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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作者：王 硕
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请任仲夷再到北京一趟。
胡耀邦又一次接见任仲夷。他先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又询问了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任仲夷一一作了解释。最后，胡耀邦提出要任仲夷给中央政治局写个检查，任仲夷虽然当时并不赞同中央有的领导提出的“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检查写好后，胡耀邦看了，说可以了。
1982年3月，谷牧到深圳视察。对特区反映的有的问题，谷牧特别提醒说，“最好请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材料报到耀邦、紫阳同志那里，请他们批一批，这会起点作用的。”谷牧回京后向中央正面反映了广东和深圳的情况，但是，海关、税收、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仍然作了不少收权的规定，使得外商对政策变化产生了疑虑。胡耀邦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对谷牧说，“什么都改，什么都收回来，那怎么行？”
胡耀邦自觉坚持了中央下发的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0年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纪要以及1981年27号文件精神。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提到，党内曾有人责难胡耀邦，说特区实际是租界。胡耀邦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
此后，深圳等特区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要狠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10月，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总结在中央获得通过。
同年11月上旬，胡耀邦视察厦门特区。他指出，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坚持开放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唱的‘眉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宁’那样，而是要快马加鞭，把对外开放搞好。”
1982年12月初，中央下发50号文件，专门提到，“最近，陈云同志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同志在视察福建时，也看了厦门特区。这对两省和特区的同志鼓舞很大。大家决心振奋精神，加倍努力，把特区的事情办好。”
1982年年底，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到广东调研后，给中央写了一份对广东工作基本肯定的报告。邓小平批给政治局、书记处传阅。1983年2月，胡耀邦在视察海南时问任仲夷，“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任仲夷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但为了听一听胡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任仲夷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1982年50号文件以及邓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广东和特区的政治压力减轻不少。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这是特区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分量的视察活动。
胡耀邦说：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共产党员的立场不变，方法是全新的。新事老办怎么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搞了六十五个局的情况为例子说，“你们搞了我们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的弊端引到特区来。……虽然创造了一点，但还是过去的东西多，被一些老的东西缠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要改。”“我们在北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希望你们创造新的东西。”
胡耀邦还就核电站、南海石油开发、特区货币发行、与外资合办电讯、搞开发性投资、特区产品内销等问题谈了具体意见。
当时，特区与外资合办电讯问题争议较大。深圳特区原准备和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但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事情久拖不决。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枝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袁庚不无顾虑地谈起中国古代改革的成败教训时，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还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点头说，“好！好！”随后高兴地说：“关汉卿在一出戏里讽刺官僚主义，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的鼓：‘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此后，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要用你们这个办法，把我们国家这样好的海岸线很好地利用起来”，“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胡耀邦询问梁湘等人还有没有压力时，梁湘回答，“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了。去年上半年多少有一点。”
此行，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深圳特区取得的成绩。他对广东省委及深圳特区的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这是特区自创办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评价。他还指示，“要把办特区的总目标、总目的研究清楚，搞明确。前几年说不清楚可以，现在要搞清楚。”此后，凡是到中国来的党内外宾，胡耀邦都主动介绍他们到深圳特区去考察。
在得知胡耀邦对特区工作的评价后，1983年4月，中央主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在此前后，陆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工作，都给予了好的评价。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悦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2月初，胡耀邦视察汕头。回京后，2月24日，胡耀邦参加了邓小平同中央几位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谈话活动。胡耀邦非常赞同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谈到，“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胡耀邦插话说，“我主张搞它七、八个沿海城市，这没有危险。”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综合各方面意见，最后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并由此掀起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同年5月，胡耀邦在专程来深圳为南共联盟代表团送行期间，特意题写了他一年前说过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顺序进行了调整，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十六字方针很快成为深圳特区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
关于胡耀邦在坚持改革开放和支持创办经济特区方面的贡献，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很高评价。2005年，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称颂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无疑，他对经济特区作出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意。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写道，“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曾经取得的成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他列举了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又说，“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的说”。
（作者系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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