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两位总编把反映
作者：王忠人
怀柔殴打教师事件说明，“文革”的极“左”势头还不减。事件起因是三名女教师晚上去大队看电影，途中被几个年轻人拦住，先羞辱后动手，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看不惯她们之中有一人烫了头发。当场有200人围观，无人解救。夜里，学校又遭砖头石块袭击，玻璃被砸碎。三名女教师被吓成癔病，四五天昏迷不醒，有的住进医院，学校被迫停课40天。然而这件事就是处理不下去，打人凶手未受到任何惩处。
在杜导正的直接指挥下，怀柔事件报道是作为一个战役打的。群工部成立了专门报道组。记者五下怀柔，连续在怀柔和北京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刊登他们的发言。还发表全国妇联的文章，发表教育部长何东昌谈话，摘发北京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尊重人民教师的通报，公布宣武医院对被打教师身体检查的报告等等，声势浩大。直至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注，他指示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北京市委转达他的意见：“怀柔事件性质恶劣，要抓紧处理，把打教师的凶手抓起来”。这样，经过北京市委多次研究，打教师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
怀柔事件的报道，狠煞了各地不断发生的羞辱教师事件，收效显著，同时也提高了《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中的声望。报社来信陡然上升，由每天100封上下到300——400封。广大中小学教师从宣传报道中看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看到了教育事业的希望。有读者千里迢迢来到报社，表达自己的心声，感谢编辑部。在众多的来信中，天津的一位读者提出，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倡尊师重教，国家应设教师节，时间可在每年暑假后开学第10天为宜。这就为后来设立教师节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这也是怀柔事件报道的一大成果。
二、批评太原卷烟厂大量外送香烟的不正之风。1982年8月12日，《光明日报》一版发表《太原卷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读者来信，揭露该厂领导慷国家之慨，从1979年到1981年批白条4600张外送香烟万条之多。杜导正认为事情很典型，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狠煞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党风和社会风气一段时间仍然严重不纯。在干部队伍中纪律松弛、责任心不强、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到商店购物，要看售货员的脸色；老人乘公共汽车，无人让座，老百姓说“雷锋叔叔不见了”；单位之间办点什么事得送烟送酒，送红包，没烟没酒，“研究研究”。凡此种种，群众反映强烈，中央非常重视。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专门作报告，号召党内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80年2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同年，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用党风纯正来影响带动全社会。
揭发太原卷烟厂外送关系烟的来信登出以后，群众热烈欢迎，于是杜导正又根据读者的要求指示，把白拿香烟的干部名单在报上公布出来。8月26日《光明日报》刊出《接受太原卷烟厂赠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的表格，表中开列姓名、单位、职务、接受香烟数量、品牌、时间，以及烟厂哪位领导批的白条，并限一个月内补交烟款。这种批评形式新颖，尖锐泼辣，不留情面。广大群众读后，耳目一新，拍手称快，夸赞《光明日报》敢动真格的。可谓开创批评报道的新路。
经过连续召开座谈会、刊登读者反映，有关领导人谈话，造成一个纠正不正之风的良好气氛。太原卷烟厂领导和白拿香烟的人纷纷检讨或退回烟款，《光明日报》为此又发表消息，附上一览表，把退款人的姓名、单位、职务、补交烟款数量一一公布，表示欢迎他们知错改错。
这次批评报道，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积极支持和肯定。山西省委办公厅、省经委、省轻工业厅都下发文件，要求下属单位以太原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督促白拿香烟的人限期补交烟款。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在座谈会上说，《光明日报》的报道是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称赞报道推动了全省反不正之风的斗争。
综合那些年《光明日报》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对错误和丑陋现象的批评不留情面。二是连续报道，深入人心。每个典型批评，都给足够的版面，不搞蜻蜓点水，务求解决问题。因此宣传效果极佳。不少报道，首都各报予以摘发。怀柔事件，中国记者协会还在《光明日报》召开现场会议，研讨批评报道问题。
特别值得提及的，有的报道还引起国外新闻界同行的重视。荷兰、日本的记者都专为读者来信报道访问《光明日报》，详细了解稿件来源，发稿过程和审批情况。苏联塔斯社记者则对《光明日报》批评13家单位侵占故宫建筑长期不退还感兴趣。情况是那13家单位长期占据故宫建筑，影响故宫开放，又有火警隐患，多家报纸呼吁解决不了。《光明日报》对这13家单位点名批评，以醒目的形式，一个单位列一行，有中央下属部门，也有部队单位，一视同仁，公开曝光。这种做法，塔斯社记者觉得不好理解，那些单位会接受你们报纸批评而改正吗？然而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根据《光明日报》的揭露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讨论，责成文化部党组认真处理此事。此后那些进占的单位逐步从故宫迁出。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上述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对杨西光、杜导正来说，仅仅是他们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工作，却可以折射出他们全部的宣传报道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旧框框，敢于公开地向“左”的思想和错误现象作斗争。
众所周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就是杨西光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完全可以这样说，西光同志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
同样，杜导正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为充分地反映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呼声和要求，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思想，扶正祛邪，扭转社会不正之风方面，也抓了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等重大典型人物报道。这些典型宣传的指导思想同抓读者来信的宣传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是《光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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