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新人口论》五十年祭
作者：马大成
随着反右运动逐渐扩大，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在《不许右派分子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文章中，对马寅初人口理论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此后，周恩来总理找马寅初谈话，肯定马寅初计划生育的主张，但指出《新人口论》有几点缺陷：“（一）没有提到党政的领导；（二）写完后没有同人民代表做几次集体讨论；（三）太悲观，看不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马寅初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对《新人口论》的批评。在后来出版的《新人口论》全文前，加了这样一段话：“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人口的控制已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相信有了这一项规定，五亿农民中多子多福的思想，一定可以尽快扭转过来。”马寅初对原文作了部分修改，增删了一些材料，删去了如“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等刺眼文句。1958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反右的压力下，这个会议上，代表们或对自己的思想作痛哭流涕的检讨，或大贬知识分子不过是不识“五谷”的识字分子，或大谈“除四害”的贡献。当时热衷于人口控制论者如吴景超、陆钦范等已被打成右派。但马寅初不愿放弃他“有计划生育”的主张，在这个会上他作了“在最近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听了主席的话有感”的发言（后稍作修改以《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为题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作为对《新人口论》提案的补充。从提案的内容可知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不像过去那样焦灼了，尤其对党政领袖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表示欣慰和愉快，把原来的悲观观点改正了过来，变得乐观了。周总理对马寅初的这次发言非常高兴，当了解到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一书将要出版，并且里边插有《新人口论》一文时，周总理建议马寅初说，“把第一篇（指《新人口论》）大大地改一下或者不要放进书内，第二篇（指《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编进去。”但那时书已经印好了，第二篇已来不及插进去，所以马寅初向周总理提议组织一个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会。1958年夏，北京大学成立了由陈岱荪、樊弘、赵靖等教授组成的“人口理论研究会”。马寅初在“研究会”成立的会上说：“批判我的新人口论就不应该只批判第一篇，而应该把两篇文章连起来一起批判。”“新人口论写完的时候没有同人民代表大会同志们作几次集体讨论，不经过集体讨论，而要使人人的意见趋于一致，是不可能的，不但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的。因此，我向总理建议由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同志们来组织一个人口问题研究会，讨论时我也来旁听。这样大的问题单是北大研究还不够，最好复旦、武汉等几个大学也来研究，比较正确些。单是北大拿出去的东西，全国各大学未必会接受。多几个综合大学来研究，写出来的东西可以看成是全国性的。”其实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当时在中共高层、北大的人口理论研究会和全国各地都不乏支持者。就是在马寅初遭到全国性大围攻时，仍然有人致信马寅初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不敢具名，只写上“读者谨上”。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1958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好。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同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文章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多干劲大。”
1958年3月底，北大出现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和经济学思想的大字报。
1958年4月19日，北大党委给北京市委打报告：“㈠对马寅初的右派言论，可以在小型谈心会上给予批评。㈡对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也可以小会批判，目前不宜开大规模批判会。”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回忆：“父亲按照中央指示，曾同马老谈话劝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可在北大内部讨论，但是马老是坚持真理啊！”
当时，批判马寅初主要是在学术方面，重点是马寅初人口论中悲观的论调。
事件的转变是从1958年5月开始的。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马寅初校长助理严仁赓回忆说：“1958年5月4日，那天我主持会议，我看的很清楚，陈伯达在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作讲话，讲话的内容就是他在《红旗》上发表的《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内容，但是中间突然加了一句话，‘马老您要作检讨’。从那时起就开始酝酿对马老的批判。”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刘少奇也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够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1958年6月5日，北京大学党委继续向北京市委、国家教育部和中央宣传部打报告，提出在校内对马寅初的观点进行批判，并要求外界报刊予以配合的意见。
在陈伯达、康生的策划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是智者不惑，无私者无畏，马寅初没有在康生、陈伯达组织的强大阵容面前退却，而是单枪匹马，出来迎战。出于爱护，一些朋友如陈云、张治中、周培源、陈立等纷纷劝说马寅初偃旗息鼓，连他最尊敬的好朋友周恩来总理（“最得人心的党员”是马寅初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再一次找马寅初谈话，希望马寅初以大局为重，作个深刻检讨。原国务院新闻办八局局长杨建业说：“马老只要作个检讨，中央准备安排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马寅初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后，致信周总理以“学术问题贵于争辩，愈辩愈明，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为由拒绝了周总理苦心的劝告，并在《新建设》上发表了 “附带声明”和“重申我的请求”。表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对那些爱护他的朋友尤其是总理表示感忱和歉意。马寅初严正声明为了学术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59年12月15日和12月24日，康生两次指示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五个单位，要求“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起批判，把他的洋奴思想剥开批臭，把他的政治面目彻底揭露”。“要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批他右派也可以”。“要将大字报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马寅初批臭后调离北大”。许涤新知道后将此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作了指示，“马寅初是国际国内都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很爱国，一个人有爱国心不容易，不能批为右派。”马老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虽没被定为右派，但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马寅初并没气馁，在此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坦诚直言大跃进的失败“不是因为人手不够，而是因为效率太低”。博得了会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马寅初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居“江湖”，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与人民。闲赋后，他开始静心地写未完成的“农书”。“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马寅初同志仍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六十年代他曾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对学习毛泽东思想，防止个人崇拜等问题，坦率陈词。”
1979年7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实践作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得到澄清，真理在马寅初一边。”
（责任编辑 李 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