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论司马迁冤狱
作者：戚 文
在李陵投降事实确定以后，谁都可以看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以及为此惨遭迫害是不值得的。这一点司马迁也认识到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但是因此就可以要司马迁对这场悲剧负什么责任，从而为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减轻罪责吗？不可以。其原因是我们不应把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到在此以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时候，事情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事情做一点好的估计，希望在处理上留一点余地，没有什么不对。而且，那还是皇帝自己征求人家意见，人家才讲的。你要人家讲意见，人家如实地讲了。言者无罪。为什么要翻脸整人呢？一切都要顺着你的意图讲，不对就要惩办，那还征求什么意见！
辩护错了，就不该负责吗？不，在汉武帝整治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即使当时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也不能整人。为什么一个人有了罪就不能为他辩护一下呢？
还有，错误的辩护永远不应该与辩护的错误等同。既然有辩护，就会有正确的辩护和错误的辩护，这是辩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只准正确的辩护存在，不准错误的辩护存在，就等于不准辩护。错误的辩护只是一种意见错误，它可以受到质询、批判、谴责、驳斥，但辩护不能构成罪状，不应受到惩处。而且，即便是错误的辩护，也要比没有辩护优越千百倍。因为没有辩护，则不能纠正错误，而错误的辩护，亦能反证正确。为什么要害怕它呢？
大概后来，汉武帝自己也意识到在李陵问题上对司马迁的处置是太残酷了，太不得人心了，于是又提拔司马迁为中书令。有的史学工作者说，这个任命表明了汉武帝的胸怀宽广，爱惜人才；还有人在新编历史故事中，描写汉武帝如何大力鼓励和支持司马迁写《史记》；甚至在有人攻击《史记》时，还出来为司马迁主持正义，并检讨了自己对司马迁处置的错误，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粉饰之词，统统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武帝只是在晚年时，对自己用兵过多，群众负担过重，以及处理太子案件和迷信方士等问题上的错误，作过一个检讨。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这个检讨尽管是被当时群众造反的形势逼出来的，但是毕竟表明汉武帝尽管不及他的乃祖刘邦，可是比起后来的那些昏庸皇帝高明多了。只是这个检讨并没有涉及司马迁的问题，这是不能随意编造的。
四、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和司马迁悲剧的历史回响
司马迁的冤狱是汉武帝的错误处置造成的，但这只是浅层的原因。
造成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是像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制度。
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人民受尽了苦难，社会要求稳定。秦以及代秦而起的汉王朝，适应了这种要求，以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
但封建专制制度，很快就在历史上显现了它那种与历史进步并存发展的反动性和局限性。
中国幅员辽阔的封建王朝，是建立在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地主（或领主）家长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方式是以简陋农具为生产力的小生产经济。这种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小生产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也要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密如蛛网的封建专制特权政治。
村级是家长、族长、亭长（小地主或小领主）——乡级是三老（大地主或大领主）——县级长官是地方和中央政府任命的县令——州级、郡级长官是皇帝任命的州牧、郡守。
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是一座多级宝塔，宝塔的顶尖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在这个制度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奴仆，皇帝一个人主宰着千万人的生死荣辱。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孔老夫子创建的儒家学派，为了建构为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便大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儒家学派提倡的这个伦理体系强化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极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推行和巩固，所以汉武帝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可怜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那时就像站在葡京大酒店赌台上的赌徒一样，一切都要靠那捉摸不定的转盘。如果转上个好皇帝，中彩了，那歌舞升平，一切都好。如果转上个“功大于过”，基本上还好的皇帝，也可以混混。虽然有时不免困难、坎坷，亏了肚子，掉了眼泪，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除了不幸死去的人，其他人总还能逢凶化吉。最糟糕的是转上个坏皇帝，那就输惨了。那时，活都活不下去了，只好像陈胜、吴广那样，扯旗造反，最后是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即使打倒了坏皇帝，小生产的经济土壤，一时也孵不出民主色彩斑斓的金凤凰。尽管如此，新出的皇帝，总能汲取前朝被打倒的经验，讲究治国之道，把小老百姓的生活弄的好一点。
其实，好皇帝和坏皇帝都好办，或者欢呼，或者打倒，就是了。对人民来说，最难办的还是汉武帝这类“功大于过”的皇帝。扯旗造反，绝不应该。他办了那么多好事，特别是抗匈战争的胜利，一雪高祖白登被围之耻，了不起呀！他也关心民瘼，鼓励发展经济。但他的错误也忒多了，征赋过度，冤狱甚多，刚愎自用，不肯改过。所幸他还有点自知之明，晚年知道老百姓反对自己，下了个“罪己诏”，缓和了与人民的对立。否则，只能像后世的乾隆皇帝那样，等自己死了，让下一个皇帝替他清理旧账，封建专制制度，就这个样，有啥办法。
所以司马迁这类冤狱，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是的，从根源上说，都是封建专制制度惹的祸。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大大减少司马迁这类的冤狱，就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但封建专制制度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就要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方式，还要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新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
司马迁冤狱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导了中国历史上一切有良知的人去思索这一切。
这就是司马迁的悲剧，几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回响的原因。正像鲁迅所说，实际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被撕毁，常常要比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作用更强烈。真实的历史悲剧，也是如此。司马迁的血，没有吓倒为思想解放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勇士，反而变成烛照黑暗天空的历史烛光。虽然它的光亮是那样的微弱。
司马迁的历史悲剧就这样成了历史觉醒的清新剂。
我们听听明清之际思想解放先驱战士黄宗羲惊天动地的呼喊吧！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了一个君主，“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此书写于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
这是早于公元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前约256年的呼喊。在封建时代最黑暗的王国——监狱里，“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惨遭“最下腐刑”，“函于粪土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受尽“缧绁之辱”的伟大史学家，不仅以他著名的历史著作遗留后世，也曾以他无辜的血浇灌了被封建专制禁锢的民主初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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