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宋振庭其人其才
作者：刘仰东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交谊，已传为佳话。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张伯驹成为右派，无处立足时，被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请到吉林作省博物馆副馆长。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后，有一年冬天，刘景录陪宋振庭造访张伯驹。当时张住在后海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室内陈设简陋，客人坐在凳子上，屋里生着炉子，烟熏火燎。刘景录感慨说，这对于曾是直隶总督的过继子，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继承过万贯家财，过过一掷千金的日子的张伯驹来说，反差之大，可谓从生活的顶峰跌落到最底层。更令刘景录感慨的是，身临反差如此之大的境遇，张伯驹言谈自若，没有丝毫失落感，一副平和、恬淡的神色。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人格魅力，尽显其中。说到这里，刘景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来为张伯驹作注：“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宋振庭的朋友中，有一批画界名家，如傅抱石、吴作人、许麟庐、周怀民等。他和傅抱石的结识，有几分传奇色彩。1961年夏天，傅抱石和关山月画完《江山如此多娇》后，联袂作东北之游。宋振庭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尽了地主之谊。一次，两位客人和省内一些画家谈画，宋振庭也在场。他插话时提到古代一本画论的观点，引起傅的在意，语含诧异地问：“这部书你也看过？”因为这是一本即使专业画家里也未必有多少人读过的著作。此后数天，他们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宋振庭对傅抱石的画作了包括不足在内的整体的、一针见血的评论，傅听后整衣鞠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你把我近年来很多苦恼的问题点出来了。”他们不仅交流心得，而且交流身世，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傅一般不轻易给人作画，那次一气给宋振庭画了两张。回到南京，他对妻子罗时慧一口气说了十字真言：“人活一辈子有些事很奇怪，这次在东北认识了宋振庭，我们虽是初交，两人却一见如故，两心相印，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其实，他们在长春单独交谈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小时。
宋振庭另一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于省吾是旧官僚出身，当过张作霖时代的沈阳税务总监，后来成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教授。“文革”挨斗时，他说过一句后来在学术界流传甚广的“名言”：“在有钱人里，我是最有学问的；在有学问的人里，我是最有钱的。”刘景录套用他的两句话来比况宋振庭：“在同样级别的领导干部里面，宋振庭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读书多的人里面，宋振庭是党政职务比较高的人。”
宋振庭的朋友中，还不乏远离尘世的出家人。出家人和一个共产党员，在信仰上是截然对立的，宋振庭主动和他们交往，对方的戒心不难想象。最初也确是这样。如长春护国般若寺里的澍培，是近代佛学界辈分最高的法师，法华宗（又称天台宗）的大家，此人在佛学界甚有地位。他对宋振庭，从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彼此对坐几个小时喝了几壶茶而不说一句话，到相互交流、探讨、争论、敞开心扉，直至这位法师把传衣钵的度牒拿出来要送给宋振庭。1979年，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行前去向他告别，离情别绪，场面依依。一位和宋振庭有过深谈之谊的尼姑对宋振庭说：“我们僧人不讲假话，过去知道你是个官，不敢跟你多说。你真不简单，对我们佛教的事知道那么多。”
刘景录所谈到的，仅仅是宋振庭难以尽数的各路朋友中的几个。刘景录说，宋振庭帮助过他们，也从和他们的交流中得到不少教益，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让这些朋友增添了意想不到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宋振庭的建树
一个有智识、有资质、有才干的人，一旦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必然有所建树。除了日常担负的工作，刘景录提到了宋振庭的几个具有“贡献”意义的事情。
抢运《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洋洋近八万卷，纂修于乾隆年间，是世人皆知的国宝之一。当年共缮写七部，分藏于杭州、扬州、镇江、沈阳、热河、北京的圆明园和紫禁城，有南三北四之说。刘景录1961年在辽宁图书馆见过当年日本人为保护沈阳的《四库全书》而用钢筋水泥专门修筑的书库，可见其价值之高。战后，保存最为完好的热河一库被国民党接收委员会主任张家劫至长春。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退出长春那天，《东北日报》接到急令，需要一个懂得古书的人抢运这部《四库全书》，任务最终落到了宋振庭的肩上。他带着八个新兵，雇了一大串马车，亲自押车，往返五六趟，才把整部书搬上火车，运往他的家乡延吉市。任务完成后，宋振庭留在家乡，出任延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妻子后来装扮成要饭的，一路“乞讨”到延吉，才和他团聚。这七库国宝，历经战火和动乱，或焚毁，或散失，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应该说宋振庭功不可没。
