假如她姐姐潜在水中就更是加倍神秘了。本来，从这一制高点可以展开许多情节——可您却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洋洋洒洒地描绘光影和散乱的观感。之后，我们从那男人的视角，从那女人的视角，又得知了一些情况，虽然我们其实没有获悉任何新意，只是了解了更多事物的外表和体会，以及一些无关轻重的回忆。那对男女分手了，地上留下湿漉漉的一片，一会儿就干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拘束之气没有充分展现出您的聪明才智。
要是这位女孩子完全误解了她面前这一幕小小的奇怪的场景，甚至对此感到满腹疑惑，那她将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这两个大人的生活呢？她会周旋在他们中间，带来某种灾祸吗？或有意无意地使他们走得更近吗？不谙世故的她会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这位年轻姑娘的父母呢？他们当然不会同意大女儿与他们家女佣的儿子有什么瓜葛。年轻情侣会最终把她当作信使吗？
换言之，请问您有没有可能以更加干净利索的语言把这三位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味地大写特写他们每个人的感受感知，而与此同时，依然将光、石和水描写得惟妙惟肖（这一点您做得非常不错），然后进一步在叙述本身中制造出某种张力和一些明暗搭配。老成练达的读者可能对伯格森有关意识的最新理论有所耳闻，可是我确信他们还像孩子一样想听故事，想处于悬念之中，然后获悉故事的前因后果。顺便提一句，您小说中的贝尔尼尼是巴尔伯丽亚广场中的贝尔尼尼，而不是纳孚那广场的贝尔尼尼。
简单地说，您的故事需要一个骨架。不妨告诉您，伊丽莎白·鲍温女士是您的一位热心读者。她在去吃午饭的途中经过此办公室，闲暇中她随手拿起您的这一叠文稿，说要拿回家读，到下午她就读完了。起初她觉得行文“太深厚，太让人感到烦腻”，但具有《模棱两可的回答》中的一些可取之处（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点）。之后，她“一度沉醉其中”，最后，她给我们做了一些批注，可以说，批注的内容涵盖了前面所讲的一切。您可能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们的保留意见可能让您不屑一顾，感到异常愤怒，或让您对写作失去希望，不想再看这玩意儿一眼。我们衷心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希望您能接受我们诚恳而热情的意见，把它当作是下次写作的起点。
您的附信讳莫如深，可您却又暗示目前您几乎没有空暇。假如情况有所变化，您又恰好经过编辑部，我们非常希望与您共饮一杯，畅谈一番。千万不要灰心。不妨告诉您，我们的退稿信一般最多不超过三句话。
您为没有写战争而顺致歉意。我们可以寄上最近的一期刊物，上面有一篇相关的社论，从中可见，我们并不认为艺术家必须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好忽视这个话题，把精力放在其他话题上面。既然艺术家在政治上是低能儿，他们就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在情感层面上作更深入的阐发。您的作品，您的战争题材作品，将会培养您的才能向需要的方向发展。正如我们先前所说，战争是创造力的大敌。
从您的地址可以看出，您可能是医生或久囚病床的人。假如是后者，我们预祝您早日顺利康复。
最后，我们这儿有一位同仁想知道您是否有一位姐姐，六七年前她曾在格顿女子学院上过学。
你真诚的
CC⑴
随后的几日里，改成了刻板的三班制，起初廿四小时那种迷迷糊糊的感觉早已殆尽。她倒觉得排在日班蛮幸运的，早晨七时到夜里八时，三餐各有半个钟头。闹钟总在五点四十五分响起，将她从疲惫的渊底托浮出被窝，接着在沉睡与苏醒的片刻间，如若无人的一线空寂中，她开始觉到闪现的兴奋时刻，那是一种消遣，抑或是重大的变故。这就似孩子们在圣诞早晨醒来——昏睡中惊喜，却不识其渊源。夏日的晨光照进房中，她双眼仍旧紧闭着，手已探到钟上的揿钮，人却又沉回了枕间，而那兴奋之情随之袭来。这实与圣诞风马牛不相及，与一切格格不人。德国人就要打进来了。人人都这么说，无论是医院里忙着搞地方志愿防卫队的搬运工，还是终日焦虑国家破败、饿殍遍野的丘吉尔——只剩皇家海军仍在作顽强的抵抗。布里奥妮明白情形的惨烈：不单有街战肉搏，绞首示众，还会沦为敌人奴役，所有正派的东西都会被毁得一干二净。但此刻，当她坐在皱痕累累、还留有余温的床沿上缓缓捋上丝袜时，却不能阻止或否认自己有这么令人恐怖的兴奋感。就如大家说的，现在只剩英国孤军奋战了，这样倒也好。
确实，周遭的事物看来都有些不同——洗衣袋上的百合花、雕花的石膏镜框、梳头时映在镜中的脸庞——这一切都显得更为明亮，轮廓更为清晰。连开门时门把的冰凉和坚硬都令人突兀。她跨进走廊，听到远处楼梯井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时，她立刻就想起德国兵的长统靴，心里顿时一怔。离早餐还有一两分钟，她可以独自沿着河岸的走道漫步。即使在这一时分，晴空下的泰晤士河，在流经医院时，清新的河面上仍闪出炫目的波光。德国人真会占领泰晤士河吗？
这般触摸和听闻到的明晰感，倒不是因为初夏清新的开端和葱郁而起；这是一种炽热的觉悟，认识到了一个渐进的结局，万物汇集的终点。她想，这便是最后的时光了，只会在回忆中烁烁闪耀。这一澄莹明朗，这一漫长的灿烂岁月，正是另一段绵长时间开始前历史的最后纵情舞蹈。值早班，冲洗房，分茶水，换衣服，查补永久的损失并不能减轻这强烈的感觉。它决定了她的一切所作所为，它时时刻刻萦绕着她，也使她的计划变得愈发紧迫。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如果一时拖延，德国人就会打过来，那么就再也没机会了。
每天都有新伤员到，但不再是像洪水般汹涌进来。整个系统开始走上正轨，每个病号都有床位。外科手术安排在地下手术室里做。接着，多数病人会被送到城外医院里康复。死亡率很高，对实习生来说除了照章行事外，没有任何新鲜感：在随军牧师床边的低吟中围拢屏风，卷起床单，叫搬运工，重新铺床铺。死者飞快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去，先是莫尼士官的脸幻化成罗维尔大兵的脸，他们与其他连名字都回忆不起来的人交换致命的伤口。
此时法国已经沦陷，对伦敦的地毯式空袭必定很快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尽量避免呆在城里。底楼窗口的沙袋一再加固，包工头开始检查屋顶烟囱和混凝土天窗是否牢固。展开了各种疏散人群的演练，到处是尖厉的叫喊声和口哨声。还搞了几次救火演习，流水线样明确的步骤。给残疾或昏迷的病人戴防毒面罩。护士们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戴面罩。她们再也不怕德拉蒙德护士长了。个个热血沸腾，护士长也不用再像对小学生那样地讲话了。她指挥时语气总是很平稳，很专业，让她们个个心满意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里奥妮很轻易就同大方的菲奥娜把周六的班换到了周一。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士兵留在医院里康复。他们一旦从昏睡中醒来，吃过东西，有点力气后，情绪就变得刻薄又粗暴起来，即便那些不会永久残废的士兵也是如此。这些人多数是步兵。他们躺在床上吸烟，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回想近日的事情，或者愤愤地聚在一起闲聊。他们十分怨恨自己。有几个告诉布里奥妮，他们连一枪都没开过。但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对那些“高官”感到不满，不满自己的长官在撤退时抛下他们，不满法国佬不战而溃。对报纸上盛赞奇迹般的大撤退和小船的英勇事迹更是批评尖刻。
“靠，一塌糊涂，”她听他们骂道，“我操他妈的空军！”
有些人甚至连将军和护士都不分，用药时很不友好，也不配合。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将军，还是护士，都是没头没脑的家伙，只知道发号施令。德拉蒙德护士长来探望了一次后才把他们调教好。
