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书房·
·非荣即辱
·王安石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兵器,越过友谊,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王安石离开司马光的书局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亥时了。夫人吴氏和往日一样,已在书房里备有夜宵,安详地坐在灯下的软榻上,手里做着针线,等待他归来。
王安石走进书房,谈笑风生地坐在夫人身边,重复了几句司马君实与苏子瞻的妙语,博得夫人舒心的一笑,然后,胡乱地吞进夜宵,便坐在灯下写他的“日录”。
王安石今日“录”的,无疑是他与司马光的会面。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愉快、亲切、坦直、融洽,是友情的交流,也是政见的碰撞。是轻松的,也是沉重的。他感觉到又一次严重的挑战即将出现。
他感谢司马光的友谊。司马君实诚不欺友,不仅把弹劾自己的内容告知了自己,而且把“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中出现的偏误全盘托出,希望自己“匡正缺失”。
这种坦荡诚挚的情谊确实温暖人心!
他深知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君实和自己一样,都是不容易放弃“主见”的,那份弹劾奏表很快就会送到年轻皇帝的御案上。司马君实不是吕诲、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他毕竟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与皇室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也包含着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对司马君实的信任。
况且,年轻的皇帝还不定性,见事反应快而理解浅,处事热情高而思虑少,这种可怕的“反应”和“热情”如果倾心于司马君实的弹劾奏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司马君实,你的言行和影响,真是令人焦虑不安!
王安石思索着应变的对策:
像对待吕诲、吕公著那样地对待司马君实吗?以反对“变法”之罪奏知皇上,逐出京都,贬至州府。这是断乎不可的!“变法”以来,司马君实不表态、不支持、不协助,用审视的目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偶有微词。但这一切表现,都是源于对他那种“中和无偏”式的革新主张的坚持与维护,而无不是反对变革法度。任何曲解和诬解都是不道德的!
与司马君实公平合理地较量吧?他呈他的奏表,我呈我的辩词,让年轻皇帝来裁决其是非曲直。这是问心无愧的,但也是糊涂愚蠢的!这次将出现的较量,不是观灯猜谜,不是品茶射壶,而是攸关“变法”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天下黎庶的祸福啊!友谊是高尚的、珍贵的,但因友谊而误国,古之圣贤,均拒而不为。王安石何敢因私废公!况且,司马君实今晚敢于出示弹劾奏表以见告,而不愿焚毁弹劾奏表以退让,也是公私分明之举!
忽地,一缕哀怨幽咽的洞箫声从清冷的夜空落进天井,穿过窗扉,飘荡在王安石的桌案前,扰乱了他难以决断的沉思。
洞箫声是由左侧庭院传来的,王安石知道,这是弟弟安国又在深夜弄箫消愁。
他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听,可又不得不听。箫声断断续续,音律似乎沾着深夜的寒霜,挟着北来的冷风,落在自己心头。他蓦然感到此刻的孤独、凄凉和悲哀。唉,平甫啊,何其哀怨如此?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吗?为什么要在这即将出现严峻争斗的前夜,送来这颓废之音呢?
书房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王安石收住忧思,以为是夫人吴氏来催促他歇息的,忙换了一副笑脸。当他抬起头时,见是儿子王雱站在面前。他又板起脸来,严肃地询问:
“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王雱毫无倦意,神情有些愤怒地说:
“阿爸,我在连夜整理《〈道德经〉注》、《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的手稿,可二叔的洞箫声扰人心烦。”
王雱近来的心情也不太好。九个月的“变法”,使父亲周围的人都晋了官职,吕惠卿已成为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院,二叔安国晋为秘阁校理,三叔安礼晋为同修起居注,连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自己呢?父亲为了避“过分”之嫌,自己仍然是个闲散无权的旌德尉。看来,要依靠父亲的力量登上权力高层是没有希望了。
王雱是个极有心计的聪明人,决意以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陈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
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
“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
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市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溺,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
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
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
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
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
“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
“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
“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
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惊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
“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岂页)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帐和唐介的死帐,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于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
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
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突破和先前在策论政见上的激进主张,曾在朝臣面前呈现出的“变法”派色彩,不比王安石淡多少。司马光呢?是三朝声誉卓著的良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和顾问,是朝臣忠贞稳健的化身,在皇上心目中,是任何纷乱中稳定大局的中柱人物,是时刻取代王安石的最佳人选。这两股力量合流,皇上随时都可能来一次另样的“改弦更张”。这两个人物不离开京都,“变法”的险情则时时存在。
吕惠卿冷眼打量着陷于困惑和慌乱的王安石,不动声色地已开始策划搬动最后的两块绊脚石了。
在书房陷入沉闷时,王雱走进来,向父亲禀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访,说有急事请见。
王安石听到王广渊这个名字,似觉陌生,思量片刻,陡地眉头一展,想起此人了,立即吩咐王雱:
“快请进来,我正好有话问他!”
