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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

　　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

　　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

　　与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

　　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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