周六早晨八点，布里奥妮没吃饭就离开了医院，沿着河左岸朝上游走。走到兰贝斯宫门时，三趟公车正好开过。所有的公车站牌现在都是一片空白，说是迷惑侵略者。这倒不是问题，她本来就打算步行的。但事先记住几个街名也没用，所有路标都被拿下或抹去了。她隐约记得先沿河走几英里，再左转，应该是朝南方向。城里的规划图、地图全都被收缴上去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借到一张1926年版的破破烂烂的公交图。图沿着折痕的地方都撕开了，正好是顺着她要走的线路。要打开它，就非得冒弄成碎末的危险。而且给路人的印象也正是她所担心的。报纸上说，德国伞兵化装成护士或护士长潜入城里，混在居民中。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查地图，或者操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问东问西，却对平常的童谣一无所知。每每想到这些，她就禁不住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本以为穿着制服能稳当地通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但事与愿违，现在却愈发像个间谍了。
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会像灾难一般回到他们中间吗？是的，一定会的。然后，再编个不甚高明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又寄给哪家杂志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长篇累牍地谈些光啊、石啊、水啊什么的，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那短短小说里的逃避，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每件她不愿面对的事情，同样不会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至关重要。现在她该做什么呢？她缺乏的并不是小说的骨干，而是毅力。
离开小公园，又经过一家小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引得人行道也振动起来。没有人知道那些高高的污浊的窗户后面在生产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黑烟会从那个笔直的铝烟囱里涌出来。街对面，斜对着的街角里，有家酒吧的双开门洞开着，想来里面定有个舞台。店里有个帅气的男孩，正若有所思地往一只桶里清烟灰，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的几丝忧郁。两个穿着皮围裙的男人正忙着沿一块斜板从马车上卸下酒桶。她从没在街上见到过这么多马。军队肯定征用了所有卡车。有人从里边推开地窖的门，砰的一声朝人行道敞开，扬起了一阵灰尘。里边一个剃光头的男人，两条腿还没踏出地面，站住了，转身望着她从旁边走过。他看起来就像个大棋子。马车那边的人也在看着她，有一个还吹起了口哨。
“你好啊，小妞？”
她倒不介意这种语气，只是从没想出该怎么回答。是的，谢谢！她朝他们笑了笑，挺高兴披风上有那些褶子。她想大家都担心德国人打进来，不过除了照旧做事，又能怎么样呢。就算德国人来了，大家还是照样打网球，聊天，喝啤酒。也许没有人会吹口哨了。街道弯弯曲曲的，越来越窄，但车辆并不减少，声响似乎更大了，温热的废气直吹到她脸上。临街朝着人行道，有个维多利亚式的红砖阳台。一个戴着佩斯利呢围裙的妇人正发病似的猛扫房前路面，早餐的油香从她敞开的门里直透出来。这里的路很窄，她后退了些，好让布里奥妮通过，但布里奥妮道早安时，她却只直勾勾地盯着她。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四个长着茶罐耳朵的小男孩；他们提着箱子，挎着背包，打打闹闹，大声叫嚷着，争着踢一只破鞋，丝毫不理会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布里奥妮只好靠边让他们通过。
“让开，没听见吗！让护士小姐先过。”
走过时，她脸红地点头朝布里奥妮微笑，表示歉意。她的两颗门牙已经落了，身上洒了很重的香水，指间还夹着一根未点的香烟。
“一听去乡下，他们个个乐成这样。跟你讲，我以前没带他们去过。”
布里奥妮说：“祝你们好运，能找到个好地方住下。”
这女人的耳朵也是外突的，只是被齐耳的短发刚好遮住了一些。听完布里奥妮的话，她乐得大声笑了出来。“这帮人可一点都不懂怎么回事儿！”
布里奥妮最后来到几条破旧街道的交汇口，从地图上缺了的那块推断，应该是司托克威尔。朝南路口立着一个碉堡，不远处站着几个无聊的地方军卫兵。他们只有一杆来复枪。一个头戴软帽、身穿全套军装、年纪较长的士兵，别着徽章，下巴垂着赘肉，活像一条哈巴狗，先是走过来要看她的身份证，然后自以为很有权威地挥挥手示意她通过。布里奥妮觉得最好向他打听一下路。她想应该是沿克拉珀姆路向前走两英里。这一带行人和车辆都比较稀少，但路面却比起先一条宽了许多。惟一的声响只是远去的电车发出的隆隆声。沿街是一溜漂亮的爱德华式楼房，她于是打算在悬铃木树阴下的矮墙上歇一小会儿，顺便脱下鞋，看看脚跟上的水疱。一辆三吨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往南开出了城。布里奥妮猜想会是伤员，便不由自主地就朝车后头望去，但只见到些木篓子。
四十分钟后，她走到了克拉珀姆公地地铁站。她来到一座低矮的乱石砌成的教堂，但不料门紧锁着。她拿出父亲的信，再看了一遍。鞋店里的一个女人给她指了公地的方向。但是穿过道路，走到草坪上时，布里奥妮还是没有看到教堂。教堂半掩在树丛中，与她原想的不太一样。她本以为会是座罪恶累累的哥特式大教堂，艳丽的拱顶洒满了血红同蓝紫错乱的炫光，斑驳的玻璃上映射着耸人听闻的苦难。但走近时却发现，清凉的树丛中矗立着一座结构优美的砖石库房，像一座希腊神庙，屋顶是整齐的黑瓦，窗上有明亮的玻璃，纯白的廊柱支起不高的门廊，门廊之上便是一座结构匀称的钟楼。门外，靠着门廊，泊了一辆锃亮的黑色劳斯莱斯。驾驶室一侧的门轻掩着，却不见有司机。她走过时能感觉到散热器散发的如体温般熟悉的热气，还能听到金属收缩时发出的咔咔声。她走上台阶，推开镶着饰钉的厚重的大门。
同别处的教堂一样，扑鼻而来的是木头打蜡后的馨香，和石头受潮后的湿气。就在她转身轻轻关上大门之时，她心下已经清楚教堂差不多是空的。牧师的话语和回音相互交织着。她倚门而立——门被圣水钵半遮着——好让眼耳能适应里边的阴暗和回声，然后走到后排，悄悄移到尽头，在那儿她仍能看见祭坛。她参加过家族里的不少婚礼，但由于当时太小而没能去塞西尔姨夫和埃尔米奥娜姨妈在利物浦大教堂的豪华婚典，但埃尔米奥娜的身影同精致的帽子，她还是能从第一排里分辨出来。紧挨着埃尔米奥娜，夹在这对形同陌路的父母中间的是皮埃罗和杰克逊。两个家伙瘦瘦的，又长高了五六寸。走道另一边是马歇尔家的三个人。这就是全部的宾客了。完完全全的家庭仪式，没有任何社交版的记者。他们也没有邀请布里奥妮。布里奥妮谙熟整个过程，知道还没错过那最重要的一刻。
“其次，依主的教导，此亦可赎救我们的罪恶，消除私通，那些本不能持一的人或可结成婚姻，而却永不辱没基督的圣体。”
在牧师庄严的白袍的衬托下，这对新人面朝祭坛而立。新娘一袭传统的素装，从后排看去，应该披着厚厚的面纱。她的头发结成一股淘气的单辫，沿着背脊从一堆蓬松的细纱薄棉中垂下。马歇尔笔挺地站着，加了衬肩的礼服在牧师白外袍的衬映下，愈显得线条有致。
“再次，依主的教导，婚姻要求夫妇彼此互相相爱，互相帮助，互相安慰……”
布里奥妮触摸着记忆，编织着细节，仿佛在抚摸肌肤上的皮疹、肌肤上的尘垢：罗拉带着擦伤肿痛的手腕，泪流满面地冲进她的房间；罗拉肩上和马歇尔脸上抓痕累累；在湖畔夜色中罗拉一脸沉默，让那热切、滑稽、古板、连现实与她脑中的故事都不能分辨的表妹送施暴者安全脱身。可怜无助而又脆弱的罗拉戴着珍珠围脖，洒上玫瑰香水，盼望着能摆脱童年的最后一点束缚，匆匆欺骗自己跳入爱河，好免受羞辱，在布里奥妮坚持要交涉和斥责的时候，她却对自己的美好姻缘深信不疑。刚刚长大就被强暴地剥开和占有了的罗拉，要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美好的姻缘呀。