王广渊,时年四十三岁,原是三司户部判官,后在集贤院任职,皇帝赵顼即位后,出知齐州。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广渊投书王安石府邸,极表拥护欢跃之心,被王安石提升为京东路转运史,管理京东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等事务。此人性机敏,能言善解,与吕惠卿混得也熟。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九个月中,他曾两次偶然地出现于王安石面前,左右了“变法”的进程:
三个月前,在《青苗法》条款的制定中,苏辙与吕惠卿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争执,上诉于王安石,王安石赞同苏辙的意见,决定暂缓《青苗法》出台,以俟准备工作更臻完善。就在这个当口,王广渊出现了,亲自向王安石陈述了京东路黎庶渴望“青苗法”早日推行之状,并主动要求在京东路试行,使得王安石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决定尽早推行“青苗法”,从而加速了苏辙的遭贬。
一个月前,在“青苗法”的推行中,许多州府的官员,如河北转运使刘库等,对青苗贷款持审慎态度,听任百姓自愿,不作宣传,使青苗贷款受阻。王安石得到奏报,心里十分焦灼。就在此时,王广渊又来到京都,亲自向王安石请求增拨青苗贷款五十万银两,以满足京东路黎庶踊跃贷款之需。苦汤之中,突然投下一枚甜果子。王安石立即将“青苗法”又推向河北路和淮南路,引得南北响应,捷报频传进京。从此王广渊这个名字就在王安石心中有了影子。
今天,当王安石再次陷入迷惘之时,这个小人物又出现了。
王广渊走进书房。
此君体魄墩实,风度英俊潇洒。面对执政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朝廷重臣,镇定自若,毫无畏怯慌乱之色。在与王安石口角生风的答对中,他谈论了京东路各县推行‘青苗法’的盛况。他说:密州、沂州地区的青苗贷款是二十天内完成的,黎庶初有疑虑,经州、县官员宣讲圣上之德和新法之便,黎庶始明其利益,踊跃请贷,曾出现黎庶给州府送匾颂德之事。登州、潍州、淄州地区,民贫钱缺,青苗贷款更符民需,故半个月内,请贷成风,多予者欢欣鼓舞,少予者其情秧秧,有的村落,黎庶自娱搭台唱戏,男歌女舞,情状喜人。王广渊最后说,“京东路青苗贷款六十万两,年底除收回本钱外,可获利二十五万两。全国如此,民富国强,三五年内定可实现。”
这一回,王安石未敢轻信。他不理会那个“三五年”有何根据,只希望王广渊能够保证刚才所言并非假语。他威严地询问:
“听说你在京东路推行‘青苗法’时,驱吏传呼,挨户抑配,逆民自愿,强贷钱帛。可有此事?”
曾布、章惇神情紧张。
吕惠卿仍是不动声色。
王广渊闻声一抖,转眼之间,惊慌消失,陡然跪倒,立即予以慷慨激昂的回答:
“禀报执政大人,下官力行新法,俱按朝政改令而行,靠皇上恩典而不驱吏卒,遂民之心愿而不搞抑配。诬陷之词,是给新法抹黑。下官愿与诬告者当面对质,以澄清白。若执政大人不信,请移驾京东路查实。下官先纳头颅留此,听候执政大人发落。”说完,卸下乌纱帽,置于王安石几案前。
王广渊是三司户部出去的,他熟知朝廷大臣的五脏六腑。他明白,执政大臣们就是用轿子抬;也是不愿到乡村看看的。曾公亮、富弼、唐介等宰执多年,他们谁的脚板沾过乡野泥土?
王安石被王广渊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和以命抵押的行为征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
喜“青苗法”的推行并不像司马光讲得那样糟乱,更喜“变法”中涌出这样一个敢做敢为的俊彦之士。他本想嘉勉几句,但觉得此时此地有些不适当,便依然板着面孔,依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说:
“做为一个京东路转运使,受点委屈,就卸朝冠以赌,像什么样子?快整冠下去!”
