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作者：方 徨
1967年3月的一天，有人到办公室通知我，说接待室有外调人员找我，要我去接待一下。我去了接待室，见里面坐着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彼此通报了姓名，才知道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男同学叫陈亦庆，两位女同学一个叫白兰香、一个叫魏改莲。他们说他们到林县串连，了解到当地造反派对杨贵和林县认识上的分歧，经过和当地群众的接触，他们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但因为两派对立形势越来越严峻，杨贵处境非常危险。他们不久前已将杨贵送到山西，可是山西现在也呆不下去了。因在林县串连时，多次听说过我们的名字，这才想到到北京来找我们，希望能和我们一起找到保护杨贵的办法，帮助他躲过这场劫难。我听了陈亦庆的介绍后，鲜明地表态支持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行动。我建议他们赶快把杨贵送来北京，我们总会找到办法来保证他的安全的。陈亦庆他们还带来一个过去在林县采访过的记者名单，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的宋铮同志。他们想多找一些人，那样办法就会多点。事后，我把和陈亦庆见面的事首先告诉了我的好友程竞明。她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老编辑，曾去过林县和杨贵夫妇很熟，也了解杨贵和林县的许多情况。她听说杨贵被打成反革命，当然非常义愤，表示坚决保护好杨贵的安全。
转眼到了5月份。一天我接到陈亦庆的电话，说他们已将杨贵送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约定好第二天上午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见面。八宝山在北京西郊，当时这一带还比较荒僻，平时去的人不多，只有一条公路通往首都钢铁厂，来往的公交车在八宝山有一站。当天一早我和程竞明乘公共汽车赶往八宝山，进入公墓大门，只见本来应是十分庄严肃穆的地方，眼前却是一片寂寞凄凉的景象。大门外没有警卫，两旁原本整洁的墓园，到处散落着红卫兵来造反时遗留下的标语口号残片，随风四散飘零。早已无人修整的墓道上已是荒草萋萋。按照约好的联络暗号，我们在骨灰堂前的广场上喊了几声，拍拍巴掌，只见从东面一溜长着小松树的山岗上出来几个人，是陈亦庆、白兰香他们领着杨贵等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秦志华，他也是被逼出来躲难的。多年不见杨贵，此次见面只觉得才近四十岁的人却苍老多了。5月的北京天气已比较燥热，可杨贵身上还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握手时他的手抬不起来，说是被批斗时打坏的。此地不便久留，和陈亦庆等简单交谈几句，陈亦庆郑重地说：“这就把老杨交给你们了。”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那时我家住在军事博物馆对面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大院内。原有三室一厅住房，“文革”开始不久机关造反派以“资产阶级特权”为名，将我们的房子挤出一间让给另一户住，就显得挤了。好在我和老伴早已安排好，杨贵就先在我家安顿下来。我们还和孩子们讲好不要带同学回家，更不要说家里来了客人。所以，老杨在我家住的几天，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不几天，程竞明就来把杨贵接到她家去住了。程竞明家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里，房子比较宽敞，老杨在她家住的时间比较长。老杨被大学生送到北京以后，林县两派斗争仍非常激烈，尤其是杨贵失踪后，要打倒他的一派到处派人打听他的消息，扬言要把他抓回去，又限制杨贵妻子、儿女的自由，使他们一家互相音讯断绝。后来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几次要冲击国务院宿舍抄家抓人，看来她家也不安全，程竞明又把杨贵转移到朝阳区纺织部宿舍她姨母家去住。她姨父吴本藩是纺织部顾问，两位老人正直慈祥，对杨贵的遭遇极为同情，照顾得很好。可是不久纺织部宿舍里也掀起揪斗高潮，老专家更难幸免，只好匆忙又将杨贵转到别处。杨贵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北京住了近三个月，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一般转移都是在晚上，有时由我和程竞明护送，有时由陈亦庆他们负责，真有点像当年打游击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一样。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可是老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当时大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多久、发展趋势如何都心中无底，总希望杨贵和林县的问题能早点解决才好。怎么办？这时我们想到周总理。周总理对杨贵和林县的工作是了解的，特别是修建红旗渠时，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是支持的，还几次要杨贵到中央来汇报工作，杨贵受到过赞扬。因此，我们想要解决杨贵和林县问题，只有靠党中央、周总理，把林县和杨贵的现状，直接捅到周总理那里去，也许能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我们和杨贵及大学生们商量取得一致的认识后，决定由我执笔起草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希望总理出面干预。