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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为民主理想拼搏终生
作者：郑连根
《生活日报》创刊的前几天，爆发了“六一事变”，广东和广西的军阀联合起来，声称“抗日反蒋”。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支持这次事变。而《生活日报》则力排众议，宣传“枪口对外，团结御侮”，并提出了“全国一致对外的口号”，呼吁“必须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抗战”，显示了邹韬奋高远的政治见解。
《生活日报》的创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的刘少奇，于1933年5月24日、6月19日两次署名“莫文华”给邹韬奋写信，对于出版《生活日报》表示欢迎，并就该刊的性质、任务与宣传方针提出建议。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加上编者的话，表示完全接受。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同邹韬奋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员胡愈之、恽逸群等参加了《生活日报》的工作。
《生活日报》是一家在贫民窟出版的报纸，困难极大。稿件要经过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审查，“帝国主义”只能写成“□□主义”；纸张昂贵，印刷条件差，铅字不全，常常要在大标题里镶小号字。例如，缺少“铲”字，就印一个“产”，下面加括弧注“加金旁”。另外就是华南地区交通不便，严重地影响了《生活日报》的发行。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建议《生活日报》迁往上海，以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邹韬奋接受了这个建议。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在香港自动停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在香港出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生活日报》没能在上海出版。于是，《生活日报周刊》宣布迁往上海，并改名为《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依然任主编兼发行人。可惜，出版不久，邹韬奋就被捕入狱了———1936年11月23日，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因主张抗战被捕，这便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邹韬奋也没有停止著述，他写道：“我要掮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七君子”被关243天后出狱。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邹韬奋又出版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取道香港、广东、广西抵达武汉。到武汉后，邹韬奋到八路军办事处访问了周恩来，主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的邹韬奋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主持的书店和出版物遍及全国，甚至在海外华侨中也有许多读者。国民党当局也企图控制邹韬奋，遂对他软硬兼施：一面威胁说“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另一面又拉他参加国民党。1938年初，蒋介石亲自找邹韬奋、杜重远谈话，要他们“特别注重组织的重要”。但邹韬奋不为所动，反倒一再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劝他留在党外，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1938年3月，邹韬奋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被推为名誉理事。7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参政员，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大会。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大会，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经过激烈辩论，此提案获得了通过。不过，国民党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受这个提案的约束。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借《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等法令压制进步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邹韬奋主持的书店多次被封，主编的刊物也多次受到刁难，他的文章屡次被检扣。为了争取书店和刊物的生存权利，他多次给国民党当局写信表示抗议。他还亲自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交涉，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是邹韬奋在南洋公学的同班同学，邹韬奋也找他“晤谈”，争取“自由空间”。徐恩曾直率地对邹韬奋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徐恩曾还承认“跟”了邹韬奋达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他加入了共产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一要求被邹韬奋当场拒绝了，徐恩曾十分恼怒。
为了理想，为了“主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邹韬奋先生留给后人的又一笔精神遗产。
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举国为之震惊，邹韬奋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社论，但全文被扣。愤怒之下，邹韬奋决定在报上“开天窗”以示抗议。这之后，他再次陷入危险的处境中，他在秘密拜访了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后，于2月25日凌晨4时只身一人化装出走，取道湖南、广西，最后抵达香港。
邹韬奋抵港时，范长江等人正在筹办《华商报》。他们用预付稿费的方式在经济上资助邹韬奋，随后又在报上连载了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与此同时，邹韬奋自己也在积极地筹办刊物，经过努力，《大众生活》于5月17日复刊出版。邹韬奋在复刊辞中写道：“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此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的《大众生活》不得不再次停刊。至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躲在“贫民窟”中避难。后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工作委员会将邹韬奋、沈雁冰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由香港转移到内地，他们一行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于1942年1月15日抵达东江游击队的机关报《东江民报》编辑部，此后又经过多次辗转，至9月下旬才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会见了粟裕、黄克诚、陈丕显等领导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考察给了邹韬奋极大的信心，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过去十来年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3年2月，邹韬奋被确诊为耳癌。陈毅军长主持紧急会议，研究治疗问题。病中的邹韬奋也表示：“希望病愈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努力二三十年”，还说要办一家日报。1944年初，病情稍好，他就又提笔撰写《患难余生记》，计划写五章，可是只写到第三章就因病情恶化而写不下去了。6月2日，邹韬奋召集亲友，口述遗嘱，“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同时他还请求中共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还勉励眷属、子女，努力工作、学习，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1944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邹韬奋与世长辞，遗体以“季晋卿”假名入殓。在邹韬奋病逝之后，刘少奇与陈毅书写挽联：“噩耗传来，忆抗敌冤狱，民主文章，革命气骨，涕泪洒襟哭贤哲；胜利在望，看欧西革故，敌后鼎新，人民抬头，光芒到处慰英灵。”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邹韬奋家属，高度评价了邹韬奋先生的一生，电称：“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的临终请求，并以此引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也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是无愧于这些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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