“……若有人能举出一条义理，为何这对男女不可合法联姻，请于此刻开口表明，或从此永远缄默。”
难道这是真的吗？她真的要在此刻站出来，揣着空空的揪紧的胃和忐忑不安的心，迈出虚弱的步伐，身着披风，戴着头饰，沿着长椅间的走道走到过道中央，像基督的新娘那样，用坚定而不容分辩的声音，对着祭坛，对着过去漫长的生涯中从未被打断过的惊讶得张大了嘴的牧师，对着伸长了脖子的宾客，对着面色惨白的新人，摆出她的理由，举出她的义理吗？她并没有蓄意谋划，可是《祈祷书》中的这一问题——她已忘记了——是一大挑衅。而且，障碍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在这个最讲究理智的教堂的祭坛前，她终于有机会在大庭广众痛诉自己的所有怨愤，洗涤自己所有的过错。
但抓痕和淤痛早已痊愈，她那时曾经做过的一切陈述也与事实相悖。新娘有父母的许可，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受害者。当然还不止这些；一个是巧克力业的巨子，阿莫牌子的创始人。埃尔米奥娜姨妈又该要不停地搓手了。保罗·马歇尔、罗拉·昆西，还有她，布里奥妮·塔利斯，难道无声密谋，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而那些污蔑此人有罪的话正是出于她之口，在阿齐兹的法庭上以她的名义宣读了出来。判决已被执行，债务已经清偿，决议已经生效。
她依然坐在位子上，心跳得越来越快，手掌不停地出汗，头也低得愈低。
“我要求并许可你二人，若知道任何理由，为何你二人不可通过婚姻合法结合在一起，请于此刻坦告，要知末日审判时，人心所有的秘密必将不能隐藏。”
不管怎么说，离末日审判还很遥远，到那时只有马歇尔与他的新娘知道的最初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了。等所有知晓人都死去以后，这个秘密会永远安稳地藏在黑暗里。婚礼上的每句话，都是给这个陵墓垒上的一块新砖。
“是谁促成这个女人同这个男人结为夫妻的？”
长得像鸟一样的塞西尔姨夫疾步走上前，无疑他是想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好返回牛津万灵学院的圣殿。布里奥妮仔细听着马歇尔和罗拉先后重复牧师的话，竭力想听听话语里是否有丝毫犹豫迟疑。罗拉的话甜蜜又肯定，而马歇尔却低沉、洪亮，仿佛目空一切。当他说“我以我的肉体敬奉您”时，祭坛前回荡的声音是何等的性感和彰显！
“让我们祈祷吧。”
前排的七个身影于是低下头，牧师摘下他那龟壳一样的眼镜，仰起面颊，双目紧闭，用他乏味、忧伤的吟唱向天国祷告。
“永恒的上帝啊，人类的造主和佑护，万般精神道义的恩赐者，永生的谱就者；请赐您的祝福于您的仆人吧，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牧师戴回眼镜，宣布他们为结发夫妻，又向教堂以其命名的圣父圣子圣灵祈了福，这最后一块砖也就垒毕了。接下来又诵了几个祷告，一篇诗篇，主祷文和一篇长祷文，缓落的祝圣语调归结成一个忧伤的结束。
“……他无尽的恩典降临于你们，升华并佑护你们，以你们的肉体与灵魂使他欢欣，在神圣的爱中完结你们的一生。”
牧师转身引领这对新人走下过道，众人跟随其后，这时，风琴如瀑布般倾出飞扬的三和弦。布里奥妮本来是跪下假装祷告的，但队伍走近时，她站了起来，转身面向他们。牧师好像在赶时间，远远走在前面，离开众人好几尺远。向左瞥见布里奥妮时，他和善地轻轻点头表示欢迎，心中却很是好奇。接着他大步上前，拉开一扇大门。一束阳光斜射到她站的地方，映亮了她的面貌与头饰。她是想让大家看到，但却不是要这样一览无遗的。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罗拉走在靠近布里奥妮的一侧，抬起头来，正好四目相对。她的面纱早被掀起，脸上不见了雀斑，但是模样倒没有什么改变。不过略微长高了，脸也圆润、温柔和漂亮了些，眉毛也修得很细。布里奥妮只是盯视着。她只是想让罗拉知道，她来参加婚礼了，而且要罗拉纳闷：为什么？阳光直照下，布里奥妮很难看清楚，但新娘颦眉的一瞬间，脸上分明闪过一丝不悦。罗拉噘了噘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保罗·马歇尔也看到了她，只是没认出来，埃尔米奥娜姨妈和塞西尔姨夫因为多年不见，也没有认出她来。倒是走在队伍末尾、把校裤拉到半天高的双胞胎见到她很高兴，对着她的制服直做鬼脸，一会儿滑稽地翻眼珠，一会儿又伸手拍哈欠。
不久，除了那个不知在何处自得其乐地演奏的风琴师外，教堂里就只她一人了。婚礼结束得太快，仿佛一无所获。她呆站在原地，不愿意走出教堂，心里觉得有点傻傻的。日光、家常闲扯的无聊乏味会把她的影响消尽，尽管曾如幽灵般闪过。她也没有勇气面对交锋。她该如何对姨夫、姨妈解释这不请自到呢？也许会冒犯他们，也许不会——那就更糟糕了。他们没准会带她去饭店吃早餐，这将如受刑般难耐。保罗·马歇尔夫妇定会恨意油然而生，埃尔米奥娜也会难掩对塞西尔的轻蔑。布里奥妮又逗留了一两分钟，仿佛是为音乐吸引似的，但紧接着便懊恼自己的懦弱，于是跑到了门廊外面。牧师撒开臂膀，穿过公地，匆匆前行，此时已在百码开外了。新婚夫妇也已钻进了劳斯莱斯，马歇尔掌着方向盘正在掉头。她确信他们看见了她。换挡时，车擦出尖锐的叫声——没准是个好兆头。车离开时，她透过侧窗看见罗拉白色的身影偎依在驾驶员的臂弯里。而其他人则全然隐入了林间。
看了看地图，她知道贝尔罕姆就在这片公地的那头，也就是牧师行走的方向，离这儿并不远。既然不远了，她就不愿再继续走了。反正很快就到了。她又饿又渴，脚后跟不断颤抖，都跟鞋的后部粘在一起了。天气暖和了些。她将穿过一大片没有树阴的草地，草地上有笔直的沥青小路和公共掩体。远处有一舞台，一些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在上面不断地走动。这时，她想起了菲奥纳，是她把休息日让给了自己。她想起她们在圣詹姆斯公园度过的那个下午。虽不过是几天前的事，现在想来，却是那么遥远，单纯。布里奥妮仍站在门廊的阴影内，想着要给朋友买的小礼物——美味可口的食品、一个香蕉、一些橘子和瑞士巧克力。守门人知道如何买到这些东西。她曾听他们说，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她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绕着公地，正沿着她应走的路线行进。她想着食物——火腿面包、水煮蛋、一只烤鸡腿、浓稠的爱尔兰炖汤、柠檬蛋白酥皮卷和一杯茶。突然，她意识到身后那烦人的音乐戛然而止。在这瞬间的沉寂中，整个人似乎自由了。就在此刻，她决定了必须吃早餐。但沿途并没有发现店面，一眼望去只有用深橙色砖头砌成的公寓在路的两边。
过了几分钟，一个演奏风琴的人从教堂里出来了。此人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拎着一大串沉沉的钥匙。她本想向他打听一下到最近的咖啡店怎么走，但这个神经过敏的男人沉浸在音乐中，仿佛一心要忽略她的存在。他重重地关上门，俯身锁好，然后把帽子一扣，匆匆地离开了。
也许，这是计划破产的先兆。她沿着克拉珀姆大街往回走。该吃早餐了，得重新思量一下。她路过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饮水槽，真想痛痛快快地把脸浸入其中。她找到一家土褐色的小店，窗户污迹斑斑，地上满是烟头。但食物想来不会比她平时吃的要差吧。她要了一杯茶、三片吐司以及一些人造奶油及略带粉色的草莓酱。由于自己血糖低，她就往茶中加入了大量的糖。但甜味还是掩盖不了茶中消毒液的味道。
第二杯下肚后，她心情好了些。这茶温度适中，可以一饮而尽。随后，她上了趟卫生间。卫生间在咖啡屋后，要穿过鹅卵石铺成的院子。这个无座形的卫生间臭气熏天，不过对一个实习护士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她在鞋后部垫了些卫生纸，这使她能坚持走完余下的一两里路。砖块砌成的墙里放着一个洗手盆，上面有一个水龙头，另有一块灰色的菱形肥皂，她觉得最好不要去碰它。打开水龙头，污水直溅到脸颊上。她用袖子擦了擦干，并梳了一下头发。没有镜子，她只能面对砖墙想象她的脸庞。不过，口红是不能擦了。她用一块浸湿了的手帕轻抚了一会儿脸，并拍打了几下，使脸色红润起来。她要去见她亲爱的姐姐。但做这个决定时她似乎是不存在的。
