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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杨帆舅舅的声音像赵大爷一样苍老。刚接电话,他就警觉地问我是谁。我说:“杨帆的朋友!”那边无所谓的声音,立马变得小心翼翼,小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但我还是艰难地得知了杨帆母亲的病情:肝硬化!

  杨帆舅舅说,这病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杨母也在坚持打针吃药。不过要把病根去掉,还得花不少钱,杨帆舅舅隐隐约约地向我透露:杨家已经债台高筑,杨母又整天为杨帆的事黯然神伤。我只得一一告诉杨帆舅舅:杨帆在道义上是无辜的,请伯母别伤心;我们已逃到安全的地方,请伯母放心;不要对外提起我们的情况,请伯母小心。此外,请伯母一定要配合治病,我们在这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会尽快寄钱过来。

  回到梅城,我没有把杨母得病的消息告诉杨帆——她现在还承受不起。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许多钱——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给予的孝心方式,也只有金钱。

  在萧金贵的帮助下,我在电缆厂兼了一份清洁工。每天早上六点至七点,中午一点至两点,下午五点半至六点半,三个时段打扫厂区走廊、院子及职工生活区的卫生,同时冲洗大厂房“24 24坑位”的大厕所,月薪七百元。

  这的确是一件恶心的差事。那些苍蝇、蛆、烟头、卫生巾、塑料袋、钥匙、小刀以及芹菜、土豆、辣椒的混合呕吐物全部沤在尿液中、屎渍上,我得将它们冲进下水道。这些黄的、黑的、白的、红的污秽常常让我恶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可恶的是,被我冲洗得窗明几净的坑位,不久又会堆满偏道的屎,渗出的尿,落红的卫生巾,恶臭的呕吐物,它们的制造涌现永远没有尽头!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大学生,像我这样清扫着以民工为主的厂区厕所。当然,在这儿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下班之前,能够在空荡荡的厂区厕所内免费冲凉。

  刘义曾经强烈反对,萧金贵也是,杨帆更不例外。

  刘义甚至骂过我:“想钱都想疯了!”当我表达的确很缺钱的时候,他成功地怂恿我去赌了一次,但还是输了四十块钱,他对此就表示爱莫能助了。毕竟他赢钱也不容易,花钱又太过奢侈,总不可能每月给我七百元吧。

  萧金贵的意思是让我去做另一份工作。他认为这两份工对我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事倍功半。但放眼四顾,在梅村这个以小作坊工业为主的地方,新手根本找不到超过一千五百块的工作。梅镇倒是有,但萧金贵知道,我离不开女友“吴双”。

  杨帆也反对过。她说我们两个人,加上以后生下的小孩子,一个月八百块也够用了,何况我们还能写点稿子挣钱。其实她也明白,钱永远没有够的时候,何况我们的确很需要钱,在任何一个方面。被杨帆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将杨母生病的消息,转接到自己母亲的身上。杨帆听后变得十分理解与支持,并提出她也得干些什么,但除了写她的稿子,恐怕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八月,生活清贫、幸福而又安全。

  梅镇没有任何关于杨帆的通缉,梅城也没有。陈菁的“救平会”因暑假的到来而偃旗息鼓,赵大爷也一直待在四川老家,虽然整日以泪洗面,身子骨倒还算硬朗。火车站的乘警已经不再一一对照杨帆的照片,报道的热闹期已经过了,通缉令上的悬赏稳定到了十二万元。大方位的海底捞针人民警察耗不起,这不过是一件普通杀人案,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干。

  八月上旬的时候,萧金贵帮“吴双”找到了一份家教。那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碎碎地扎了八根小辫子,性格挺文静,学习也很认真。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英语,每天三个小时三十块钱,杨帆也轻松乐意得很。此外,作家小姐又在本地报纸上发了几篇文章,所以八月毒辣的阳光,于我们开始有了阳光灿烂的味道。

  刘义和肖晓萍还没有整出儿子,关系似乎有些紧张。但肖晓萍仍然朝我家跑,她对杨帆肚中的孩子喜欢得很,弄得她好像不会生孩子似的。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几乎每隔一天,肖晓萍就会捎来奶粉、摇篮、背带、童装之类的玩意儿,估计等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这当老爸的就可以不花一个子了。

  八月中旬的时候,杨帆草拟了一套《夫妻积分条例》,并成功地强迫我在《女人日记》上签字、画押。在这套充斥着“女权主义”的制度下,杨帆采用的是“科学量化标准”,比如我煮一次饭可以得三分,洗一件衣服两分,上一天班五分,读一本小说三分,讲一个笑话一分,为她的舞蹈鼓掌两分。当然,这些积分是可以向杨帆提出消费请求的,比如点一首歌会扣去十分,牵一次手用掉二十分,接一次吻花销五十分,积分超过了五十,用杨帆的话就是:“让你睡回床上,我给你来个全方位高品质的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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