我在这封信中，主要用事实驳斥了林县要打倒杨贵的那一派人的观点和对杨贵莫须有的罪名。认为在杨贵主持下过去的林县工作成就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修建“红旗渠”更是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不能随便诬蔑否定。信中还介绍了林县目前的情况及杨贵所处的危险境遇，希望总理能出面干预，以求早日解决杨贵和林县的问题。信写好后我和程竞明签了名交给陈亦庆，由他送到人民日报社请宋铮签名，然后经人民日报社和中央联系的渠道，信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这是1967年7月间的事。
信送上没几天，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同室的老编辑杨居人突然小声问我：“方徨，你们把杨贵藏起来了吧？”我大吃一惊，保护杨贵的事若被机关造反派们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我们非常注意保密，机关里谁都不知道。我听杨居人问我，当然吃惊了。杨居人看我紧张的样子，连声说：“别紧张，别紧张，你们是做了件好事嘛！”然后告诉我他知道此事的经过，说还看到了我们写给总理的信，上面有总理的批示。这时我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文革初期，河南造反派冲击省委时，把时任省委领导人之一的纪登奎揪出来批斗，保纪的一派中有人认识杨居人。在纪登奎被批斗激烈时，也是偷偷地把他送到北京住在杨居人家里。因此，杨居人和纪登奎相识了。纪登奎比较早的就得到解放回河南工作，1967年中央正着手解决各地区两派大联合的事，河南两大造反派到北京开会，河南省委派纪登奎来主持。他临走前，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把总理交给他的这封信又转交纪登奎，要他到北京找到写信的几个人，查明杨贵下落，并要和他联系上。纪登奎又转托杨居人，才找到了我。杨居人说，信上总理的批示，大意是说“杨贵和林县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说林县是‘黑旗县’，‘红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杨贵，早日把他解脱出来。”听了杨居人的话，我当然高兴极了，总理亲自过问，杨贵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了。随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杨贵本人和陈亦庆他们，大家的心情当然都和我一样，深深为周总理、刘建勋对解决林县和杨贵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而感动。
没有几天，纪登奎派来和杨贵见面的同志来了电话，要我们通知杨贵并把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他。为了安全起见，见面地点定在我家，我请了一天假在家负责招待他们，并在前一天把杨贵接到我家住。和杨贵见面的张成国同志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他们整整谈了一天，晚上才走。此次见面之后，听杨贵说他们又曾多次见面，并有林县派来的同志参加，不过杨贵仍然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只是心境好多了。
这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又突然接到北京市委一位同志的电话，说杨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要接他回郑州去，让我通知老杨做好准备。因为电话来得仓促，我们过去从未同市委的人打过交道，心中不免疑惑，是真的接杨贵回郑州，还是要打倒他的那一派要揪他回林县呢？因为当时的派性还是很严重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和程竞明商量还是亲自到市委摸清情况。于是我们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第二天就去了市委。那时机关秩序还未恢复正常，警备又不像现在这样森严，何况我们手上有新华社的工作证。到了市委顺利地找到主持工作的吴德同志。吴德对打电话的事做了肯定答复，还表扬了我们保护杨贵的事做得对。他当即找来一位秘书，说电话就是我要他打的，安排杨贵回河南的事以后就由他和你们联系。这一下我们真放心了。
第二天傍晚，市委派车从程竞明家把杨贵接走，那位市委秘书也随车来了。从此，杨贵同志结束了几个月的不正常“逃难”生活，我们也完成了“保护任务”。
此后不久，传来杨贵已参加省里三结合领导班子，并兼任林县革委会主任，开始处理两大派大联合的艰难任务，这期间我们联系就不多了。多年后，经周总理点名调杨贵到中央工作，后又到公安部任职，我们才又见到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有一段时期他又蒙受不白之冤，出于对他人品的了解，我们始终是支持他、帮助他的。后来在当时中央许多老同志的关心指示下，他的这些不白之冤也都搞清楚了。由于杨贵同志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我们曾与他一度患难与共，到晚年，我们倒真成了“莫逆之交”了。
（责任编辑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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