这句话就是嘉勉。而且是一种亲昵的、带着爱惜和信任的嘉勉!王广渊心领神会急忙叩头立起,戴上乌纱帽阔步离去。
吕惠卿看准了时机,不待王安石的喜悦溢于言表,便开口说出他思谋已熟的方略:
“在这世上,作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如同老天爷下雨一样,农民喜欢土地得到滋润,行人就厌恶漫地泥泞。我们的‘变法’也是如此,希望人人都喝彩叫好,那是不可能的。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几个月来,宣皇上之德,讲新法之利,散青苗钱以富民,收青苗利以强国,不是也有人鼓舌如簧,以是为非吗?”
曾布、章惇点头赞同。
王安石突然想起昨夜司马光谈到“青苗法”抑配之弊时,就是以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为例的,心中不禁浮起一层惋惜之感:君实一生着意求实,此一事,却是偏听偏信了。王安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王广渊为什么出现得总是如此“及时”!
吕惠卿接着说:
“眼下朝廷表面看来比较安静,似乎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的声音,但决不是平静无波的。也许有人正在书房里写着弹劾奏表,也许有人正在客厅里筹划密谋,也许有人正在暗地里进行串连。百官中暗地里流传的所谓‘均输法’的‘官商勾结’、‘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就是一种征兆。他们正在窥伺时机,妄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王安石边听边想:人心动荡是真,但决非如此可怕。吉甫论事深刻透彻,但有时危言耸听之偏。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奸巧”之由。
“这些人是谁?我看可能是几个受人敬重的庞然大物。只有这几个人有能力与介市公抗衡,有资格与介甫公较量,有策论纲领与介甫公匹敌。因为,耗子成精也只能是个耗子精,而老虎成精就能称王称霸……”
章惇心内一惊:这不是在说司马光和苏子瞻吗?难道他们会谋取执政之位吗?
他失悔自己刚才透露昨夜工洗和苏子瞻的会面,深海对不起朋友,心绪一下子乱了。
王安石在道理上赞成吕惠卿对朝廷现状的分析,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具体的推断。他心里不停地翻腾着一个疑问:君实、子瞻真的都要与自己公开为敌吗?
王安石抛开滔滔不绝的吕惠卿。他的思绪情不自禁地飞回到十六年前与司马光朝夕相处、同愉同欢的岁月……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在群牧司院内西南角一间宽敞的官房宿舍里,住着两个年龄相仿、形影相随、性格各异、挂名而无实职的“禄养”判官。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矮,一个高;一个瘦,一个胖。一个是放荡形骸、衣着不整;一个是危冠正襟、循规蹈矩。一个是食无定点、睡无定时,经常是早晨不吃饭,全靠午餐补;一个是甘心为“仆”,乐于侍候,为友提水洗漱,还要叠被子。情谊排除了差异,他们相依相托,倒十分和谐。诗文唱和,同笑同哭,通宵达旦,日日欢愉。只是每谈及朝政,异多同少,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一个红脸粗嗓,一个气噎脸青。但酒杯一碰,怒散气消,换个法儿再争。或弈棋决胜负,或投壶定输赢,经常是介甫输了不认帐,君实输了挨讥消……
岁月催人,现时两人都成了朝廷重臣,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可仍然在为朝政争吵着。惜乎,国家大事,“变法”大业,再不能以弃棋、投壶定输赢了……
此时,吕惠卿已把他的看法引向深入:
“……我以为我们现时的对策,不应是防守,而应当是进攻。你真心诚意地‘匡正缺失’,他们会抓住你的‘缺失’兴师问罪,结果可能是越‘匡正’,‘缺失’越大,最终断送‘变法’,丢掉性命。因为历朝历代的法令都是有缺失的,在反对者面前,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我们的出路在于进攻,全面地进攻!首先抓他们对待‘变法’的态度,抓他们策论、纲领上的‘缺失’。他们都是庞然大物,几十年来有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奏折,决不会每个字都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这个进攻的时机,必须是突然的。选择的战场,必须是皇上能亲眼观战的……”
曾布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章惇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们第一次看到吕惠卿如此断然决绝。
王安石痛苦的也是认真地思索着吕惠卿这时的每一句话。“变法”的理想渐渐使他在“匡正缺失”和“全面进攻”之间抉择了后者。用“进攻”推进“变法”,用“进攻”实现理想。“政争”压倒了友谊,司马光的娓娓规劝声消失了。他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冷硬兵器,义无反顾地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旌旗猎猎,战马萧萧,杀心已萌,何处血刃?
迩英殿的影子突然浮现在王安石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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