她离开了咖啡店。当她沿着公地走去时，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回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罕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妮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这一不真实的感觉在半小时后她走到另一条大街时，变得仿佛越发强烈了。这条街与刚才抛在身后的大街看来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整个伦敦好像没有中心，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灰暗小镇的聚合体。她下定决心，绝不生活在这种地方。
她要找的街离地铁有三个路口，地铁站也是千篇一律。爱德华式的排屋，破破旧旧的，用网眼帘遮掩着，足有半英里长。都德里别墅四十三号处在这条街的中部。除了那辆老福特八号，它毫无其他特色可言。那辆车没有轮子，用砖块支撑着，占据了整个花园的前部。里面没人的话，她想就可以离开了。这样说起来自己也算来过了。门铃已经坏了。她敲了两下门，然后站定。她听到一位妇人愤怒地喊了一声，随后传来砰的关门声和一阵脚步声。布里奥妮又后退了一步，想退到街道上去。在摸索门锁和不耐烦的叹息声中，一位高个尖脸、三十多岁的妇人打开了门。她用劲过猛，气喘吁吁的。这妇人一脸火气，看来她刚才在争吵时被打断了，此刻还未能调整好她的表情——她口张开着，上嘴唇稍微歪撇着。她把布里奥妮让进门来。
“你有事吗？”
“我想找塞西莉娅小姐。”
听了这话，她的肩膀顿时塌了下来，头也向后扭去，似乎想竭力抑制住破口骂人。她上下打量着布里奥妮。
“你样子挺像她的。”
布里奥妮一脸迷惑，茫然地盯视着她。
这个女人又发出了一声近乎吐痰那样的叹息声，然后穿过门厅，来到楼梯脚下。“塞西莉娅，门口有人找。”她叫喊道。
她走回房门口。到走廊的一半时，她向布里奥妮投去了一个轻蔑的眼神，重重地关上自己的房门，身影消失了。
室内一片沉寂。布里奥妮的眼神穿过前门，落在一片花色亚麻油地毡上。开始的七八个台阶都铺着深红色的地毯。第三个台阶的铜柱已不见了。大厅的中间是一张靠墙的半圆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擦得雪亮、类似面包架的装信木架，里面空无一物。地毡从楼梯一直铺到一头房门的前面，门上装的是霜状玻璃。这扇门通向后面的厨房，房内墙纸也是带花纹的，一束花枝上有三朵玫瑰夹杂着些许雪花的图案。从门口到楼梯口，她数了数，一共是十五朵玫瑰，十六朵雪花。这似乎带着不祥的预兆。
她听见楼上的一扇门打开了。刚才她在敲大门时砰的一声关上的兴许就是这扇门。然后是吱吱呀呀上楼梯的声音。一双穿着厚袜子的脚出现了，上面露出了苍白的皮肤，还有一件她认识的蓝色睡袍。这是塞西莉娅吧。但因衣冠不整，她并未下楼，而是从走廊边探头向下看，想确认门口的人是谁。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了妹妹，于是慢慢地走下三级楼梯。
“噢，天哪。”
她坐了下来，抱起双臂。
布里奥妮依然站在那儿，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只脚仍在花园的小道上，另一只脚踏在门口的台阶上。女主人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观众的笑声从里面传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有趣独白，最终被收音机里人们的掌声打断了。一支快乐的乐曲骤然奏响。此时，布里奥妮跨了一步进了门厅。
她咕哝着说：“我必须和你谈一谈。”
塞西莉娅正要起身，但随即改变了主意。她问道：“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你要来呢？”
“你没有来信，所以我就来了。”
她拉了一下睡袍，拍了拍口袋，似乎在找烟。她的肤色更黑了，手的肤色也成褐色了，她并没有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也没有打算即刻站起身来。她开口说话与其说是为了改变话题，倒不如说是为了打发时间。“你现在是一个实习生？”
“是的。”
“在哪家病房？”
“德拉蒙德护士长那儿。”
布里奥妮不清楚塞西莉娅是不是熟悉这个名字，也弄不明白她是否会因和妹妹在同一家医院受训感到不高兴。
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塞西莉娅总是用一种母亲似的高高在上的口吻与她说话。小妹妹！现在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她僵硬的口吻分明警告布里奥妮不允许她问起罗比的情况。布里奥妮又向门厅跨了一步。她意识到她身后的门还开着。
“你在哪儿上班？”
“摩腾附近，一家急救医院。”
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一个被征用的地方，收治的往往是战地转运医院的重症病人。那儿有太多的禁区。在那儿，有些事既不能说，也不能问。姐妹俩互相对视着。尽管塞西莉娅头发凌乱，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但是，她比布里奥妮记忆中的她更加妩媚动人。人人都说那张长长的马脸看起来总是怪模怪样，易受伤害，甚至在耀眼灯光的映照下亦然。此刻丰满紫色的嘴唇弯成一条弧形曲线，使这张脸庞看上去性感无比。也许是因为疲劳或悲伤的缘故，眼睛显得又黑又大。鼻子长而别致，鼻孔呈喇叭形优雅地展开，这张脸仿佛戴了面具，精雕细刻，宁静安谧。这是一张很难读懂的脸。姐姐的脸上增添了布里奥妮的惶恐不安，使她感到手足无措。五年没见，她几乎不认识她了。布里奥妮此时对一切都没有把握，她绞尽脑汁寻找一个中性的话题，可无论提起什么，都无可避免地引向敏感的话题——这些话题她无论如何总是得面对的。在这难挨的沉默中，她再也无法忍受四目相对，终于开口了：
“老头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没消息。”她平淡的语调表明，即使知道，她也不想回答。
“你呢？”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收到过一张潦草的字条。”
“那好啊。”
这个话题，到这儿就讲不下去了。一阵沉默后，布里奥妮又问道：
“家里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我跟家里没有联系。你呢？”
“她不时写信来。”
“她有什么消息吗？布里奥妮？”
当她的名字被提起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带有了讽刺的味道；她迫使自己回想时，有一种感觉，为了姐姐的缘故，她已成一个背叛者。
“他们收留了逃难者，贝蒂恨他们。公园已耕耘成了玉米地。”她拖声拖调地说道。站在那儿列举这些细枝末节，感觉简直是太无聊了。
可是塞西莉娅冷冷地说：“还有什么？你继续讲。”
“呃，村子里大多数的小伙子都加入了东萨里前线团，只有……”
“只有丹尼·哈德曼除外。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她强颜欢笑道，等着布里奥妮继续说下去。
“他们在邮局附近建了一间房子，占用了所有的旧栏杆。埃尔米奥娜姨妈现住在尼斯。噢，对了，贝蒂打破了克莱姆叔叔的花瓶。”
一听到这里，塞西莉娅的冷漠顿时烟消云散了。她松开交叉的双臂，用一只手托着脸颊。
“打破了？”
“她把它掉在一个台阶上了。”
“你是说碎成一片一片了吗？”
“是的。”
塞西莉娅想了一会，最后说道：“这太糟糕了。”
“是的。”布里奥妮说道，“可怜的克莱姆叔叔。”至少她姐姐现在已不再揶揄了。询问继续着。
“他们还保存着碎片吗？”
“不清楚。艾米莉说，老头儿向贝蒂吼叫来着。”
门突然打开了，房东太太站在布里奥妮面前，由于站得很近，她甚至可以闻到她呼吸中散发出来的胡椒薄荷的味道。她指了指前门。“这不是火车站，小姐。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塞西莉娅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睡袍的丝质腰带，懒洋洋地说：“这是我妹妹，布里奥妮。贾维斯太太，你和她说话时，请注意你的态度。”
