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作者：李维民
这场斗争是当时总前委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搞肃反的人，抓了二十军的一批干部，二十军的一部分人被迫发动了“富田事变”。当时，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代表团，先后从江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件事，要求中央表态。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认为“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则持相反的意见。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经过初步调查，于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在批评“富田事变”的同时，强调要纠正在反AB团中的缺点错误。2月19日，项英在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说：“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实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在这个指示之后，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更加疯狂地进行，红二十军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赣西南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杀害或被撤职监禁。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只收了在反AB团中被错杀的李文林、曾炳春两个人，还有大批被杀害的高级干部没有列进去。如赣西南特委书记王怀，后任二十军军长的萧太明，曾任二十军政委的陈冬日，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等等。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肃反，就是在中央这个决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AB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AB团斗争的情况。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说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著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椐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概括评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也没有用“伟大”的用语，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还是有限的一步。
对于犯过错误或有问题的人物，过去一般是不收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准出现。我看过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本战史，因某人犯了错误，在序列表中连他的名字都空缺了。我们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撇弃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框框，列入了《林彪》、《高岗》的条目。因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但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早是陈云在1983年8月9日曾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按照这种精神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我与周之同、姚夫同志一起到了玉泉山，黄老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黄老还逐段逐段地谈了他的意见。
黄老的意见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努力按他说的精神去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司马迁不是那么好学的，真正做到全面的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敢于打破种种局限，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还需要有允许全面观察、全面评价的氛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以为距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很多，就是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解决的疑难问题也不少。例如为西路军正名和关于“密电”的争论，其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文中从略。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