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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
作者：方 朔
1942年10月2日，早晨刚吃过饭，萧军在门口站着，王实味从山下走上来。手里拿着写好的一封信，喊萧军要单独谈一谈。在山坡许多人的注视下，王实味将手中的信交给萧军。信的开头一行是“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这是王实味头一天写的，信中写到“为什么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决问题时，却是蠢到非用‘狐狸式的小狡狯’不可呢？？……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反革命呢？……为什么鲁迅临终时要拉着许广平底手按在他心上呢？……”
萧军当天就把那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并附上几句话：“泽东同志：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让我交给文抗支书，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萧军”
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当众重提旧事宣读了《备忘录》，触犯了众怒，当场就有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萧军一人对众人，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主持会议的吴玉章出面调停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才使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应当检讨检讨。”萧军听后主动和解说：“吴老的话还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丁玲毫不留情地回敬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腾地站了起来，拍案大怒：“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们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这样的一位萧军，日后能要求入党并为党所接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东北就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萧军与共产党从20年代就开始有交往。在方未艾撰写的《我和萧军六十年》回忆录中，记载到：
“1928年是东北军阀变动很大的一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时，被日本关东军使用阴谋炸死在皇姑屯，同时被炸死的还有黑龙江军事督办吴俊升。这时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公开了。东北三省都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还秘密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和由关内转移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进行严厉清查，残酷迫害。
萧军来到沈阳北大营参加了军事学习，不久，王宜之也从舒兰来到了沈阳，住在工业区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的家里。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当时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在叶开家住的还有一位孙东垣，辽宁省黑山县人，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最早的毕业生，和张学良是同期同学。
王宜之和孙东垣有时到北大营去看望我和萧军。我们在星期日也去工业区看望他们。他们介绍我们同叶开认识，还认识了叶开的同学黄稚明。由于他们同王宜之和孙东垣是互相信任的好友，因此，同我们认识不久也信任了我们。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阅读、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和他的朋友方未艾参加冯占海的抗日部队，失败后进入了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1932年，方未艾加入了共产党，与党员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金伯阳、黄吟秋、舒群、金剑啸等有着密切关系。萧军和萧红生活在一起，与方未艾仍保持亲密的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员金剑啸、金伯阳、黄吟秋、舒群、罗锋、侯小古等有着密切往来，并参加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萧红在家中，还为党的地下刊物《东北民众报》用蜡版刻金剑啸的画稿。
萧军和萧红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跋涉》小说集，被日本特务机关上了黑名单，1000册书也被没收焚毁。1934年夏天，夫妻双双逃到青岛，投奔在青岛的中共地下党舒群，萧军和萧红两人分别写出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并得到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青岛晨报》负责人孙乐文的帮助，向鲁迅先生投去一封信，很快得到回信。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被捕，萧军和萧红在中共党员孙乐文帮助下逃离青岛，投奔上海的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帮助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两部长篇小说，由此奠定了萧军和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之后，去临汾、西安、兰州、成都。萧军在《新民报》当编辑，上了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
当时，他公然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为了预防不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他及早离开。萧军到了重庆，在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帮助下，带着妻子和舒群等人化妆逃离，投奔延安。
入党后30多年的磨难
萧军在1948年8月被中央批准入党，并没有因此得到东北局党组织的任何关照，反而遭到东北局刘芝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围攻和批判。
1947年，萧军在东北局的支持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在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一些言论。当年夏季，东北局宣传部自办了《生活报》，由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为领导、宋之的为主编。这样，当年，鲁迅先生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和国防文学派的论争，在哈尔滨又以新的主题和形式以萧军和刘芝明为两派代表，重燃战火。萧军寡不敌众，于1948年11月20日被迫将《文化报》停刊并离开哈尔滨。
随之，刘芝明在东北地区组织了为期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于当年5月在《东北日报》发表了东北“文协”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把萧军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
萧军不服从这样的处理决定，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到底谁对谁不对，20年以后再看……”萧军被下放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在被扣下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的情况下，到了北京找市长彭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在北京，萧军先是到市政府的文物组当了一名考古人员，没有工作关系，养活一家九口人，每月只能领120元的生活费，难以维持。萧军还是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和《第三代》的创作，修改了旧作《八月的乡村》和京剧剧本《武王伐纣》。然而，出版遇阻，1954年9月，勉强再版了《八月的乡村》。10月，出版了《五月的矿山》，但很快被批判，成了“禁书”。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萧军发表文章的路子无望，用4年时间学习中医，“弃文从医”也未成愿。在彭真的帮助下，只好到北京戏曲研究所当上一名研究员。1960年，萧军开始创作40万字的京剧剧本《吴越春秋史话》，1962年完成，结果是“不予出版”。
对于一名作家，作品不准出版，无疑等于将文学生命判处“死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的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
文革之后，萧军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1979年4月28日，接到北京市文联的通知，档案由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转到北京市作协。当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题为“春天里的冬天”发言。
在批判“四人帮”中，萧军由于张春桥当年攻击鲁迅称赞《八月的乡村》是无原则的吹捧，被鲁迅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坚决回击，因此萧军和《八月的乡村》一时间重新复生。随之，萧军出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出版作品，出席种种活动……从1980年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到1988年6月22日患病辞世，仅享有不到9年应有的荣誉和人身权利。
虽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准，关于萧军问题的复查结论，推翻了几十年来强加在萧军头上的种种罪名，但一位作家从41岁开始，毕竟有32年的华年在悲怆中消失。
萧军是位极其坦率坦荡的人，在临终前对女儿萧耘说：“我所以追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是它的一个忠实的老群众，就因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和我追求的目标一致：一是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是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是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是求得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大目标基本上全达到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我反对的只是那些共产党里的蛀虫！”
痛切的沉思
回顾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似乎是萧军孤傲、倔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舒群、罗锋、白朗等人，并没有逃脱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萧军如果像郭沫若在建国后那样做人做事，在文革中失掉儿子和人格、声誉，也是生不如死。如果像巴金、钱钟书、沈从文那样不投奔延安，就能够得以免灾或有所施展吗？萧军如果在1948年入党做了官，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他能够幸免过关，能够避免丁玲、陈企霞、邓拓、吴晗、老舍、曹禺、冯雪峰等人的命运吗？
我曾有机会翻阅萧军的日记，看到他在1943年7月20日写的几句话：
“让我自己宣誓吧！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党，为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吧，经过任何损害与挫折，决不灰心。真理是战胜一切的。”
在我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怆……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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