“在我自己的家，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贾维斯太太说道。她转身对布里奥妮说：“如果你要留下，那就留下。要不现在就离开，并随手关好门。”
布里奥妮望着姐姐，猜测她不可能让她现在就走。贾维斯太太无意间已成了她的同盟。
塞西莉娅旁若无人地说：“不要介意房东太太，我周末就离开了。关上门，走，上楼去。”
在贾维斯太太的注视下，布里奥妮跟随着姐姐上了楼。
“至于你，莫克小姐。”房东太太向上喊道。塞西莉娅很快转身，立马打断了她。“够了，贾维斯太太。你说得够多了。”
这个声调布里奥妮是认得的。这种夜莺般纯洁的声音，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难缠的病人和泪水汪汪的学生的。需要多年的磨炼才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呢。塞西莉娅无疑已经成了病房护士了。
塞西莉娅站在一楼的平台上。就在她正要打开房门时，她望了布里奥妮一眼，这冷冷的眼神使她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未能缓和。从半开的浴室门中，飘来一阵湿湿的香气和空洞的滴水声，想必刚才塞西莉娅正准备洗澡。她把布里奥妮引进房内。最讲究整洁的病房护士在自己的房间都有另外一副景象，她们仿佛生活在人工养蚝场。看到塞西莉娅房间里一片零乱，她不会感到惊奇。她以前就是这样乱糟糟的。不过，这儿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塞西莉娅的生活简单而寂寞。一个不大的房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窄窄的一溜用作厨房。隔壁也许是卧室。墙纸图案像是男孩睡衣上垂直的灰色条纹。这更给人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油毡是楼下用剩的边角料，形状不规则，一些地方露出了灰色的地板。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子，窗下面有一个带一只水龙头的水池和一个单炉煤气灶。靠墙有一张桌子，人很难挤过去。桌子上面铺着一块黄色条纹的桌布，桌布上面放着一瓶蓝色的花（也许是蓝铃花）和一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桌子上面还放着一叠书，书堆的最下面是《格雷解剖学》和《莎士比亚选集》。它们上面的几本书脊面薄薄的，作者名字都是镀了金银的，不过全已褪色了。她看到是豪斯曼和克雷布的著作。书的上面放着两瓶啤酒。离窗户最远处的角落里有一扇通向卧室的门，门上钉着一幅北欧地图。
塞西莉娅从锅旁的一包烟中掏出一根烟。她突然想到她妹妹已不再是一个小3头了，于是就给她一根。桌边有两张椅子，但是塞西莉娅并未邀请布里奥妮坐下。
背靠着水池，两个女人抽着烟，等待着对方开口。房东太太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正慢慢消散而去——至少在布里奥妮看来是如此。
塞西莉娅用平静而低沉的声调说道：“我拿到你的信后，就去见了律师。证据不够，除非有新的铁证。你就是回心转意了，还不够。罗拉会继续说她不知道的，我们惟一的希望在于老哈德曼，可是现在他已死了。”
“哈德曼？”他已死了，他与这事有关联——布里奥妮一脸困惑。她拼命回忆着。那天晚上他出去找双胞胎了吗？他看见什么了吗？法庭上说了些她所不知道的情况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他死了吗？”
“不知道，可是……”
“简直难以置信。”
塞西莉娅尽力想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可是她的努力要前功尽弃了。一怒之下，她离开厨房，挤过桌子，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站在卧室的门旁。她的声音气喘吁吁的。她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
“艾米莉给你带来了玉米和逃难者的消息，却没有告诉你他的死讯，这太奇怪了！哈德曼得了癌症。也许是害怕上帝的惩罚，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说了些对大家极其不利的话。”
“但是，塞……”
“不要这样叫我！”她打断了她，随即她更加温和地又重复了一遍：“请不要这样叫我。”她的手放在卧室的门把上，看来会面即将结束。她将要消失了。
她出奇冷静地向布里奥妮作了概述。
“我花了两个畿尼，要弄明白的就是这点。五年过去了，你倒是决定要吐露真相，但已无法上诉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布里奥妮想重拾哈德曼的话题，但塞西莉娅必须告诉她近来在她脑海里想了无数遍的事儿。
“这并不困难。如果说你那时是在撒谎，法庭干嘛现在就得相信你呢？目前又没有新的证据，而你是个不可信的目击者。”
布里奥妮把抽到一半的烟扔到水池里。她感觉到一阵恶心，于是从盆架上取下一个茶托当作烟灰缸。她姐姐指证她的罪，这听起来是如此的骇人，不过她的视角倒是如此不同寻常。她脆弱、愚蠢、迷惘、无常——她为此恨透了自己，但她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撒谎的人。对于塞西莉娅来说，这一定是多么奇怪，多么清楚啊。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无可辩驳啊！可是，有一瞬间，她甚至想为自己辩解。她并不是故意误导，她并不是出于恶意才这样的呀！但又有谁信她呢？
她站在刚才塞西莉娅所站的地方，背对着水池，不敢注视姐姐的眼睛。“我的所作所为不可宽恕，我并不指望你宽恕我。”
“不要担心，”塞西莉娅安慰她说。随着她的希望飘渺而去，她不禁畏缩了。“不要担心，”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即使我不能去法庭，我也会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的。”
她姐姐露出狂野的笑容，这时布里奥妮才明白，她对姐姐是多么的害怕。她怕姐姐生气，但更怕姐姐嘲笑她。这窄小的房间贴着条形的墙纸，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感史。布里奥妮继续着对话。毕竟，她是有备而来的。
“我会去萨里，向艾米莉和老头儿说的，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
“没错，这话你在信里就已说过了。一晃五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没去呀？是什么阻挡了你？”
“我想先来看看你。”
塞西莉娅从卧室门口走到桌子边。她把烟头丢入一个矮瓶内。嘶的一声，一缕烟从玻璃瓶里升起。她姐姐的动作又一次让布里奥妮感到讨厌。她还以为瓶子是满满的呢。她寻思自己是不是早餐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
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何没去，因为你的猜想和我一样。他们不想再听这事儿。不愉快都已经过去了。谢谢你。过去的已不能挽回了。为什么再旧事重提呢？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相信哈德曼说的话。”布里奥妮离开水槽，站在桌子的一头，直视姐姐。要看穿这美丽的面具可不容易啊。
她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很遗憾，他死了。对不起，我不知道……”
这时，突然吱的一声，吓了她一大跳。卧室的门慢慢打开了，罗比站在他们面前。他穿着军裤和衬衫，军靴锃亮，他的背带松松地挂在腰间，没有刮胡子，头发也乱七八糟。他只凝视着塞西莉娅。塞西莉娅转身望着他，但她并未向他走去。刹那间，他们四目默默相视，这当儿，布里奥妮在姐姐的遮挡下，缩进军衣中。
他旁若无人似的轻轻对塞西莉娅说道：“我刚才听到了声响，我猜这与医院有关吧。”
