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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杨帆仓促中化了一个男妆,事已办妥,马上出发。

  临走的时候,小猫已经伏在沙发上睡着了,如释重负的王大娘却突然说了句:“孩子,天凉,多穿点衣服啊!”杨帆顿了顿,一行清泪就从她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我听杨帆说:“她多像我妈啊!”

  暴风雨后的凌晨弥漫着野性的清香,我们走街穿巷,专拣偏僻的地方奔逃。在社区公告栏上,张贴着不断更新的通缉令,杨帆那张获校元旦晚会舞蹈金奖的照片被彩打在通缉令上,旁边还有一个吓人的数字:十万。

  也许因为这一场春雨的缘故,前往杨公桥的路上,我们没有再遇到一个警察。倒是在天桥看到了几个头裹蓝色布巾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她们蜷曲着的身体旁边,放着七八个帆布口袋,以及躺着五六个满脸肮脏的熟睡小孩。我和杨帆路过这些外地艺人与儿童乞丐时,有一个小孩正从睡眠中冻醒。只见他坐在阴暗的灯光下,拿出小刀瑟瑟发抖地剜着红肿的冻疮。杨帆停下来,脱下我那件米黄色的外套递了过去,又命令我掏了珍贵的十块钱给他。

  我们大约凌晨一点到达杨公桥。我们在桥墩下的垃圾堆旁坐下,看着近处野草上晶莹的露水,吹着雨后清新的夜风,感受到复返自由的惬意释然。然后我给蔡小田发了短信。我紧紧地拥抱着最亲爱的女人,坐等天明。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阵雨,之后又吹来一股猛烈的风,我从繁杂的睡眠中醒来,感到脑子有些胀,身子也有些冷。我本想从箱子里找件衣服来穿上,但杨帆正躺在我怀里,她的睡姿安静唯美,我不忍打碎她难得的美梦。但不久,我就感到了寒冷——这种寒意不仅来自于外界,就连我的骨头、内脏、血液,全部是冰冷的。幸好杨帆不久也醒了,她睡眼惺忪地问:“小峰你怎么在发抖?”我说:“有点冷。”杨帆自责连连地起身打开箱子,刚翻出一件厚衣服的时候,蔡小田的电话就来了。

  在蔡小田的指导下,我们在杨公桥的右出口找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嘉陵摩托。蔡小田戴上硕大的特制头盔,驱车在崎岖的弯道上攀爬。车至半山腰的时候我们折向了松林繁郁的土岔路,又往前行了约五分钟,来到一大片黄土平台。但见空气清新、树木苍翠、百鸟鸣啭,平台上零零散散地放了三套木凳石桌,边缘处各有三条石板路,沿左边而下,就到了蔡小田的秘密住所。

  据蔡小田说,这是一个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别墅群,改革开放后政府将其划分成数套小宅出售——这“一平台三别墅”均属于蔡小田的一个好朋友。此友好云游四方,就把房子转给了乡下的一个亲戚,亲戚装修一番后经营“农家乐”,却生意寡清。恰逢蔡小田需要安心写一个诗剧,这朋友就招呼亲戚低价租了一栋给他。平时三餐、热水都可与隔壁的房东搭伙,获得不少便利。

  杨帆到洗手间洗掉墨迹,换回了女儿身。她一出来,就让正在腾挪客房的蔡小田大惊失色,以一种天外飞仙的惊讶口吻赞了句:“太美了!太美了!”而杨帆显然被蔡小田的丑陋吓了一大跳,但一听说蔡小田是作家马上就笑逐颜开。我将案情的始末,小心翼翼地给蔡小田讲了,谈到在法律求证上的无能为力时,蔡小田比我们还焦急地搓着手,念叨着:“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出去了,不多久,便见他端来六个馒头、两盆稀饭、一碟咸菜,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从法律证据角度为我们出谋划策。只可惜这些想法都经不起推敲,才说了一半,他自己就先否定了自己。

  杨帆感激地苦笑道:“谢谢蔡大哥,但小峰和我讨论过了,我现在找不到证人和证据,光凭嘴解释是没有法子的。”蔡小田却坚信道:“不可能,绝对有办法,绝对有办法。”之后他又询问了杨帆诸多场景与细节,杨帆似乎不愿再老调重弹,只草草地敷衍了几句。到最后蔡小田终于尴尬地摊了摊手,说:“这可难办了啊,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会有这么复杂的事情。”

  杨帆幸福地看了看我,乐观地转换话题道:“蔡大哥,要发表文章容易吗?”

  “容易。”蔡小田温和地答道。

  而杨帆却感叹道:“那我高中时的投稿怎么全被退回来啦?”

  蔡小田儒雅翩翩地问:“你投的是什么杂志?”

  “《收获》。”说完杨帆就咯咯笑起来,“我那时投的是一首诗!”

  “什么诗?”蔡小田似乎很感兴趣。

  “喏,狗屁诗,瞎写的。”杨帆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蔡小田却紧追不舍地问:“你,你可以念给我听听吗?”

  杨帆不好意思地说:“蔡大哥会笑话我的!”

  蔡小田一本正经地保证道:“我不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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