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
·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
·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
·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
·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
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
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
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
“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头点: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分市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
“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
“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青苗法》条款。
“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王安石根据他在浙江鄞县实践的局部经验,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从各路仓库拿出一千五百万贯粮钱为本,在播种和夏、秋粮未熟的正月和五月,由官府以十分之二的利息,每年分两次贷款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夏收、秋收之后,连本带利还纳,使农民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亦能有所收益。颁法之后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试行。但在制定具体条款和实施方案时,苏辙与吕惠卿发生了争执,而且越闹越僵,近日竟形同水火。昨天夜里,苏辙在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安石,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在“贷款作保”、“还纳方法”、“坚持自愿”等具体政策上,斥责吕惠卿的“专横武断”和“不恤民情”,希望王安石出面制止吕惠卿的乱闹。今天午饭后,苏辙就持信匆匆奔向王安石府邸。如果章惇能早来一个时辰,正好堵住,因而苏氏兄弟今后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谁知道呢?
苏辙去了王安石府邸,苏轼十分感谢章惇的情谊,忙设美酒歌舞接待朋友。
酒是醇香的,歌是美妙的。苏府的歌伎,现在已是十人班子了。由于苏轼的声望和歌伎琵琶的张罗,京都艺坛上稍有名气的角色,如丽玉、倩楚、胡琴等都慕名来到苏府。弹奏、演唱、舞蹈,行当齐全。角色才貌俱佳。加之琵琶于管教、习艺上规矩甚严,这个班子的声情音律之美,在朝廷重臣的家伎里比较堪为上等。
春兰秋菊,璨烂纷呈。琵琶从容弹奏,韵味清雅;胡琴洞箫横吹,意境缠绵;倩楚巧弄丝弦,筝声幽远;丽玉舒袖歌吟,歌舞戏云。章惇举杯痛饮,高声赞誉:
“绝妙无比,果然不凡!子瞻识人,京都绝色奇才都聚于苏府了!”
苏轼得意非凡,连杯狂饮。
子瞻以歌伎迎客,素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一般客人或入京的学子造访,出歌伎欢宴以礼迎,弹奏歌舞,均随客意,自己独坐一旁,以笑作陪,从不插言播语、指歌点曲。一种是朋友来访,出歌伎欢宴以共娱,他或击节唱和,或赋词入曲;或弄弦而歌,或舒臂而舞;即兴逗趣,形骸无拘;酒尽而醉,兴尽而终。今日,陪密友子厚更无拘无束,跃身而起,与丽玉对舞同歌,并毫不掩饰地向朋友夸耀他的歌伎。
歌曰:
落落琵琶,悟通艺神。弹奏歌舞,乐班之魂。
娇娇胡琴,清雅无尘。洞箫横吹,淳水飘云。
怯怯倩楚,幽古吟今。古筝一曲,醉心恰人。
奕奕丽玉,光艳绝伦。舒袖吟歌,天地皆春。
章惇离席站出,举手投足,与苏轼、丽玉共舞。
“秦岭玉”远远见主人欢愉,按捺不住,似乎通了人意,昂首萧萧嘶鸣,四蹄踩着乐曲的节奏亦踢踏起来……
人们大惊大喜而更是狂欢。
苏轼有些醉了,痴望。“秦岭玉”,指点而语:
“神奇,千古之奇,旷世之奇,空前绝后之奇!苏轼若有此名马,当优之、养之、供奉之、教导之,编入乐班,以娱天下宾朋!”
章惇也有些醉了,豪情冲涌,放出高声:
“苏郎苏郎,奇思异想。谁为知音,章惇是也……”他踉跄走到桌前,拿起碧玉做柄的马鞭,双手托给苏轼:
“子瞻之才,章惇心眼,愿赠名马以成全子瞻心愿。”
苏轼接过马鞭,纵声大笑,摇摇晃晃,深深一躬:
“子厚豪爽,苏轼拜谢。无以为报,春兰秋菊,任君撷取。”
章惇一愣,恍悟苏轼欲回赠歌伎,急忙拱手致谢,望着身边已停止弹唱的诸女,醉眼朦胧地说:
“苏府乐魂,不敢乞取;苏府云水,不敢拂动;苏府古音,不敢贪求。愿子瞻惠赐晶莹之玉,为章惇的蓬荜陋室生辉滋春吧!”