“没事儿。”
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好现在就走了。”
他穿过房间，正要走出门外到平台前，他朝布里奥妮微微点了点头，“请原谅。”他说道。
她们听见浴室门关上的声音。一阵沉默中，塞西莉娅脱口说道，她那口气仿佛她与妹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他睡得很沉，我刚才不想吵醒他。”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刚才想你们还是不碰面为好。”
布里奥妮的双膝已经开始颤抖了。她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慢悠悠地离开了灶台，这样塞西莉娅就可以将水壶灌满。布里奥妮很想坐下来，但没有得到邀请，她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她也绝不会提这个请求。于是她靠墙壁站立，但又装作没有靠在墙上。她望着姐姐。使人惊奇的是，她看到罗比还活着的慰藉很快就被要面对他的恐慌所代替。刚才她已目睹他穿过房间。唉！还以为他已战死沙场，这一可能性看来太荒唐了。原来的猜测现在已无任何意义。她姐姐在小小的厨房里来回走着，她一直盯着她的后背看。布里奥妮想告诉她，罗比安全地回来了，这太好了。对她而言，这是何等的解脱。可是跟姐姐说这番话，听上去是多么的庸俗。况且，她也没有资格这么说。她害怕她姐姐，害怕她的嘲笑。
此时，布里奥妮不仅觉得恶心，而且浑身燥热。她把脸颊靠在墙上。这墙也是热热的，并不比她的脸阴凉。她多么想要喝一杯水啊，可她不想向她的姐姐提任何要求。塞西莉娅继续忙碌着，把牛奶和水掺在鸡蛋粉里，在桌上放了一罐果酱和三个盆子的杯子。这一切布里奥妮看在眼里，但这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这只增添了她不祥的预感。她得直面罗比了。难道塞西莉娅真的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坐在一起，有胃口吃炒蛋吗？或者说，她忙来忙去难道是在镇定自己吗？布里奥妮的双耳正留神于房间外楼台上的脚步声。她已经看到了挂在门后的斗篷。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用拉家常式的口吻说道：
“塞西莉娅，你现在是病房护士吗？”
“是的，我是病房护士。”
她一锤定音，一下子结束了这一话题。她们虽然从事共同的职业，但没能成为一条纽带。没有任何纽带可言。罗比回来之前，她们姐妹俩没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她终于听见浴室门锁打开的声音。他吹着口哨穿过楼台。布里奥妮从门口挪开，走到房间另一端的阴暗角落。但他一进来，她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已半抬起右手，想要和她握手，他的左手正要去关上身后的房门。哪怕这是一个恍然大悟的动作，也是毫无戏剧性可言的。在他们四目相对之际，他的双手垂了下来。他继续注视着她，发出一声长叹。不管她多么心存惊悸，她觉得自己不能转移视线。她嗅到了他剃须皂淡淡的清香。眼前的他看起来比从前老多了，特别是眼睛周围更显岁痕。她不禁暗暗一怔。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吗？该不会也是战争惹的祸吧？
“啊，原来是你。”他终于开口了。他用脚把身后的门关上。塞西莉娅已经走到他的身旁。他凝望着她。
她一五一十地作了概述，可是即使心有所愿，她也无法承受她的讥讽。
“布里奥妮打算把真相告诉大家。不过她想先来见见我。”
他回头望着布里奥妮。“你想得到我会在这儿吗？”
听了这话，她的第一反应是千万别哭。在那一瞬间，没有比这令她更蒙耻的了。此刻的心情如何？是欣慰呢？还是羞愧？还是自怜？她不知道是哪一种感受。不管是什么，它此时正向她袭来。它像平静的浪花，突然涌起，勒紧她的脖子，使她无法开口说话。于是她尽力控制住，咬紧嘴唇。这种感觉终于消失了。她安然无恙。没有泪水，但她的声音低低的，充满了痛苦。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如果要聊天，大家坐下来吧。”塞西莉娅说道。
“我不知道行不行。”他不耐烦地走到紧邻的墙边，大约有七到八尺的距离。他背靠着墙，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将视线从布里奥妮移向塞西莉娅。蓦地，他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向卧室的房门，他转过身，又想走回来，可他改变了主意，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他身材高大，与此相映，这房间似乎收缩了。在这仿佛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他像一头困兽，走投无路。他把手从口袋内取出，抚摸了一下脖子后面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臀部，接着又放下。这一动作不断反复。布里奥妮知道，他生气了，他怒火中烧了。
“你到这儿来干嘛？别跟我提萨里郡什么的。无人阻止你前往。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要和塞西莉娅说一声。”她说道。
“是吗？说什么呢？”
“说说我干的那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塞西莉娅向罗比走去。“罗比，”她低语道。“亲爱的，”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但他甩开了她的手。
“我不知道你为何让她进来。”说完，他转向布里奥妮，“我老实对你说吧。我现在正为难着呢：该扭断你的脖子呢，还是把你推出房外，扔下楼梯？”
要不是她近来的生活磨炼，她准会被吓着了。有时她听见病房里的士兵为自己的绝望大发雷霆。他们怒气冲天时，与他们论理或安慰他们是极其愚蠢的。狂波怒涛必须发泄出来。此时最好是站在一边，耐心倾听。她明白，现在即使是起身告辞也会刺激他的。所以她干脆直面罗比，等候她应有的处置吧！不过她并不怕他，她不怕他动武。
他并未抬高声音，但他的话音中分明充满了愤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模样吗？”
她想象着峭壁似的砖石墙壁上那一个个高高的小窗。和人们的想象一样，她也想到了地狱中的种种苦难煎熬。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为了稳定自己，她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变化上。他似乎比以前更高大了，之所以给人这一印象，是因为他摆出了一副挺胸收腹的姿势。没有一个剑桥大学生站立得会像他那样笔直。甚至在心烦意乱时，他的双肩依然向后挺着，下巴像是老式拳击手似的高高仰起。
“是的，你当然不知道。我在里面时，你高兴了吧？”
“不！”
“可是你毫无作为啊。”
她曾一次次地设想过这次谈话，就像一位孩子预感到一次挨揍。现在，终于发生了，可似乎她并不在这儿。她仿佛从远处漠然地观看。她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但她知道他的话语最终会伤害她的。
塞西莉娅已站回来了。此刻，她再次把手放在罗比的手臂上。虽然罗比看上去更强壮了，但他变瘦了。他筋骨结实，刚毅粗犷。他向她略转过身。
“记住，”塞西莉娅开始说话了，但他打断了她。
“你认为我强暴了你表姐吗？”
“不。”
“当初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是的，呃，不是，我吃不准。”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么你现在为何又如此确定了呢？”
她迟疑了。她知道只要一回答，她就得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找借口，而这样做也许会给他火上浇油。
“我正在成长。”
