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作者：徐庆全 杜明明
记者：王任重后来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不是因为他不支持包产到户？
杜润生：恐怕不完全是。其实，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工作能抓住重点。在不少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也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
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在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
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记者：当时，包产到户虽然没有在全国推开，但是，安徽、四川、内蒙、甘肃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切实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创举，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
杜润生：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先念同志是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我和他相处是在中南地区期间，他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度兼任武汉市市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帮助邓子恢搞些具体工作。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贺自己承认运集桐油出口，不但偷税，而且掺假以水充油，使国家损失无法计算。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过去和我地下党有联系。原地下党一位同志向我反映，此案不实。我着手调查，确实存在逼供事实。旋即向李汇报，他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水油不相溶，掺水于油是不可能的，而偷漏税也莫须有。他摸摸脑袋说：我们受骗了。从而举一反三，纠正了不少冤案。他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用人放手，南下干部对他多有尊敬赞赏之声。来北京后，我找他解决农村出现的一些难题，他无不尽可能予以解决。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和我们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80年代，有一次他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他表示不赞同耀邦否定水利的讲话。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村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记者：看来，李先念也不是像外面所传的那样，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杜润生：是的，他的观念后来还是转变了嘛。
记者：中央领导人有这样的意见，也势必影响到下面，因而，下面的一些人反对包产到户也就不奇怪了。
杜润生：这种情况应该分开来看。下面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其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把原草案“不许”改成“不要”(因为大家已按照早已发出的草案学习过文件，这个不大的修改变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记者：可是，后来的实践在推动着你们这些决策者，当时是形势逼人强嘛，恐怕不变也得变呀。
杜润生：你们说得很对，当年形势的发展在逼迫人们思考、决策。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 杜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