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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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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把获奖证书放到衣橱下面的抽屉里，关抽屉的刹那我低头，看见了床下那个已落满灰尘的纸箱。 我使劲拖出它，打开。最上层，水晶小房子在灯光的照耀下，还是那么晶莹剔透。 我把它托在手心里，擎高，看它光滑的切面、分明的棱角、五颜六色的光，依然那么漂亮。这样看着的时候，我似乎还能记起那些时光，清晰的在我眼前跳跃。我轻轻吹去它上面的三两点浮灰，然后把它重新放回箱子里去。我还很仔细地拂去了箱子上的灰尘，为它的缝隙粘上了透明胶带。 粘胶带的时候，那“嗤啦”、“嗤啦”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膜，连同我的记忆与心。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我曾经喜欢过的男孩子，在我还喜欢他的那些日子里，善良的微笑、和气的模样，还有他说“她是我同桌”时的义正词严。 这样的回忆让我觉得美好，可是也有隐隐的哀伤：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原谅他。或许，永远永远都无法原谅他了。 因为我这样想：你可以用任何事情来开玩笑，可是你不能拿16岁的感情开玩笑。 毕竟16岁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伤害了，就永远无法平复——这才是最让我痛心与遗憾的、留在岁月肌肤上的隐隐的疤痕。 寒假照例是要补课的。 没有人抱怨，每个人似乎都很习惯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使命。4周的寒假如果能放一周也没人埋怨什么，如果能放10天，那简直就是上帝开恩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四周可以不必到校上课。因为我请假了——寒假里，我要去省城找老师学习播音主持方面的专业课。 去教务处请假的那天，恰巧碰见了夏薇薇。她表情讥诮，脸上有不屑的笑。 “陶滢，你要用左手拿话筒吗？”她这样问，似不经意，却又如此刻意。 我没好气地回嘴：“难道左手不可以拿话筒吗？”我昂首挺胸从她面前走过去，再回头，看见她气急败坏的脸。 其实，除语文老师外，没有人认为我会成功。 包括田佳佳。 她微微皱着眉头，不说话，过很久终于问我：“是真的喜欢吗？” “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斩钉截铁。 那些困顿而尴尬的岁月，那些自卑而迷茫的年华里，我从来不知道，梦想本身有如此可亲、可爱的面孔。 换句话说，生命，对我而言，已许久未如此饱满过了。 我是说，饱满。 饱满，就是种子破土、树叶抽芽，一小团的茧握在手心。是鼓而胀的质感，填充在生活的角落里，让你感觉不虚无。 我终于在有了梦想之后，感受到生命那些华美的颜色，在晴好午后慵懒停靠。 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光里我曾弄丢过我自己：我的未来、我的梦想、我的希望。那是我记忆中最张皇失措的一段时间，我如同象棋棋盘上的卒子，手持盾牌，步步为营，只能向前，不可后退。我无意伤人，能不被人伤，已实属不易。 那些人前人后的嘲笑、三三两两的指点，不过是湍流的河，奋力趟过去，一切不过如此——早已练就一身不怕死的胆，哪怕你说我脸皮厚。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或许未遗忘，但已不害怕。 因为同学们终究是健忘的。分班之后太多故事散落了，除了日益逼近的高考，大脑里容不下其他。我对陌生人从来不怨不恨，因为我知道，我的忘不了，不过是因为极之希望落空后的极之失望，或者说，我只是无法面对张怿、夏薇薇、徐畅，以及一切与当时事件发生联系的人与物。 感谢梦想——因为一场突然落幕的爱，我却找回了我的梦想。 它太仓促地就介入了我毫无准备的生活之中，然而突如其来的冲击并不让人感觉痛苦，或许可以说，还带来了某种欢愉。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然而，经历了这一切，我无路可逃，唯有背水一战。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希望，唯一能拯救前途、拯救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找到了我的路，再苦、再难也要咬牙走下去。毕竟，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无力走路，而是无路可走。 感谢田佳佳，她收起担忧的眼神，而给予我无比坚定的鼓励：她只是在自习课的时候给我传了无数张小纸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到底。 只是没有想到，妈妈的态度那么开明。 她在电话里听完了我的设想，沉默了一小会儿，问我：“你觉得你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吗？” 我说：“是。” 她又问：“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克制力抵御那些诱惑和压力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妈妈叹口气，说：“是啊，你也不过是个孩子。” 沉默了一会，她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在艺术学院做老师，我向她打听一下好不好？如果她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就勇敢地尝试一下！” 她的语气坚定、沉着，充满轻松的鼓励。我隔着一条电话线，看不见她的表情，可是总觉得内心里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在轻轻地、柔软地开放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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