他盯着她，嘴唇微微咧开着。他在五年里真的变了：他凝视中的凛冽是以前没有的；他的眼睛更小，更狭了，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的脸庞比她记忆中的更瘦削了；他的双颊如同北美印第安武士般的凹陷；他已长出一些像军人式的硬硬的板刷胡子。他是那么的英俊，令她为之骇然。她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岁或十一岁，她对他是那么深情相恋。这一真正的迷恋持续了数天。然后，某一个早晨，她在花园里向他衷心表白了自己的心迹，随后这事就马上忘到九霄云外了。
她小心谨慎是对的。他此时满腔怒火，但这种愤怒成了惊疑。
“正在成长，”他应和道。当他提高嗓门时，她吓了一跳。“他妈的！你已十八岁了。成长，成长，你到底还要多少成长？十八岁的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了。你已经够大了，可以奔赴前线了，你知道吗？”
“是的。”
他无法知道她以前的经历，这给了她些许可怜的慰藉。尽管她问心有愧，但她居然还觉得应该抵挡他，这简直太奇怪了。不然就两败俱毁了，她不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一提起死亡，一股汹涌的情感就吞噬了他，把他从愤怒中推向了迷惘和憎恨的极点：他的呼吸沉重而不规则；他握紧右拳，然后松开拳头；他明亮的眼睛依然盯视着她，他的眼神严厉而凶狠，似乎要望穿她；他使劲地一次次地忍气吞声，喉咙里的肌肉因此抽紧，喉结也露了出来；他也正在与一种不愿被人看到的情感斗争着。她做实习护士时，在病房里和病床边碰巧学到了一鳞半爪的知识。她知道此时往事像潮水般向他袭来，令他束手无策，张口结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景象才引起了这番骚动。他朝她走近了一步，她向后退去。她已不再认为他不会伤害她——如果他不能说话，也许他会用行动代替。如果她再走一步，他那强壮的臂膀就可触及她了。就在这时，塞西莉娅站在了他们中间。她背对布里奥妮，面对罗比，用双手挽住了他的肩膀。罗比把脸转开。
“望着我。”塞西莉娅低语道，“罗比，望着我。”
他是如何回应的，布里奥妮不知道。她只听见了他的反对或拒绝声。也许他说了一句骂人的下流话，塞西莉娅把他攥得越来越紧，罗比扭动全身想摆脱她。他们仿佛像摔跤运动员，她伸手向上，使劲想把他的头扭向她。可是他的脸向后歪斜，嘴唇紧缩，牙齿裸露，挤出一个食尸鬼似的恐怖笑容。她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脸颊，用尽全力扳过他的脸。最后他终于正视她的眼睛了，可她仍旧抓住他的脸颊。他把她拉得更近了。他注视着她，直至两张脸碰到了一起。于是她轻吻着他，两人唇唇相印。塞西莉娅温柔地说：“回来……罗比，回来。”布里奥妮记得，多年前，她一觉醒来，也曾听到塞西莉娅这么说过。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当她松开双手，把它们从他的脸上移开时，他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沉默中，房间似乎缩得更小了。他用双手环抱着她，低下头，给了她一个深深的、亲密的长吻。布里奥妮悄悄地向房间的另一头，向窗子走去。她从厨房的水龙头里接了一杯水喝着。但这对情侣的亲吻还在旁若无人地继续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布里奥妮感到被忘却了，从房间中勾销了，这使她如释重负。
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一幢幢排屋和她刚走过的大街。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还不想离开，虽然她为那长吻所窘，虽然她害怕后面要发生的事。她注视着一位穿着厚厚外套的老妪。她在远处的人行道上走着，手牵着一条病恹恹的、摇着大肚子的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此时此刻，塞西莉娅和罗比正在低声轻语。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布里奥妮打定主意，只要他们不主动跟她讲话，她决不从窗口转身。她看着这位妇人打开前大门，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关上，然后，在走到门口的半路上时，她艰难地弯下腰，从门前小径旁的一长溜花坛中拔了一根长长的杂草。此时，她的狗往前蹒跚而行，舔着她的手腕。妇人和狗进到屋内去了，街上又变得空旷了。一只黑鹂栖落在女贞篱上，但在发现没有满意的立足点时，它就飞走了。一片乌云飘了过来，很快遮住了阳光，随后，这朵云也飘走了。这是典型的星期六下午的情景。在这郊外的街上，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布里奥妮听见她姐姐叫她的名字。于是，她转过身去。
“时间不多了。罗比今晚六点回去报到上班，还得赶火车呢。坐下吧，你得为我们做点事。”这是病房护士的口吻。这腔调并不专横。她只是在形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罢了。布里奥妮在离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罗比拿过来一条凳子，塞西莉娅坐在了他们中间。她准备好的早餐已被忘了个一干二净。三个空空的杯子放在桌子的中间。他拿起一叠书，把它们放在地上。塞西莉娅把一罐蓝铃花移到一边，这样它就不会被踢倒了。然后她和罗比交换了一下眼神。
罗比清了清嗓子，双眼却凝视着鲜花。当他开始说话时声音饱含了感情。他仿佛在宣读一系列议事规则。此时此刻，他注视着她。他的眼神是那么沉稳。他已经掌控了一切。但他的前额上，他的眉毛上方，还有滴滴汗水。
“你已经答应了最重要的事。尽快去找你的父母，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使他们确信你当时作了伪证。你什么时候休息？”
“下个星期日。”
“到那时你就走，你带着我们的地址，告诉杰克和艾米莉。塞西莉娅等着他们的来信。明天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塞西莉娅说你得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见一位律师，一位受权为立宣誓的律师，然后作一个声明，并签上名公证。在声明中，你得言明你所做的错事，以及你准备如何撤回你的伪证。你还得把声明副本给我们俩。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你写一封信给我，把你认为一切有关联的事详详细细地都写进去，是什么导致你说你在湖边看见了我，为什么即使你对这事并不确认，但你在开庭前的几个月中都一口咬定是我。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察或父母给你施加了压力。听明白了吗？这会是一封很长的信。”
“听明白了。”
他迎着塞西莉娅的目光点了点头，“如果你记得丹尼·哈德曼的情况，比如说，那时他在哪儿，在那儿干什么，什么时候，还有谁见过他。任何可以对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词提出疑问的证据，我们都想听到。”
塞西莉娅正在写地址，布里奥妮摇着头想开口，但罗比并没理睬她。他已站起身，眼睛看手表。
“没多少时间了，我们陪你走到地铁站，我和塞西莉娅想在我走之前独处最后的一小时。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你得写你的声明，让你的父母知道你要去他们那儿。你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你要写给我的这封信的内容。”
他冷淡地讲了一下她必须要做的事后就离开了桌子，向卧室走去。
布里奥妮也站了起来，说道：“老哈德曼说的很可能是真话，丹尼那天整晚都和他在一起。”
塞西莉娅这时正要把她写好并折叠起来的纸条给她。罗比在卧室门口停下了脚步。
塞西莉娅问：“你在说什么呀？”