苏轼大声允诺:
“妙!奕奕丽玉,歌舞兼优,才思泉涌,性情火炽,由子厚提携教导,定成大器。”说着,挽丽玉之手而至章惇面前:
“丽玉,随章惇大人去施展你的才智吧!”
十七岁的丽玉初以为是酒醉戏言,起哄逗乐,现见戏言成真,急忙理装整发,嫣然一笑,敛衽为礼:
“谢章惇大人见怜垂爱。”
章惇执丽玉之手大笑:
“丽玉,晶莹之玉,它山之王,借你的聪明才智,为章府也组建一个如此卓越的乐班吧!章惇生性好强喜胜,是不甘心落后于苏子瞻的。丽玉,我俩同唱一曲柳七的《凤栖梧》向子瞻致谢告别,如何?”
苏轼高声叫好。
琵琶、胡琴、倩楚等欢声祝贺,遂即抚弦弄琴。
章惇、丽玉唱起: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钦还无味。衣带渐宽都不悔,况伊销得人惟悴。
歌声婉转。苏轼与歌伎们亦低声唱和。
这时苏辙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庭院,神情忧悒地走近酒桌,凄苦地喊了一声:
“别唱了!”
欢歌顿止,苏轼、章惇、众人惊异。
苏辙大声说:
“朝廷纷争又起,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公开弹劾介甫了!”
苏轼愕然。
章惇惊骇。
琵琶等茫然而退。
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公开弹劾王安石的事件,是当日午前在延和殿议事时发生的。这位太宗赵(日火)朝名相吕端的孙子,似乎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议事刚刚开始,他就突然站起,当着群臣和赵顼皇帝的面,先是情绪激昂地高声朗读挟风带雨的弹劾奏文,继而正气凛凛地将奏文跪呈给皇上,并庄严地叩了三个触地响头。
然后昂首站起,挺直腰板,大步走出了延和殿。这种拼死一搏的架势,震呆了群臣,震懵了皇上,连王安石也有些失措了。
吕诲弹劾王安石的要害,是所谓王安石“骄蹇阴贼”的道德品质。他开列的王安石的十项罪名是:
小官则避,重任不辞。
不修臣节,傲慢无理。
待读请坐,要君取名。
掠美于己,敛怨于君。
自为主张,挟情坏法。
援引亲党,盘据要津。
卖弄威福,背公结党。
排除异己,以固权宠。
拗执邪见,不通物情。
追逐财利,动摇天下。
他的结论是:“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必须下台。
吕诲公开亮出反对“变法”的旗帜,谏官、御史刘挚、刘琦、钱(岂页)、孙昌龄、张戬等蜂拥而上,群起弹劾王安石“烦扰朝政”、“聚敛民财”、“使天下无一物得其所”,并公开批判“均输法”的推行是“吏缘为奸、揞克而深,民受其病”、“唯利是嗜,其害不胜言”……众口一词要求王安石滚下台,立即停止“均输法”
的推行。
朝廷乱套了。
年轻皇上头一次见此阵势,惊得手足无措。
王安石被公开推至被告位置,当众受辱。
这场风暴,同样吓坏了苏轼,他惶遽地问苏辙:
“你写给介甫的那封信呢?”