主持创建吉剧。
1958年，周恩来曾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对东北的同志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评剧源于唐山落子，不是东北的。”“你们东北是工业基地，钢铁、电力、煤炭等都居全国前列，还有大豆高粱，但你们的文化艺术太差了。”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听到总理直截了当的批评，宋振庭很受刺激，经过深思，决意并提出创建吉剧，他向省委请缨，亲自抓这项工作。
1959年冬天，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宋家每天晚上聚集着一帮人，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有导演，连弹带唱带争论，每天闹到后半夜。他们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在反复切磋、探讨、争论之后，一个新剧种终于在东北诞生了。他们带着《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买线》等剧目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曹禺、王朝闻等戏剧界权威人物的称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为吉剧发了专版。当中的《桃李梅》，是宋振庭夜里躺在床上突发灵感得来的创意——用三种花隐喻三种不同性格的女性的命运编一出戏。后来全国有十六个剧种移植演出过这个剧目。
谈到这里，刘景录十分肯定地说：“可以这样说，没有宋振庭就没有吉剧。”
打造一个一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馆是1952年开馆的，也正是在那年，31岁的宋振庭出任省委宣传部长。长春并非古都或历史文化名城，开博物馆，没什么底子。多少年后，吉林省博物馆藏品的综合评估却在地方博物馆中名列前茅，这与宋振庭多年为此付出的大量心思是分不开的。
十几年间，宋振庭或拨款（每年一二十万），或亲自带队跑北京琉璃厂、长春的文物市场，采购了大量珍品。宋振庭曾和刘景录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在旧货市场看到传世名画《归庄图》，要价700元，宋振庭一时掏不出这笔钱，又怕珍品流失，就卖了自己和妻子的两块手表，凑足数目，买回这幅画，后来又按原价转让给省博物馆。60年代初，他带人在北京琉璃厂采购书画，在一家画店里发现几十张张大千的作品，当时，张大千人在台湾，头上顶着“反动文人”的帽子，其作品无人敢问津，售价低廉。宋振庭对随同人员说：“张大千的艺术在将来会有让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价钱。”他断然决定，买下能见到的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溥心的所有真迹。
宋振庭甚至下过这样的决心，把文物市场上张大千和溥心等人的画买绝，把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买绝，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和基地。
那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总计达四千多件，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居领先地位。吉林省博物馆也因此跃为一家一流博物馆。
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去世前半年，他在写给夏衍的信中说：“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 在这封信里，他用了“黄泉在望”四个字，看得出，他是在作临终前的反思和道歉。晚年的宋振庭，不仅能直面自己的过失，更能直面死亡，作为一个重病患者，他热爱生活（重病在身，还写了大量文章，画了大量作品），却从不回避死亡，不仅写了《我怎样看待死》，还在各种场合平静地谈到死，甚至是乐观地看待死，这种豁达和超然，非理性和无畏精神作支撑，是断难做得到的。刘景录还记得，宋振庭被用担架送进一辆红旗牌救护车去医院时，还对前来送行的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开了句玩笑：“老史呀，去八宝山是不是也是这个走法？”
采访结束时，刘景录教授拿自己和宋振庭作了一个对照。刘景录是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后，虽说也兼任过各级行政职务，但一直没有离开科研岗位；宋振庭则恰好相反，他初中毕业即投身革命，一直担负党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靠自学成材。两人实则殊途同归，都著述颇丰。宋振庭以一个老干部的身份，一生写了数百篇杂文，保护、关心许多文化人，在文化事业上有前面提到和不曾提到的创见和建树，确实是非常难得和不同寻常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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