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
  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黄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一九三七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知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一团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一声:“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个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蹚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干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的时候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