“是保罗·马歇尔干的。”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布里奥妮拼命想象此话引起的每个人的心理调整，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某种思维定势。但不管是如何令人惊愕，这只是细节而已。关键性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危险起的作用丝毫没变。
罗比回到桌边。“马歇尔？”
“是的。”
“你看到他了？”
“我看到的人和他身高差不多。”
“和我的身高一样。”
“是的。”
此刻，塞西莉娅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她在找香烟。罗比找着了，把一包烟从房间的一头扔了过来。塞西莉娅点了一支，边抽边说：“真难以置信。他是一个傻瓜。我知道……”
“他是一个贪婪的傻瓜，”罗比说，“但我无法想象他跟罗拉·昆西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分钟……”
布里奥妮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后果多么可怕，也无足轻重。可是她在宣布她那决定性的消息时显得泰然自若。
“我刚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又是一阵惊愕，又是一次心理调整，又是一次满腹狐疑的重复。婚礼？今天早上？克拉珀姆？然后是一阵沉思默想，间或被简短的言谈所破。
“我非要找到他不可。”
“你千万别蛮干。”
“我要杀了他。”
“该走了。”
本来还有更多的话可以交谈，但他们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许这是由于她在的缘故；也许这话题本身劳心伤神；也许他们只想两人独处清静。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显然感到会面已经结束。好奇心已成了强弩之末。在她写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罗比从卧室里抓起他的帽子和夹克衫。布里奥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单杠军衔。
塞西莉娅对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她总会包庇他的。”
她开始找她的口粮配本，可找了几分钟，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对罗比说：“一定在威尔特郡的小屋里。”
她们三人准备离开。罗比为姐妹俩拉开门。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能干的水手哈德曼道个歉。”
他们下楼走过客厅时，贾维斯太太并未露面。他们只听见她的收音机里单簧管在演奏。穿过前门，布里奥妮就仿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阵猛烈的风沙吹来，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阳光似乎也更强烈了，阴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并排行走。罗比和塞西莉娅手牵着手走在她身后，布里奥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脚后跟摩擦着她的鞋。但她决计不让他们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以为他们只送她到门口。她一度转过身，告诉他们自己倒乐意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她，说什么反正要为罗比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走着。这个时候闲聊是不合时宜的。布里奥妮知道，她没有权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没有权利问罗比火车将载他驶向何方，没有权利询问在威尔特郡的小屋。蓝玲草莫非就是从那儿来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插曲。她也不能问他们俩到底何时还会见面。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
他们站在贝尔罕姆地铁站外。三个星期后，这个地铁站将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一举成名。一群总在星期六购物的人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使他们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告别是冷冷淡淡的。罗比提醒她，去找律师宣誓时，别忘了带着钱。塞西莉娅嘱咐她，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地址到萨里郡。就这样，一切结束了。他俩盯视着她，等着她离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奥妮还没说。
她慢吞吞地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们受苦了。”他们继续望着她，她又重复了一句：“我非常抱歉。”
这听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的不合时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贵的室内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罗比轻柔地说：“只要做我们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吗？”
这几乎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你看，这“只要”两个字用得多那个，可是这谈不上和解，还没呢。
她回答说：“那当然。”然后转身就走了，感觉他们在后面看着她。她走进售票大厅，来到大厅对面，她付了车票钱。当她到了检票处回头望时，他们已走了。她出示了车票，进入了一片昏黄的灯光中。一个吱吱作响的自动扶梯顶部，它载着她下降了。黑暗处吹来一阵人造的微风。那是一百万伦敦人呼出的气息。它凉爽着她的脸，拉着她的斗篷。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随自动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来，太好了。她的脚很痛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那么地平静，而且有那么一点点伤感。难道自己是败兴而归吗？她原本就没指望要他们宽恕她。她心中的感觉更像是想家，可是这毫无缘由啊——她无家可归。然而，离开姐姐，她感到十分怅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刚才，塞西莉娅用她的双眸将他吸引到身边，那目光是多么的迷人。她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噩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噩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
BT⑴伦敦
1999年
* * *
⑴Cyril Connolly（西里尔·康利诺），1903—1974，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作家、编辑。
⑴指Briony Tallis，即布里奥妮·塔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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