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浓极而淡” 

何 英



  严歌苓接连推出的两部长篇都是以“躲藏”为主题,《第九个寡妇》写一个女人将公公藏在红薯窖十几年的传奇;《小姨多鹤》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中国家庭怎样将一个战后日本孤女藏匿几十年,以及她与这个家庭的恩怨一生。这两个长篇的操作手段基本类似,都是既要了传奇的外壳,又舍了传奇的惊险紧张,反而将传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里,用严歌苓自己的话来说,是“浓极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这样概括自己的写作近况,其实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会明白。这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说,既没有为她赢得奖项,也好像没机会被改编成电影,却是严歌苓自己最喜欢、认为写得最好的小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严歌苓这么多小说,不管是从成长记忆中提取线索的,还是海外移民题材,或新近出来的这两部长篇力作,说到文学上最华丽的绽放,还是《雌性的草地》。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释放了她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而这两个母题也始终纠葛在一起,从《雌性的草地》开始到《小姨多鹤》,严歌苓始终放不下的文学情结每每被这两个母题点燃、贯穿。接连推出两部躲藏为内容的长篇绝不是偶然,是严歌苓早年就情所独钟、深埋心中的母题情结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再往后,情结还是这个情结,即使篇幅再长、语言再讲究、设计再精心,终究还是原来的茉莉香片又续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谓的“浓极而淡”了。严歌苓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对自己作品的理性认识要精准得多。
  人们会觉得严歌苓的两部新长篇与她以前的国内题材不同,抛弃了个人体验式,转向了宏大史诗式。其实她并没有大变。对很多作家来说,大变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写作就围绕一两个不多的情结而展开。在严歌苓小说群中,除却海外移民题材,明白无误写躲藏的就有这三部,而这三部又是严歌苓小说的重要作品。
  由当初敏感、压抑的本能性发现,到目前《小姨多鹤》的焦点转移,严歌苓对于这一母题的体认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只能靠技术手段来弥补早期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第九个寡妇》等看上去华丽无比,技术娴熟,语言地道,但由于并没有贯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而导致文学性让位于影像性、诗性让位于故事性。她真的是浓极而淡了。
  当然,《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先验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生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
  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了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何英,青年评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就职于新疆文联,副研究员。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等多家杂志报纸发表约7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呈现新疆》,代表作品有《<虚土>的七个方向》《新疆当代文学生态扫描》《对<秦腔>评论的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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