苏辙喃喃回答:
“午后交给了王雱。”
苏轼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章惇摇头:
“子由,你不该此时卷入这场纷争啊。”
苏辙更加痛苦地从怀中取出一篇印刷的文章,交给苏轼:
“哥,祸从天降,我们已经被卷入了……”
苏轼接过文章读出声来:
“《辨奸论》。苏洵。这?这,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章惇茫然。
苏辙双手抱头,懵懂而语:
“满街都张贴着这篇文章,父亲的名字到处可闻,我全然糊涂了。”
苏轼双手发抖,细看全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使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苏轼阅览未竟,冷汗涌出,面色苍白,踉跄一摇,险些跌倒,幸被章惇一把扶住。苏轼把《辨奸论》递给章惇,苦苦一笑,仰天而语:
“苍天作证,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沉默、在嵌口、在躲闪、在置身事外,可还是躲闪不过这飞来之灾啊!子厚,你看看这篇奇文吧,真是先父留给我与子由的遗产吗?”
章惇捧着《辨奸论》,更加茫然……
今日午前,似有意与御史中丞吕诲的弹劾相配合,一篇署名苏洵的政论文《辨奸论》出现于京都街头,到处张贴,吸引人群、文人们逐句朗读、讲解,以明理解与不理解的人群。这篇奇文,以“辨奸”为题,影射王安石之奸,有若晋惠帝时的尚书令王衍,有若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并从人身上攻击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死去三年多的苏洵,遗此文参加弹劾王安石的离奇,更增加了这篇文章的魅力和效力,半天之内,京都街巷到处在轰响着“苏洵”这个名字,到处在议论这篇《辨奸论》的预言之妙,针对之妙和现实之妙,都在以“死苏洵”的智慧文采,对照“活安石”的音容举止。文学本身的功德与缺德,产生了比御史中丞吕诲编织的“十项罪名”更为普及的影响。刹那之间,人们心头刚刚树立的孔、孟般的大儒王安石如同被扒光了衣服,活脱脱地倒挂街头。
苏氏兄弟毫无疑问地被拖进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
章惇带着丽玉悄悄离去了。
夜幕降临。苏轼和苏辙依然呆坐在梨树下,在星光筛落的阴影里,苦苦考究那篇离奇出现的《辨奸论》。
“……此文论点鲜明,论理有据,气势磅礴,笔锋纵厉,繁而不乱,肆而不流。
确有父亲为文之风……”
苏轼自言自语。苏辙似说非说:
“……父亲生前与介甫有隔,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仁宗嘉祐元年欧阳永叔公曾介绍介甫与父亲交游,父亲以‘其人行止怪异、孤傲奇特’而拒交。嘉祐八年八月,介甫的母亲吴太夫人病故于京,朝臣都去王府吊唁,唯父亲来往。父亲一直厌恶介甫孤傲奇特之论,违俗莫测之态和不修边幅之状。这篇《辨奸论》会不会是那时……”
苏轼摇头:
“不会啊,父亲生平著作数百篇,我们都是读过的。父亲写过《六国论》、《孙武论》、《子贡论》、《项籍论》、《高祖论》……从未见过、听过写什么《辨奸论》!再说,嘉祐年间的介甫,只是谏院里一名谏官,既非中枢之臣,又无参政之权,虽诗赋文章已名满京都,也不值得父亲以专论而影射啊……这篇《辨奸论》分明是伪造之作,是一篇类似父亲文风的高明伪造!可这伪造者又是谁呢……”
苏辙从兄长的苦状中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情急地又说出一件惊人传闻:
“街巷议论,无奇不有。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父亲当年在司马君实的府上写的,而且绘声绘色,如同眼见。”
苏轼猛地抬头,惊惶地望着弟弟。
苏辙嚅嚅:
“他们说,父亲当年初至京师,司马君实宴请父亲于府邸,介甫亦在座。酒宴之后,客去,父亲独留,询问君实:‘适有国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何人?’君实曰:
‘文坛奇士王安石,子不闻耶?’父亲语君实:‘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
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君实何为与之交乎?’说罢挥笔而成《辨奸论》以行世……”
苏轼喟然而语;“无中生有,居心险恶,栽赃苏门,移祸君实,伪造流言者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苏辙似乎也觉得有理,大声说:
“哥,此文若确系伪作,我们应以‘贴示’声明:此文决非父亲所著,乃别具心机之徒的诬陷!”
