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节 



  在亚当出门期问,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了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把菲比赶紧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
  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个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抬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问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做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会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块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力。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一面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详。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问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吗?”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找我来!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言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当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