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蒋斌将军蒙难记
作者：王书君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十二月十二日即下达了对张学良的撤职令，足以证明通电并未扣压。西安事变的主要目标是南京政府，南京方面当日就已收到，对其它地方，还有什么积压扣发的必要呢？
显然，所有这一切谎言，纯系应德田假借张学良的名义诬陷蒋斌，因为应得田知道，张将军被囚禁，蒋斌已遭毒手，死活皆无法对证，信口胡说，谁能奈何得我？同时，这也是应德田之流逃避滥杀无辜之罪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无独有偶，西安事变五十年后，又跳出来一个叫岳崇的人，写了一篇《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的短文，文中说：“当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等以及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急电，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
可是，岳崇又在此文中自相矛盾地说：“总部送我去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学习，当双十二事变第二天，友人郑公权来到我家，行色仓皇，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登着大字标题：《张学狼（良）劫持统帅》、《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当时我感到惊奇。”
岳崇一面说电报“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一面又说在事变的第二天，他在南京就看到报上登出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这不是恰恰证明西安方面及时发出了“八大主张的通电”？
更可笑的是，岳文中还无中生有地说：“蒋骥是他弟弟，管理铁路军运。”可是，据蒋斌嫡孙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他的文章中说我祖父有个弟弟，实际上，我祖父几代单传，而且到祖父这一代也是几房才有一个男的。我父亲也是独子，到我这一代才有哥哥和我，我和哥哥又各有一子，他文章中说的那人，我们家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可见，自相矛盾、道听途说的岳文，哪有什么可信度？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据我姨婆回忆，岳崇是我祖父手下的一个尉官，平时不务正业，西安事变之前早已在南京学习，整个西安事变全过程，他根本没有参加，何来诬蔑先祖的言词呢？”
郭维城曾书面证实道：“蒋斌的罪名是私通南京政府，扣发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这完全是陷害诬蔑。蒋确未扣发电报，而且，所有这些电报都是密码的，都是先经机要部门秘书起草，张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不知道电报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部门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分别送领导阅批，蒋斌和电台不知道内容。”
这里，郭老又从专业技术和工作程序的角度，一再强调，当时，任何人是无法扣发或擅发电报的。
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以及《西安事变电文选》中，我们从南京中央驻洛办事处在事变期间发给南京政府的八十封密电中来看，也未能找到任何一个字，能证明蒋斌在西安事变期间与南京“秘密勾结”。
高存信在书面证明信中写道：“若干电报和回忆录中，都没有蒋斌与南京勾结的材料，可见说‘勾结南京’纯属为陷害蒋斌而制造的杀人借口，现在有不少人在重复这个问题，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时制造的谎言。”
更有甚者，孙铭九、应德田行凶之后，为了进一步掩盖杀人罪行，又诬蔑蒋斌是“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甚至还离奇地编造说：“张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然而，事后又推卸罪责，说枪毙蒋斌是“大家说的”。
孙铭九的同伙、时任西北军军法处长的米暂沉，直到1986年还借出版《杨虎城传》之机，在书中诬陷说：“西安事变证明，剿总交通处长蒋斌和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都是军统特务。蒋斌积压了事变对外通电，黄念堂在事变前刹那，走漏了消息。”
然而，众所周知，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而蒋斌、黄念堂则于1937年2月2日便已遇难，可见，造谣者的伎俩也实在太拙劣了。
蒋斌惨遭杀害，至今已六十六年了。为了告慰“二二暴乱”中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洗雪诬蔑陷害不实之词，还遇难者以历史清白，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文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许多当年与蒋斌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出面替蒋斌作证，他们分别是原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曾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东北老一辈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之子、解放军炮兵副司令高存信，白竟凡女士等，以及众多当事人。
郭维城证实道：“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杀，罪名是蒋斌私通南京政府，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还说他是特务，这完全是诬蔑。”“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公布的材料，没有一件能对此作出说明，诬陷者更是拿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经与蒋斌一起办公，我可以证明蒋斌被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高存信的夫人白竟凡亦撰文写道：“我本人为了考证蒋斌的政治情况，为慎重起见，亲自向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对蒋斌进行是不是‘军统和中统特务’及‘十人团’、‘复兴团’等反动组织成员的查证，公安部查阅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特务名单，查证结果是：‘经查无此人材料’。”
1988年4月，蒋桢先生亲自来到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他：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蒋斌却早已于1937年2月被害死，为什么你出书还诬指他是“军统特务”？
米暂沉当面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表示内疚，并说要在《团结报》上公开赔礼道歉，以此骗走了青年人，但后来至死他也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蒋桢先生在信中还对我说：“文革时，我还去上海市政府参议室找孙铭九，可他一直躲着我，不敢见。”
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先祖的问题，我此次专门去台湾查询有关资料，……我去了台北忠烈祠，不见其牌位，抚恤档案也没有。在忠烈祠左边的祠堂里只见到在‘剿匪时期’一栏中有徐方之名，（“西北剿总”参谋长与先祖同时遇难），也不见王以哲、宋学礼等将军的名位。当然，王以哲大陆已经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台湾当然不可能以他为忠烈了。但我祖父呢？一些人说他‘勾结南京中央，投靠何应钦将军’，如果果真如此，他则是忠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当然可以名列忠烈祠，可是里面没有先祖。可见一些人的污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了。”
高存信在证明信中认为：“经过五十多年的实际考验和我的研究，证明蒋斌是个爱国志士，而被无辜杀害的，现在应该实事求是追认为烈士。”
郭维城在证明信中也说："我可负责证明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可以这样说，蒋斌将军既是一位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同时又是一位至今仍被诬陷栽赃的爱国志士。据悉，大陆有关部门最近正在调查落实，着手为蒋斌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我在海外闻此，深感快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