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三代人的宿命
作者：王宏任
傍晚，妈妈从田野回来，洗把脸就叫几个团员去村公所最高的房上去喊“广播”，她们用马粪纸卷成的喇叭，把报纸上的新闻“喊”出去。为了这半小时的广播，妈妈每天晚上要在油灯下反复熟悉两个小时。所以让妈妈牵头作这个工作，因为爸爸是中学教师，他有字典，那时候字典可是贵重的东西。为了这本字典，许多青年女子到我家来找妈妈学习文化。
随着我渐渐长大，妈妈的伙伴们不再相聚，也不再学习。因为“合作化”使人们天天一块儿劳动，话都在地里说完了，而劳动的结果与宣传的有很大距离；“统购统销”后的农村，几乎家家缺粮，吃不饱饭了，还谈什么主义；“反右”波及到农村，看到几个在外边工作的人被打成“右派”，受到犯人一样的待遇，人们的心冷了，相互提防着对方；尤其是“三面红旗”狂舞时，所有人都形同囚犯，整日苦累在田间，夫妻分居，子女难顾，吹牛皮说大话，从吃没滋没味的大锅饭，到收去每家的铁钉铁锅去大炼钢铁，人们不再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昔日的青春蓬勃、蒸蒸日上的豪情和力量都枯萎了。
灾难还在继续，饥饿的年代来了，妈妈的伙伴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出外要饭被人奸污致死，有的因为偷了一把麦子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每天干完活儿后还要和“四类分子”一块扫大街……妈妈则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下地劳动，疲惫不堪、满脸愁容。
“四清运动”来了，一个当年和妈妈结拜姐妹的女人当了分团政委，她听信了某些“贫雇农”的意见，把我家定为地主，扫地出门，接受改造。妈妈虽是贫农出身，可是已经嫁给了地主家，也只能和地主一起接受改造。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仇敌。妈妈对新中国的热忱想往，对党的一片忠心，都被抹杀、埋没于那莫须有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里。漫长的十四年，妈妈在痛苦委屈中苟活，形同在狱中服刑，没有欢笑，没有希冀。
改革开放后，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看到一个个久被压抑的儿女走出农村进入大学、机关、企业，她笑了，她把那盏煤油灯交给我，要我好好保存它、珍惜它。
我自己的经历
我在这个拥护革命的家庭中成长，父亲让我从小就作个革命者。我小时的玩具是宣传新思想的“小人书”和革命领袖像：马、恩、列、斯、毛、刘、周、“十大元帅”和金日成、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洛夫等等，还有反映他们生平的书籍。我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始终是班长、中队委、大队委，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县一中仍然是好学生，我雄心勃勃的想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些名校，可是，家庭成分使我理想破灭，“地主子弟”使我成了贱民。我努力自拔，想凭写作来创造前途，我真心实意地歌颂领袖、党、社会主义。我有一篇歌颂家乡的散文《运河放歌》，我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家乡写得如诗如画。文章发表在《河北日报》上，地委宣传部长看了，心情愉快地到县里来参观美丽的运河，县委书记领他找到我，问我写的是哪里的风光。我说是过去的运河，是未来的想像。县委书记把我狠批一气，说我作假。我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发誓再也不写文学作品了。从此开始画画，写小评论，天天说社会主义好，即使这样，在“文革”中我还是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剪头发、抹黑脸、挂黑帮牌、戴无常纸帽、沿街游斗。我心中非常委屈：我是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拥护革命、党、社会主义和毛主席呀！这是我应得的待遇吗？我们三代人真心革命，却遭此厄运，这革命还叫革命吗？
所幸赶上“改革开放”，我和弟、妹后来凭考试出来参加工作，当了干部，家里落实政策，父母算享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只是我亲爱的爷爷、奶奶受尽了饥饿、劳累、精神的磨难而没能赶上好日子。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像我家一样的遭遇者，我们都不会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我完全同意巴金先生的意见：如实地建“文革博物馆”，把这种“史无前例”的罪行毫无隐瞒地昭示给后来者，让善良的人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 李 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