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思想解放七论
作者：摘自《南方周末》
批判性思维不可缺
六论“思想解放”
●关山
解放思想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超越已有的认识，使思想更加符合当下的实际，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超越就要与时俱进，大胆否定那些过去成功的但当下不合时宜的经验、认识和做法。
这就决定了，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
人类的科学史以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都是以怀疑为开端，扬弃原有的理论才能进步。正是怀疑鼓励人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怀疑，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理论的怀疑和否定，相对论就不会诞生。社会进步亦如此。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同时发生”预言的质疑，何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怀疑，何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又何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总之，没有怀疑，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
应该承认，我们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思维。几千年来，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流毒使民众习惯了“守一”、“齐一”、“统一”。孔子就曾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文革”中林彪也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总体上也是听话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对不同的声音也往往视之为异端。这种文化使我们民族缺乏批判精神，使人们易于墨守成规，创造力因之衰竭。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再出现新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诺贝尔奖无一次光临中国本土，这都是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代价。
思想本应是自由的，但我们千百年的历史却是：自由的思想是危险的，批判的代价常常是恐惧、是以言治罪。因此，社会上有诸多的只许想什么，不许想什么；只许看什么，不许看什么；只许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和思想的“紧箍咒”。即使有批判，那也是帝王的专利，只能以“罪己诏”的形式偶一为之，或者是应诏而谏。而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让人们的批判性思维竞相迸发。这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
“人不可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时间、地点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当下最紧要的是把我们的思想，从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经济建设中心”中解放出来，遵循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社会治理，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市场以效率为先，政府则主要推进社会公正；从对辉煌成就的陶醉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三十年，以便顺势而进，深刻反思三十年，把过去的全部遗憾，都转化为现实的教益，都转化为纠错的良机。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批判，而要开放批判的权利。只有让全社会参与，才能真正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提炼出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七论“思想解放”
●笑蜀
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正在形成共识。但正如经济上需要破除行政垄断一样，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在这点上我们却还认识不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根本上说，靠行政垄断、靠强化管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扬汤止沸。太多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对其部门利益的执著往往超出对公众的忠诚。哪个领域的管制强化了，相关部门往往就在哪个领域占山为王，靠山吃山。原有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倒会造就寄生于管制的食物链，造成诸多新问题。有管制，无治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其力量真正调动起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第一推动力的缺乏注定其反应迟钝，也就注定其很难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往往要等到问题放大到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头号危机，这时才会振臂而出，而此时牺牲已经付出，解决问题所需的社会成本已接近最大化。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
公权力一力独行，可以造就剽悍的部门，却不能造就有效的政府。徒公权力不足恃，具有排他性质的封闭式治理再也走不下去了。社会治理最可倚重的还是社会。作为利益相对人，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企业、具体的民间机构，他们才是为社会环境埋单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才最敏锐、最真切，而且他们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惟有倚重他们，才有望建立社会危机的就地预警和就地处置机制。
公民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私权，原本就应该构成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此，思想解放尤须更大力度地保障私权，更大力度地开放博弈。只有通过充分博弈，私权和公权才会得到应有的操练、应有的教化，而逐渐归于理性和成熟，达成动态平衡。社会治理领域的行政垄断则天然要排挤私权，天然要排除博弈，这就等于事实上打消了私权和公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就都不免流于非理性，流于偏执和野蛮。私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公权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就无从建立，政府的有效和社会的和平转型，都是镜花水月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至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