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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国民党在集中营里对共产党严刑逼供的场景。放在这里好像不是很合适。不过我豁出去了,为了有工作,凶狠也罢,残忍也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反正我是本来就是兵痞,这么做无可厚非。

  当我恶狠狠地推开面试室的门,里面坐着一溜长得很领导的领导,立马时间我就矮了一截,刚才的气魄烟消云散。领导是一个很权威的名词,面对权威我们通常只有两个办法,当他和自己的利益无关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躲开他;当你无处可躲的时候,你只能装孙子。而且这孙子只能装在心里,或者表现在神态上,却不能挂在嘴上。如果进门就叫那些领导作"爷爷",你的工作指定没戏--拍马屁不能拍得过度,不然就会被马踢。

  那天,我走进去,先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然后灿烂地笑了一下,一扫在等候室的忧伤,而那些领导却不领我的脸。虽然这个无伤大雅,但是我总感觉自己有热脸贴到别人冷屁股上的尴尬,这是我的礼貌,遭到冷遇还能够忍受,如果马屁拍到马腿上,却不是我可以忍受的,而且,我还不知道,这马屁要怎么拍才响。

  面试时候问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回答的,我在走出来以后忘得一干二净,我只感觉到一种了却心事的轻松。虽然我不学无术,但是跟那天的竞争者比起来,还是略胜一筹。尤其是和我一个专业出来的那些人,除了陈二。陈二才是我的对手,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就倒霉,如果他没有实力,就不能让我倒霉。我相信,跟我在一起他也倒霉,不过到现在为止,陈二依然一无所知。

  那天出来以后,看见我班上一位同学带着一个貌似他老爸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在我离开之前,看见他和那些领导攀谈。下午两点,我和陈二准备离开那个城镇,看见上午面试我的那些领导从一家酒店里走出来,歪歪斜斜踉踉跄跄的。我同学和他的老爸跟在他们后面,满脸谄笑。

  那天下午面试结束后,我和陈二马上搭汽车返回学校。在车上,我觉得一种难言的痛感,这种痛和被欺骗有关。事实上,在我这么思想以前,莫名的厌倦情绪已经慢慢滋长,那种情绪并不算强烈,但险恶十足。这种情绪带来一种怀疑,对现存的一切价值的怀疑。让我感觉到无边的空虚,过去的生活变得苍白,没有任何意义。

  我对陈二说:"我们被骗了。"

  陈二说:"不会吧?我觉得这面试挺正式的。"

  我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所做的就是在那个场所出现,为一些人的工作做好光荣的陪衬。他们需要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人才去跑龙套。现在演出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回家了。"

  陈二没有说话。

  良久,他才犹豫地说:"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吧?"

  我说:"那我们就等待吧,总会有结果的。"

  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被录用的就是那位带着家长去请领导吃饭的同学。而且,单位说得冠冕堂皇--为了照顾同学们的隐私,所以成绩不公布,结果也不公布。那些消息都是我们从身边的同学口中知道的。虽然是道听途说,不过和事实相差也不远吧?公平的笔试和抽签面试只是制造一个气氛而已。我想起看过的一则故事,我是在王小波的杂文里看到的,据他说本故事出自一篇匈牙利小说《会说话的猪》:

  一群国有农场的种猪聚在一起发牢骚--这些动物的主要工作是传种。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做"母猪架子"的人造母猪传种。该架子新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像母猪,用了十几年,早就磨得光秃秃的了,那些种猪天天挺着大肚子往母猪架子上跳,感觉有如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难免口出怨言,它们的牢骚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几撮毛,给我们点气氛也好!(本段落引自王小波《有关"给点气氛"》,作者注)

  开始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大笑。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我和陈二居然心甘情愿地做了粘在那台机器上的一簇毛。

  我们的家庭一无显赫身世背景,二无家财万贯,想要找工作不知道还要做多少次毛。我倒无所谓,因为自己是兵痞的缘故,我可以去乡下做代课的体育老师,争取培养出更多的兵痞。但是陈二写得一手好诗,不仅仅在我们的学校呼声极高,在整个省城也有点小名气,要咽下这口气可就难了。所以他打电话过去问单位的领导,咨询成绩的相关事宜。

  那领导说:"你具体的成绩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录用谁不是只看成绩的,我们还要看很多东西,比如综合素质,以及你做事说话的方法态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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