苏轼一声叹息,摇头默然。
苏辙愣住了。但从哥哥痛苦的摇头中,看出了哥哥进退两难之心:
“是啊,能完全肯定这篇文章不是父亲的遗作吗?父亲精通‘六经’、‘百家’之文,深得《孟子》、《战国策》之益,长于政论,又乐于评说古今人物,并有随情为文、随手赠友的习惯。酒杯之间,以介甫之举止为戏,遂成此文以遗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若‘贴示’声明之后,父亲手稿出现,何以安抚父亲之灵,自己与哥哥何以立足于世?况且,这样的无头公案,只能是越闹越乱……”
苏辙亦无可奈何地沉默了,唯于弯月、繁星、树影之下,陪伴兄长唉声叹气。
琵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先生,世上的事情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别把委屈憋在心里,说给天上公正的明月、星辰吧!”
苏轼猛地抬起头来,月色中,望着身边身着一袭银白长裙、怀抱琵琶的歌女,陡地泪珠滚落,喉头气噎,发出碎心裂胆的苦叫:
“高明的伪造者啊,你借着‘死者’的名字著文‘辨奸’,居心良苦啊!这固然置王安石于难堪的境地,更置‘死者’的儿子于死亡之谷啊!你是胆怯的小人,你是卑鄙的懦夫,你是惧怕阳光,隐形隐影的螭魅魍魉啊!
“介甫,我的密友,你遭受着品德上、人身上无法容忍的凌辱,我是无言作解、无语相慰啊!可我,何尝不因友谊遭受着无法诉说的伤害而滴血于心啊……”
夜深了。福宁殿御堂里跳动的烛光,照映着御案前正在参阅“奏表”的皇上。
他的额头淌着热汗,眉宇间堆着愤怒,两眼闪着冷冽的目光,双手在微微发抖,手中的“奏表”“嗦嗦”地颤响。站在御案边值夜的宦值,诚惶诚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似乎在随时等待一场雷霆的爆发。果然,皇上看完御案上的一份“贴示”,神情骤变,拍案而起,大声喝喊:
“来人!”
宦值闻声,一头栽倒听旨。
“传苏洵!”
宦值惊傻木呆。
皇上望着一副蠢相的宦值,醒悟是自己失态出丑了。颓丧地跌坐在御椅上。
“朕真地碰到鬼了……”说着,年轻皇上身子向后一仰,疲竭地闭上眼睛。
“怎么,连死人也弄出来了!王安石真的是罪在天下、罪在鬼神吗?苏洵的遗文,何以能流入街头?是苏轼、苏辙在借机捣乱吗?苏轼,坦荡之士,不会没入此流。可苏辙呢?城府深沉之人,难说。据讲,这几个月来,议‘均输法’而无语,议‘青苗法’而起争,今又出乃父遗文以谤世,情理可循也!苏辙,不忠之臣!如果王安石罪在天下,那朕不也是罪在社稷了……
“这一堆连篇累牍的参奏,喋喋不休的弹劾,所述王安石的罪过,也还是‘骄蹇阴贼’四个字啊!‘骄蹇’与‘卓越’的界线在哪里?‘阴贼’与‘奇崛’的区别是什么?人同有一双眼睛,为什么所见之差是如此的悬殊啊!御史、谏官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骄蹇阴贼’四个字不放?连知审官院的司马光不也认为王安石之短,只是‘性情执拗而已’吗……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
三更梆鼓敲响。
一名宦值禀报: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像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时年四十八岁,体态丰满,神情端庄,白晰清秀的脸上,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
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国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基地双膝跪倒,大声嚎吼:
“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
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
“谢诸位关心。男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
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
“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
“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
“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
“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
“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
“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做为砖头打人的。
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
“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
“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
“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
“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仅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
“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
“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辨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决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决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
“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
“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唯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
“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
“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
“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
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
“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
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
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台,因而又成为一个朝代知识文明是否繁荣的象征之一。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为他的“变法”和他个人的命运自掘了壕坑。
罢贬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风初起的时候平息了,留下了一个寂寞无争的朝廷,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个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一个沉思的司马光和一个沉默的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